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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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廉洁文化

红色廉洁文化

红色廉洁文化红色廉洁文化,简称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有机结合,是用以倡导廉洁、正直、公正、诚信等道德品质的文化理念,具有独特性、普遍性和时代性。

红文化,就是以党的先进性和优良传统为基础,以党的历史、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方面的典型事迹和个人为素材,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典籍、诗歌、歌曲、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等。

红文化的核心是对廉洁正直、公正诚信等道德品质的强调,这是由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决定的。

党所倡导的廉洁文化,是对腐败现象的根治,它要求党员干部要反潜规则、主动担当,拒腐防变、自以为甚,始终保持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

廉政文化不仅弘扬人们的廉洁思想和精神,而且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更大程度地体验红色事业的创痛与奋斗。

廉政文化从历史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种种勇武,也观照着革命成功的人民决心、奋斗及过程,为新的廉洁事业起到规范性的作用。

在红文化的理念下,做一个廉洁高尚的人,应该由自己做起,从抵制腐败、反对浪费、降低消费等细节做起。

只有严守廉洁自律,才能驾驭时代的潮流,才能跟中国共产党外名善良的品质缔结无尽的情谊。

就如一名有家教的人总是能在遇事中自处得体一样,指引人们自由、安详、从容地面对生活与工作中的种种挑战。

总之,践行红文化,要求我们更高尚、更纯粹、更自律;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尊重过去,去追逐、保护、沉淀并传承好与人民密切、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文化和历史。

廉洁文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升华,更是对今后党员、干部们性空间的加油鼓劲,为国家、为人民建设充满正能量的生产力和智慧智能提供更坚实的精神引领。

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三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三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三原则作者:许冬冬来源:《学习周报·教与学》2020年第18期摘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是吏治的核心。

在历史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廉政文化,总的来说,主要是三个基本的原则:齐之以德是基础,授之以利是保障,待之以刑是手段。

关键词:廉政;齐之以德;授之以利;待之以刑《仪礼·乡饮酒礼》有云:“设席于堂廉,东上。

”汉代经学家郑玄注释:“侧边曰廉”。

侧边是棱,代表着平稳、方正,引申为人品道德的正直有原则,干净不贪墨,这也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最本质的要求。

《说文》曰:“政,正也。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本身就带有廉洁的要求,“政”本身就有“廉”的意义。

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是在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其消极的影响,也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

本文仅对传统社会的廉政做一客观简略的叙述,希望能给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有所裨益。

总结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主要有三个基本的原则:齐之以德,授之以利,待之以刑。

一、“齐之以德”是传统廉政建设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廉政的第一要义就是对官吏自身道德的要求。

孔子说:“行己有耻。

”(《论语·子路》)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

”(《孟子·尽心上》)朱熹提出:“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为政》)由此可见,对羞耻感的培养是历代官吏清廉建设的道德基础。

王船山认为要让仁政流行于天下,官吏必须“崇廉耻之精意”(《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八》)。

孟子告诉我们:“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孟子·离娄下》)顾炎武对“取”与“不取”也进行过论述,他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廉耻》)在顾炎武看来,“廉”“耻”息息相关,人有耻然后有廉,无“廉耻”则人就失去了制约,没有什么不可以取,亦没有事情不可以为。

从“包拯”到“包青天”——兼论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

从“包拯”到“包青天”——兼论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
包拯(996—1062),字希仁,谥孝肃,宋代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历任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要职,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在元明清戏剧中,乃至现当代文化中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宋代 历史上真实的官员——“包拯”与元明清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包青天”形象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比 研究一个真实的、优缺点并存的宋代显宦“、能吏”——包拯和元明清以来文艺作品中被神话后的“包青天”形象,探 讨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能吏包拯:廉洁刚肃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的包拯考中进士甲科。宋代的进士科号称“将相科”“,不数年,辄赫然显贵”a。 包拯仕途无疑将极为显赫,但因父母年迈,不愿远离故土,包拯毅然辞去官职,留下奉养双亲,直至父母去世后,才正 式出仕。此时已经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包拯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初为知县,包拯的仕途起点并不高。但至嘉 祐七年(1062),六十四岁的包拯已经官居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即包拯出仕二十六年(1037—1062),共迁官二十五 次b,平均大约一年迁官一次c,可谓非常迅捷! 纵观包拯一生,仕途虽偶有起伏,但总体而言可谓青云直上,步步高升。究其原因,固然与众所周知的包拯刚正 廉明、不畏权势和宋仁宗的爱才偏袒密切相关d,但显然,仅仅廉明、刚正的品德不足以保障一个官员能够在官场稳 稳立足且步步高升,包拯行政能力突出、人际关系协调的“能吏”特色亦是其原因之一。 (一)不畏权贵、强势谏诤 汴京城内权贵遍地,京师治理积弊颇多,包拯权知开封府期间,雷厉风行,以强硬手段去除积弊,提高开封府行 政效率。如惠民河堰塞不通,每年春夏之际多内涝。包拯了解到河塞原因乃中官、势族等权贵在河上“筑园榭,侵惠 民河”所致,故悉令毁去。有中贵人持伪造地券“自言地契若此”,仗势抵制损毁自家亭榭。包拯以开封府所存原始地 契验证其为“伪增步数者”,最终审验劾奏中贵人而毁其亭榭。e 知谏院期间,包拯“数论斥权倖大臣”,如四弹国长张尧佐至今传为美谈。张尧佐乃张贵妃之伯父,一日之间被 任命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等四职“,制命一出,中外惊骇”,包拯强谏希望宋仁宗不要 “私于后宫”,而“以祖业为重,以天下为意”,张尧佐最终未能如愿。f 张贵妃终不甘心,时过境迁,再次请求宋仁宗, 包拯再次谏诤,成功遏制之: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 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 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 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 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g 包拯谏诤之急切,宋仁宗纳谏之狼狈跃然纸上! 嘉祐年间,包拯再任监察官,迁御史中丞,责任更重,但他不畏权贵、不怕触怒皇帝,充分发挥其监察职权。如三 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所辖区内豪民房产、宋祁在蜀“宴饮过度”,前后二任三司使皆因包拯弹奏而罢免。不仅如此, 包拯还“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h,甚至多次上奏皇帝请立东宫,导致宋仁宗极度不满,责问到“卿欲谁立?”包拯 回答说“: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i 可见包拯一心为国、善于谏诤,在立东宫这一久而未决的敏感问题上,不仅打消了皇帝的疑忌之心,且使其接纳了自己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26党史博采 / 2017.08党政干部论坛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思想是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丰富、内涵深刻,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鉴。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广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为政之道,为政之德和为政之术的有机结合。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古代廉政文化,考察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古为今用,有利于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史记》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史记》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中蕴含着诸多反腐倡廉素材,包括“以民为本”、“尚廉”、“尚贤”、“以德为先”等廉政思想精髓。

司马迁的《史记》首先设立《循吏列传》,后世正史纷纷仿效,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循吏列传》是《史记》列传的第五十九篇。

“循吏”是指守法循理的官吏。

《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

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位高权重的社稷之臣。

其中,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

《史记》中概括说明设立“循吏列传”原因的文字有两处,一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史记·循吏列传》前面的小序。

前者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意思是说按照国家法令、事物的情理办事的官吏,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虽无百姓称赞,但是没有什么过失,因此作《循吏列传》。

后者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意思是说国家设立法令和刑罚,是为了引导民众守法向善,禁绝邪恶诈伪之事,即使国家法令和刑罚不完备,但是善良的民众依然能够心存畏惧,修养身心,是因为为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法纪。

海瑞清廉的故事

海瑞清廉的故事

海瑞清廉的故事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廉官员,他以其廉洁正直的品质闻名于世。

他的故事充满了勇气、正义和忠诚,这些品质使他成为历史上备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海瑞出生在一个寒微的家庭,但他自小就热爱学习,对于正义和公平有着强烈的意识。

他的坚持和努力使他获得了一次次的晋升机会,最终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

在担任官员期间,海瑞非常注重廉洁和公正。

他严格要求自己,在处理官司和管理财政方面坚持公平和透明,绝不接受贿赂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利益。

他曾经被人寄了一笔钱财,但他毫不犹豫地将其上交给了朝廷。

他的这种廉洁风格深受人们的敬佩和赞扬。

不仅在管理上,海瑞在朝廷内外都表现出了他的清廉正直。

一次,他看到一名官员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之便收取钱财。

海瑞毫不犹豫地向朝廷举报了这个官员,最终使得这个官员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海瑞的举报行为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但他坚持正义的品质使他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海瑞还致力于改革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他为民众争取了更多的福利和权益。

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和苛捐杂税,使得百姓的负担得到了减轻。

他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得更多的子弟能够接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素质和生活水平。

海瑞的清廉品质给予了他广泛的声誉和赞誉。

他的故事不仅在明代流传,而且影响着后世。

他的清廉风范成为了后来官员们的楷模,对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瑞清廉的故事向人们传递了正直、公正和勇于追求正义的价值观。

他的故事激励着人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面对诱惑和腐败,为社会的进步和公平而努力。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廉洁正直的品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目标。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当代启示(压缩)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当代启示(压缩)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当代启示一、中国古代廉政的内涵与本质“廉”字在古汉语中有许多含义。

据《周礼》记载,“廉”的含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这“六廉”是最早的官吏考核标准,即为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智。

用现代话讲,廉就是与贪污受贿等道德沦丧的事情相反的清廉政治。

“政者,正也。

”也就是说古代“政”与“正”是相通的。

所以“政”的本意可以概括为政局的清明,政治的公正,政风的良善。

后来,廉政中一词中的“政”指特定的政治上的涵义。

“廉政”一词合而用之,最早见于春秋时期。

廉政就是廉正,它既指静态政局的清正廉明,也指动态政治的公正无私,还指官场风气的正直良善,更指官员个人作风的廉洁正派。

廉政的本质是为民。

中国古代讲“政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

廉政为民的本质,就统治集团整体而言就是执政为民,就统治集团的个体而言就是做官为民。

结合廉政的概念以及古代廉政建设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出廉政对政治有两个方面的内在规范要求:第一,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廉政不仅是对整个统治集团而言,还包括对官员个体素质的要求。

廉政要求政局要清正廉明,官员要廉洁公正。

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来看,创业帝王多数以廉开国,而王朝中兴也多从廉政着手。

第二,从被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廉政是统治阶层与百姓的一致要求。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党和群众的共同呼声。

在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长远利益以达长治久安,必然要求政治局面清廉、朝廷官吏廉洁。

作为百姓更是希望政治清明和官吏廉洁,因为这是负担减轻,生活幸福的外在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当代即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取向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政权与朝代的更迭过程中,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都特别注重统治阶层的廉政建设问题。

崇廉尚洁(廉政文化进校园)

崇廉尚洁(廉政文化进校园)

• 徐有功 (?-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 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徐有功先后任过 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 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 等职。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 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的他三次 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 虽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一心执法守正。因此徐 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 "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崇廉尚洁
合肥二,就是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 • 洁是洁白,就是指人生光明磊落的态度;清楚一点 的说,廉洁就是说我们做人要有清清白白的行为, 光明磊落的态度。
廉洁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和正义价值的一种情操, 以及据此产生的道德行为和状态。 • 据《辞海》释义,“廉洁”即清廉、清白。廉洁就 是社会个体保持自身清白正直,以守真与守正来拒 斥各种诱惑,防止为外在环境所驱使、玷污和变质。
廉洁漫画
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形势严峻
• 我国的腐败经历了80年代抬头、90年代 恶性发展、21世纪明抢恶要,三个不同 阶段,腐败不是被遏制而是大大地向前 发展了! • 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 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 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的问题屡 禁不止。 • 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越来越突 出。近年来,发生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 业的违纪违法案件增多,特别是“一把 手”违纪违法案件增多。
• 3.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 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 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 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 ,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 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 因此而被称为“一钱太守”。 4.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 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 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 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 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 到很深的教育。

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

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

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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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1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廉政文化,有四个基本范畴,一是指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世界,形成廉洁从政的文化动力;二是指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用健康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三是指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文化;四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社会境界在心理上的一种文化反映。

廉政文化,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创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廉政文化理论,赋予了廉政文化崭新的内涵,形成了社会主义廉政文化。

它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廉政文化成果,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进步和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3 廉政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国内外执政党加强廉政建设的成果,坚持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思想在廉政建设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而又具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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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
廉政不仅是一种政风,更是一种文化。

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

它不因历代政治、制度的更迭而消失。

廉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华文化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廉政文化起源
中国廉政文化萌芽于中华文化形成之初,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期。

那时,人类虽然没有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廉政意识,却有了平均分配食物的概念,有了最早的廉政行为和措施,并给后世留下了民主议事、推举有德者居其位的廉政记忆。

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首先提出了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这里所提到的简而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文化的最早记载。

把廉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则是在西周初年。

《周礼·天官·小宰》日: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日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好评);二日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日廉敬(指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四日廉正(指不倾邪,品行方正);五日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日廉辨(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

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辨六件事。

这种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的做法,称为六廉。

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道德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无一不褒扬廉,其中法家更是把廉和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礼义廉耻是立国之本,并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

墨家学派也同样强调廉在道德伦理中的重要意义,因而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

此后的各个朝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了各种法典以奖廉罚贪。

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明初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

在我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产生了诸如吏治廉洁的标准、治贪之道、节俭治贪等廉论以及许多或讴歌廉洁,或鞭挞贪腐的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故事、格言、警句等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廉政文化。

这些在廉政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观念形态和出现的人物事件,构成了内涵丰富、外延清晰的中国廉政文化发展脉络。

二、中国廉政文化发展中的典章与制度
我国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伴生于中华廉政文化萌芽时期。

其中,官职设置上的互相制约,道德教育与法制规范的相互配合,严厉惩处与细密防范的有效措施,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尤为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尚书·尧典》有鞭作官刑的记载。

《尚书》的《胤征》《伊训》等篇记述了夏商两代统治者对官吏职责、义务的界定及官吏失职、渎职、贪污等犯罪行为处罚的具体内容。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的形成,廉政制度初步建立起来,民本、德治、仁、道、法治’等深刻影响后世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也在此时产生。

战国以降,官僚行政制度逐渐取代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

头脑比较清醒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他们能够意识到,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和崇尚廉政的社会风气,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兴。

衰存亡。

正如《晋书》所说: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

礼一义正,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廉政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

如,先秦两汉时期汉代对受贿罪的惩治,魏晋隋唐时期的魏晋南北朝考试选拔官吏、吏部考司的考课复审、唐代选拔监察官员
的标准¨,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吏任职回避、官吏的考课制度沅典章、大明律、晚清的监察和官吏考核等。


三、中国兼政文化与道德
中国廉政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官德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德治的优良传统,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从政者的座右铭。

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白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

历朝历代对于中国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造就了一系列的官德规范,推动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历久弥新。

作为观念形态,古代社会的廉政思想不断呈现。

《周礼》关于廉政的思想显然已不再停留于廉政的简单含义,认为衡量一个官吏是否廉政的标准,不仅关乎人品、道德,而且还有一个能力、职称问题。

并对如何衡量廉能、廉法等,设计了具体、细密的考核办法。

这无疑大大拓宽了对廉政的理解范畴,扩充了廉政文化的内容。

统治者倡行廉政的基本思想自然与维护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有关,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社会长治久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正义。

这是毋容置疑的。

春秋时期,经历百家争鸣的洗礼,儒学得到迅速发展,廉政文化也随之与时俱进,廉政思想成为儒家宣扬的重要的道德思想。

儒家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道德伦理和精神支柱。

其中,廉,即廉政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调廉者,政之奉也。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

据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稳固国家的统治,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地推崇和实施廉政思想,并把廉政作为官德的重要内容和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重要准则,廉政文化也因此得到不断地加固和弘扬。

例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孑l子节用爱人、孟子民为贵、董仲舒食禄者不与民争利、司马迁奉法循理,魏晋隋唐时期的曹操赏罚分明、诸葛亮威之以法,限之以爵、魏征居安思危、节奢以俭,宋元明清时期的宋太祖勤政节俭、王安石的廉政思想、耶律楚材的廉政思想、明太祖治乱世重典、康熙的廉政思想、康有为的廉政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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