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科学发展。科学地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科学发展。科学地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经济的科学发展是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唯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只有掌握科学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作为马克思伟大科学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发展史迄今最科学、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认识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掌握的最重要的科学思想方法。谁要真心实意地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谁就必须自觉地坚持和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当前，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不少新问题，思想理论界面对实际，认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应用的“人气”正在上升。颜鹏飞教授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大变革：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以下简称《新发展观》）就是在这种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一部理论功底深厚、紧密联系实际的力作。

不能否认，时下学术界存在轻视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的浮躁学风，这更反映在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有人笼统地高谈要“发展”、“创新”唯物史观，却不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实际上只是站在唯物史观这座思想宝库的墙外空喊口号或评头论足；有人读了一点原著，浅尝辄止，就要对唯物史观“重新阐释”，“逻辑创新”，主张“从人自身中去寻找”时代的“特殊逻辑”，[1]殊不知这种主张恰恰背离了唯物史观。与这些态度不同，颜鹏飞教授研究唯物史观是在读懂弄通马克思原著上下了真功夫，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联系实际，深化理解初看起来已熟知的原理，同时重视发掘以往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思想，力求准确、全面地运用它们来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在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力求为唯物史观增添反映当代特征的新内容。《新发展观》这本著作正是颜教授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通过严谨、艰苦地科学劳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观》全面深入地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指导，回顾历史，观察现实，思考21世纪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战略。全书史论结合，立论与批判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国情与研究世情结合，视野广阔，论而有据，讲究逻辑，读后给人以诸多教益和启发。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促进中国科学发展是当务之急，这部学术著作将由此凸显其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应用价值，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全面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规律，展现分析国情世情的科学思想方法

《新发展观》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展观”，既是相对于那种从抽象人性出发、从上帝创世出发解释人类历史的主客观唯心主义而言，又是相对于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的社会性来谈论人及其“市民”社会的旧唯物主义而言的；其新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存在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们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关系、推动社会形态发生时代演进的经典论述所揭示的规律。[2]（P32-33）这段论述确实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可是把它当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这种理解却并不全面。

《新发展观》这本著作做出的开拓性的学术贡献，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发掘，并论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逐步丰富、深化的演进过程，在读者面前全面展现了他们揭示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律：

一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时代更替的规律。这种规律既有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大社会形态这种系列的时代依次更替，又有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和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经济）三大社会形态这种系列的时代依次更替；而在不同系列社会经济形态的时代依次更替的过程中，又有相互之间的交融；在每种系列社会形态的时代更替过程中，还存在前后时代因素同时并存的过渡性时期。同时，时代的更替还包括社会技术形态的分阶段发展。

二是社会机体在“从属型发展过程”中，“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规律。人类有史以来，新社会机体不是无中生有地出现的，而是从旧社会机体中脱胎而来的。它会使旧社会机体遗留的具有合理性的“痕迹”扬弃旧社会的某些特点，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从属物；另一方面，旧社会遗留的消极“残余”因素也会作为畸形从属物，作为过时的东西，阻滞新社会机体向前发展。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脱胎于封建制经济形态，它使“利息”、“地租”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形式上保留下来，却转换成从属于资本主义产业资本利润的资本主义利息、地租范畴；而“高利贷”、“劳役制”等消极性的“残余”，则成为与资本主义机体对立的畸形从属物。

三是社会机体在“创造型发展过程”中，“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更替性和开放性规律。每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机体都有占支配地位的主体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它决定其他的一切生产关系。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创造新的器官，使自己逐步丰满成熟起来。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发展中，其就逐步创造出过去时代所缺乏的私人银行乃至中央银行这种新的经济器官，同时，还会孕育未来社会的“萌芽”，例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就分别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从扬弃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支配生产这个角度来看，前者包含消除了私有者管理生产这种未来社会的“萌芽”，后者则包含未来社会的劳动者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并支配生产的“萌芽”。 四是由生产力、经济因素这种“最具本原的力量”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形成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相互之间构成合力的辩证运动，推进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种合力的背后，经济运动是最具本原的推动力，起决定性作用；但它不是绝对、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人的能动性在起作用，这表现在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等领域。从人的能动性来看，历史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①

《新发展观》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作为“自然史”（马克思语）的过程或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上述各种规律综合起作用的结果。颜教授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系列规律的论述称之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3]（P49）狭义指上述第一方面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常常说起的规律，而广义则包括上述四方面全部规律。把唯物史观区分为广义和狭义，这可能是为了同人们以往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这一视角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相区别。现在看来，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这一系列规律是相互联系综合起作用的，既然所有关于这些规律的论述都属于唯物史观，那么今后我们也可以不必再把唯物史观分为“广义”和“狭义”，揭示这一系列规律的论述似可以简称为“唯物史观的发展观”。

《新发展观》为读者大大拓宽了理解唯物史观这座思想宝库的视野，也对以往理解社会经济运动的简单化倾向起到纠偏的作用。而人们一旦从理论上更全面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把这种理解转化为思想方法，指导自己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正确认识现实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来面目。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解得越全面深刻，就越能增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新发展观》对于引导人们深入领会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掌握全面分析国情世情的科学思想方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二、阐释唯物史观关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定位的原理，深入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本书阐释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有着引导人们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深入认识国情、世情的鲜明目的，在系统阐释社会经济形态一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它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展开了深入地分析，突出的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应用时代转换的“过渡时期”范畴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历史时代的交替就像地质时代的交替那样，不是黑白分明一刀切的，“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4]（P407）据此，马克思指出，新旧时代交替的新时代之初，存在“过渡时期”。《新发展观》十分重视这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并用以指导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指出，不同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不同的历史起点。西欧、北美一类发达国家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起点（高起点），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则只能从“特殊起点”（低起点）出发，必定要走“特殊道路”。因此，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中讲的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起点的“过渡时期”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高起点的“过渡时期”具有多种所有制并存、新旧经济组织并存、分配方式具有多样性等过渡性特征，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新生产方式创造物质基础；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全社会形成公有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起点与高起点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远远没有构筑起马克思所讲的那种过渡所应具备的历史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其中包括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3]（P83）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还要经过相应的中级、高级阶段，才能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