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
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
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作者：薛辉来源：天府新论本站发布时间：2007-7-15 15:20:02阅读量：792次在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其中一项显著的变革程序。
随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不再独立地、垄断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通过民营化、签约外包的市场化方式与其他公共管理者分享管理责任，承担管理义务。
从这种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模式当中，不但可以提炼出诸多政治学基本问题的内涵，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可以对于发展政治学价值体系创造出新的时代内容。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历来是西方国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曾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进行了完善，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
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分离之后，在当代又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之势。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交织范围不断扩充，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性日益增强。
而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以及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互动过程中都渐趋凸显，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
由此，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完成了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
在这种开放的思维模式体系中，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
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主体划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也出现扩大化倾向，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而且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盈利部门。
”[1]这意味着，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
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每一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
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政治学解读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政治【关键词】公共治理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公民社会【摘要】从政治学角度看，公共治理理论有三个层面的基础。
公共治理的个人层面基础是个人自由，制度层面基础是有限政府，社会层面基础是公民社会。
对于有着迥异于西方的传统、面临着不同于西方问题的中国来说，公共治理理论总体上不能移植，至少现在还不适合。
余金刚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政治学解读公共治理的个人层面基础———个人自由从公共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来看，政府失灵是其一个主要原因。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失效为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空间。
而政府干预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无限膨胀。
随着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的出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则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并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政府失灵”的理论。
因此，在理论渊源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为公共治理理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而在价值层面上，公共治理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古典个人自由的回归。
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和国家观认为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容易侵犯个人自由的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
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必须限制政府权力。
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挥市场的作用，挖掘第三部门的治理潜力，高度重视自组织网络的自主治理等等，这些理念都必然要求要限制政府权力、反对全能政府。
公共治理理论之所以重返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的福利国家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张，侵犯了个人自由：首先，福利国家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必然要扩张政府权力，从而侵犯了个人权利，不利于市场的自由竞争。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哈耶克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是维护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至于分配正义，则被他视为正义观念滥用的结果，追求结果平等的分配正义必然是和市场的自发秩序和个人自由格格不入的。
其次，福利国家造成了行政权力即狭义的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膨胀，破坏了分权与制衡原则。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是两个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它们探讨和研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组织。
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学科领域的联系和差异，并探讨它们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
一、政治学的定义与作用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学科。
它关注政治制度、政府决策、政治权力和政治思想等方面。
政治学主要研究政权如何形成、维持和转变，以及政府如何管理和执政。
政治学通常涉及对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以及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探讨。
政治学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治学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研究基础。
它通过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为政府提供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其次，政治学帮助人们理解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运行机制，从而更好地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
最后，政治学还通过对民主政治和治理进行研究，为构建和维护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公共管理的定义与作用公共管理是一门研究公共事务组织和管理的学科。
它关注公共机构、公共政策及其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资源的利用等方面。
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提高公共事务的效率和效果，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公共管理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公共管理为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它通过研究公共机构的运行和管理，为政府提供有效管理公共事务的方法和策略。
其次，公共管理促进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资源的管理。
它帮助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满足民众的需求。
最后，公共管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它通过改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组织，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联系与差异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首先，两者都关注政府和公共事务，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政治学更注重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运行机制，研究政府的决策和执政。
而公共管理更注重公共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关注公共机构的运行和公共资源的利用。
其次，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侧重点也有所差异。
论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论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柳宝珠随着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
一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主体，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以政府为核心、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准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的公共组织系统。
政府基本属性和职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以及当代公共事务变化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作为公共组织最重要构成部分的政府组织，是公共管理的首要主体，也是公共管理的核心。
政府公共管理主体的首要地位，不仅决定于政府的本质属性以及政府与市场基本关系的根本要求，而且还具体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事务变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管理的需求上。
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治性公共事务的扩大对管理的需求，决定了公共管理的主体首先必须是政府作为涉及社会全体公众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其基本内涵有政治性事务、经济性事务和狭义社会性事务。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农耕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的简单，占居社会主要地位的是政治性公共事务，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也主要集中在这一范围内并体现为阶级性极强的政治统治，而在当代，随着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和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多样化的要求，使原先许多属于个人的、市场的事务具有了公共的性质，进入了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域；另一方面是随着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以及国家内部阶级对抗的相对减弱，政治性公共事务相对减少，从而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事务呈现了非政治性公共事务不断扩大的发展势头。
公共事务必须由社会公共组织来进行协调和管理，而政府正是社会中基于管理公共事务而产生的最基本的公共机构。
因此，伴随着非政治性公共事务的增加，统筹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职能也必然并首先进入政府领域，使政府职能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阶级统治职能相对的社会管理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为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增进新的具体的内容。
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权威主体多元化研究的开题报告
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权威主体多元化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在现代社会中，诸如教育、卫生、城市规划、交通等各个领域涉及到的公共事务治理越来越重要。
然而，由于公共事务治理牵涉到不同部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因此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权威主体的多元化问题。
过去，政府通常被认为是治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权威主体，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新的力量逐渐涌现，权威主体的多元化问题愈加突出。
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权威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意义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公共卫生治理，成为全球瞩目的议题。
本研究从治理多元化的角度，探讨公共事务治理的现状以及案例，并提出改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对策，对于推进政府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对于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具有切实的意义。
同时，本研究还可以为实际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对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不同权威主体的角色定位、权责划分、协作机制等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究将着重探讨以下问题：1. 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权威主体的多元化现状及其特征。
2. 权威主体多元化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包括利弊得失。
3.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事务治理案例。
4. 提出改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对策与建议，包括合理分工、明确权限、完善协作机制等。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案例的梳理，结合专家访谈的意见和建议，探讨权威主体多元化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四、论文框架本文将分为以下部分：第一部分：引言。
简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主题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权威主体多元化现状及其特征。
分析权威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剖析各种权威主体的特征以及其在治理过程中的优劣。
第三部分：权威主体多元化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理路阐述
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理路阐述在治理理论指导下，出于对中国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的考虑，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强调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树立以公共性为信仰的治理理念，以互助协作为多元治理规则，以法治为保障机制，最终实现以服务好社会公民为目标的治理成效，对创新社会管理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标签：治理理论;治理模式;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模式以政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社会组织与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活动。
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这种新型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老大哥”位置，充分利用政府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丰富经验，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对话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从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政府主导下多元共治模式符合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客观规律。
那么，如何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来有效地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将围绕“主体-理念-规则-保障机制-成效”五个维度进行逻辑建构。
一、构建以政府主导为特点的多元治理主体社会治理如今已然成为政府、社会与公民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成员，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治理网络，主体之间既形成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又在合作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一）发挥政府“元治理”的作用“元治理”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提出的，他认为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形成共振，即三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1]。
荷兰学者路易斯·慕利门在此基础上把元治理分为两个阶段：治理的统治与治理的治理。
治理的统治表示元治理者处于纵向权利的高层，发挥着政策设计的作用，而治理的治理强调权力平行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活动[2]。
由此看出，现代社会治理倡导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摆脱中心主义，扮演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担当多元主体间对话的重要组织者。
学与行政学对政府对社会多元化的理解与管理的思考
学与行政学对政府对社会多元化的理解与管理的思考在当今社会，社会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社会的多元化意味着个体之间的差异化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来自于文化、价值观、认同、经济地位等方面。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需要对社会多元化进行理解和管理。
学与行政学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学与行政学是指理论学科和操作学科的结合。
理论学科主要关注学术研究和知识的体系化，而操作学科则更加强调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与行政学可以提供关于社会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和管理实践经验，帮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和管理社会多元化。
首先，学与行政学为政府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解释。
通过学习与研究，政府可以了解到社会多元化的原因和影响。
例如，社会多元化的原因可以是人口流动、全球化的影响或者历史文化传承等。
理解这些原因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应对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此外，学与行政学还可以帮助政府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管理措施提供指导。
其次，学与行政学对政府的管理提供了方法和工具。
政府在管理社会多元化时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文化冲突、社会不平等、社会凝聚力等。
通过学与行政学的知识，政府可以学习到一些实用的管理方法，如决策制定、利益协调、资源调配等。
同时，学与行政学还为政府提供了各种管理工具，如政策评估模型、决策支持系统等。
这些方法和工具有助于政府更加高效地管理社会多元化。
此外，学与行政学还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和合作。
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需要主动与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合作，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学与行政学提倡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参与，通过建立沟通渠道和公众参与机制，来增加政策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政府可以通过学与行政学的知识和方法，与社会各界共同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多元化的管理和发展。
综上所述，学与行政学在政府对社会多元化的理解与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与研究，政府可以获得多元化的理论解释，并从中获得实用的管理方法和工具。
公共管理中的多元化管理研究
公共管理中的多元化管理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公共管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中，多元化管理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公共管理中的多元化管理研究。
一、多元化管理的概念多元化管理是指在组织或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背景和利益，需要寻找并调动各种资源，使这些多元要素能够和谐共存、相互融合，共同达成组织或社会的目标。
多元化管理不仅仅是处理组织内部员工的差异问题，也涉及到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协同合作。
二、多元化管理的重要性多元化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首先，社会多样性的增加使得组织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管理挑战，多元化管理能够帮助组织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其次，多元化管理有助于凝聚和调动各种资源，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
此外，多元化管理还能够提升组织的形象和声誉，增加社会的认同感。
三、多元化管理的实践方法1. 倾听和尊重多元化管理的第一步是倾听和尊重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组织需要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鼓励员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还需要尊重不同文化背景、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避免歧视和偏见的存在。
2. 提供平等机会多元化管理需要给予所有员工平等的机会，不以任何差异来决定对待。
组织应该建立公正的激励机制和晋升通道，使每个员工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
3. 培养文化敏感性多元化管理需要组织具备文化敏感性，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习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组织需要培养员工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
4.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多元化管理不仅仅是关注内部员工的多样性，还应该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帮助组织共享资源、减少冲突，实现多方共赢。
四、多元化管理的挑战在实践中，多元化管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摩擦和隔阂可能导致团队合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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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作者：薛辉来源：天府新论本站发布时间：2007-7-15 15:20:02阅读量：792次在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其中一项显著的变革程序。
随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不再独立地、垄断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通过民营化、签约外包的市场化方式与其他公共管理者分享管理责任，承担管理义务。
从这种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模式当中，不但可以提炼出诸多政治学基本问题的内涵，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可以对于发展政治学价值体系创造出新的时代内容。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历来是西方国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曾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进行了完善，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
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分离之后，在当代又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之势。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交织范围不断扩充，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性日益增强。
而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以及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互动过程中都渐趋凸显，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
由此，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完成了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
在这种开放的思维模式体系中，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
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主体划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也出现扩大化倾向，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而且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盈利部门。
”[1]这意味着，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
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每一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
……大多数公共服务产业都有重要的私人成分。
”[2]在我国，随着对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的深入，公共管理主体范式也日趋成形。
学界认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
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成分，它仍然是公共管理的主体。
但是随着主体规模的扩大，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的变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和职能发生了变化，并从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旨在提高管理公共事务能力和水平的有效型政府转型。
执政党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成为研究公共管理主体范式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执政党的执政宗旨、执政方式和执政产品都具有公共性；[3]从实践上来看，执政党也仍然掌握着管理政府公共权力的权力，掌握着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
由此，执政党成为公共管理主体成分，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传统集权体制大为松动，国家将原来集中于自身的各种资源逐渐下放还权于社会的情况下，从旧体制下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并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逐渐成形为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团体，是为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的出现，顺利地解决了政府无效、市场失灵的尴尬，承担起一些政府不好做，市场不愿做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理所当然地介入到公共管理的主体领域。
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1、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所要求的参与体系提升民主品质。
政治学说史上，英国社会主义者、政治学家柯尔是参与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他的基而特社会主义理论中，他提出，民主是一种人民参与的政治制度，而实现这种参与的社会政治形式则是以社团为基础的自治。
[4]虽然参与民主观所代表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但是，我们可以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作为证明、完善理论的途径。
民主的内涵在公共管理的范围内体现为“支持有限政府，并以依宪治政和依法行政为框架，以分权框架下的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民主。
这种民主提供特定的激励机制，它激励公民适当地参与公共生活，激励政府官员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公共管理舍弃了传统公共管理追求效率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规范，而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构筑了一套平等、公平、参与、沟通的规范性价值体系。
这种开放式的参与体系体现为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的各类公共组织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广泛的制度化参与，打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通过民营化和合同转包的方式，还权于社会，给其他有能力的公共组织以充分的发展机会。
可以说，公共管理模式的这一转型更加有效地吸收了社会成分的自主参与，减弱了民主发展的羁绊，释放了民主的能量，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背景下也生成了新的合法性依据。
她在调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领导途径的要求下，在党政分开、宪政法制的规范下，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以更加有效、更加合乎规范的姿态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
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定位，增强了其以往历史必然性合法存在的说服力，也在实际上扩充着民主的内涵，维护着民主的精神，提升了民主的品质。
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合法性依据生成的内在力量。
2、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伴生的责任分担增强稳定内核。
学者欧文·E ·休斯指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公民同意推举某人以其名义进行治理，但是必须满足公民的利益并为公民服务。
”所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责任机制。
”[6]责任机制的不健全或不完善，很容易造成政府代理义务失效，不能充分地满足公民的利益并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如果主流政治行为不能赢得人民的满意，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就必然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稳定程度也必然发生动摇。
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追求的是公共利益。
在维护这一利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管理的各部分主体必然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
学者Denhart也指出，面对全球化整合的潮流，在公私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更应思考责任的重要性，应从对政府职责的讨论转向对公共责任的关注。
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必然带来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
政府在转移公共管理职能的同时，将一部分管理责任也转移给各类民间组织，试图通过它们提供的更有效、更经济、质量更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更好地力行部分公共责任。
政府从具体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就能够以监察者和指导者身份审视公共管理质量和效益，促进公众权益和福利的扩大，从宏观上完善自己承担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
责任分担的机制不仅仅扩大了社会责任的覆盖面，实质上是开发利用了高品质的社会资源，大大增加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量，缓解了传统的公共行政中政府独揽独包而造成的不经济、不效率的现象，并在新的社会效率、效能生成的基础上增加人民对公共利益实现的满意程度，给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添加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维护了社会有序运行最基本的稳定内核。
3、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引入的竞争政策促进政治发展。
根据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政府系统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只有在具有不俗的表现，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时，才会出现政府治理的绩效。
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率、有能力的政府，使政治体制的决策能力、动员组织能力、应变能力、运行活力、办事效率得到普遍提高，超越以往而能实现新的绩效成果，使政府组织自主制定和执行的公共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便会生成促进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
显然，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性。
在公共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模式的形成，同时也成就了竞争机制这样一种重要的制度性政策安排。
来源于私域企业精神的竞争，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机制，它有利于直接提升政府管理绩效。
也就是说，政府公共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将会极大地提高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极大地降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在允许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的过程中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与此同时，对于具有竞争实力的社会组织而言，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可以提升自我治理的能力水平，更多的是可以在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内通过竞争来激发政府绩效管理的能量，从而保证公共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在中国，随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权限范围的收缩，中国共产党即会获得更加有力的动力支持，在公共管理的改革实践中更好地实现党政分开。
因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方面存在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优势，但是，在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独立承担起对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不可能向全社会提供人们所需的全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所以，将党政关系置于竞争性的管理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有效地催生出新型的党政模式，而这又在客观上对改善党的领导方式、领导途径及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模式为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提供的参与竞争的契机，使得各部分管理者在实践竞争精神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既有活力又有效率的社会生态环境，而这种生态环境的存在，对于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力量之间的良好关系并维持这种关系的持久平衡，又提供了非正式制度下的实现平台。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引入的竞争政策，对经济绩效的考量、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都契合并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要求，从而为政治学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
4、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体现的公共理性塑造公共政治文化。
从文化角度看，真正成熟的公共管理，是一个以公共理性为基础和价值体系的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
所谓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实现的高度沟通化，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理念和价值。
其内容包括：（1）“权利理性”。
权利型社会是社会自主性强，人民依法实行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
（2）“人民理性”。
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民理性，即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民族的利益共同奋斗。
（3 ）“创新理性。
”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只有具有强健的创新理性，才能锐意进取、与时俱进。
[7]在某种程度上说，公共管理模式的深入改革是与民间公共理性因素的成长分不开的。
社会力量自主性的增强，迫使原来主要的管理主体改变管理理念，改善管理方式，大胆放权还权，并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来保护社会力量的成长。
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提升的民主品质，实质上也来源于这种旨在实现民主权利的“权利理性”；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所以，传统的公共行政在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在公共领域利益要求的情况下，必然让位于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分配利益的现代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