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民族魂

鲁迅为民族魂 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今日揭晓，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奖，这又让国人多了一些感慨。中国文学，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一片盛开异卉奇葩的艺术苑圊，一座语言文字砌成的美丽宫殿，搏动着一个伟大民族丰富而深邃的灵魂，五千年古国盛衰兴亡的风云在其中舒卷；中国文学，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对人类精神宝库永久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作家习惯于跪着看外国作家，特别是对西方作家。一些外国文学的推介者也总是喜欢挟洋自重，搞得神秘兮兮，把中国作家给唬住了。那些被唬住的作家，又装神弄鬼，唬弄后来者。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作家是被吓大的。到我们真的长大，我们才发现，那些唬住我们的东西未必都那么高深，甚至很多也不过尔尔。中国作家固然不能自尊自大，也没必要自轻自贱。即便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优秀作家，中国的优秀作家也并非不可比肩，换成中国作家得一得诺贝尔奖，也并非说不过去。全世界文学总体上在走下坡。大师越来越少，能工巧匠越来越多，这也给评奖带来了困难，诺奖毕竟每年必须评。这似乎没有道理：没理由要求人类社会每年都以大致相等的速度发展，文学也是如此，应该有爆发期，也有沉寂期。如果硬评，势必造成了娱乐化。这些年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愈演愈烈的诺奖娱乐事件，不能说跟这种硬评没有关系。而且一个作家一生几十年，就能看出成就吗？所以我想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考虑不定期评奖，乃至评去世的作家，虽然缺乏时效，但是文学本来就不讲时效的；虽然这些作家已去世，但文学本来就不是现世的事业。让历史来说话，才有说服力。在没有功利之下，作家们，包括中国作家们安心写自己的作品，写出好精品来。 那么，精品是怎么来的呢？一是呕心沥血呕出来的。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中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诗鬼李贺正是最好注脚，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意境新颖诡异，文笔潇洒飘逸，但每写一首诗，就像大病一场。所以李母一看他动笔，就心疼地说：我儿又呕血了。果然，他27岁即骑鹤而去。精品是千删万改改出来的。要论文笔好，《红楼梦》当推第一，曹雪芹修改文章工夫之大，也实属楷模。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贫病无医，幼子夭折，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批阅十载，增减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是迄今仍无人超越的文学高峰。精品是学问堆出来的。没有扎实的学问来支撑，就不可能有好文笔，大家泰斗，学富五车，才会有下笔如有神的境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思辨随笔》，无不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驾轻就熟，信手拈来，而且，想象丰富，深入浅出，文笔优美，堪称经典。 文学是人学，泱泱五千年传统儒家思想即孔子的思想，其实是代表着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正如中堂立轴和瓷器上的绘画，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正在欢天喜地过大年或庆丰收。另一种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坐在松荫之下体会天人合一的意境。这两种题材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由道家演变出的道教有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儒家学说在孔孟、墨子时代还是动的哲学，孔子本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少有静观宇宙的话，注重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到孟子时代，更讲求大丈夫之论，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濂溪、横渠、二程等人出入佛、道十几年，深受道家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可见欲的影响，再加上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结果，他们虽然未看破世情，却要灭尽人欲，儒教也变为静的哲学，让人凡事不要动，不许动。只要我们驱荀韩，直追孔孟，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比较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可以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曾经被提名为诺奖之一的鲁迅，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网上，中国人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讨论不绝于耳。年复一年，每年诺贝尔颁奖都要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 中国人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此文中，站在笔者的角度上分析一下个中的原因，给出一个答案。 首先，我要问，诺贝尔奖是奖励什么的？那还用说，当然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思想的”，说得通俗一些，那就是：指明方向的（有“Idea”的）人有奖，跟着屁股走的（没有“Idea”的）人得不到奖。这就是说，诺贝尔奖是奖给个人的，不是奖给群体的，是“个人主义”！为什么？待笔者从头道来。 思想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一种创新思想或所谓“灵感”几乎只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闪现，同时在两个人的头脑中闪现就非常罕见，而一种创新思想同时在多个人的头脑中闪现几无可能。所以，笔者认为，创新思想是极端私有化、个人化的行为，拿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翻开历届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名单可以印证笔者的观点，同一个项目中，一人获奖的最多，两人获奖的较少，多人获奖的最少。即令如此，往往在共同获奖的人中，仍然有一个是提出原创思想的人。 其实，何止诺贝尔奖，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无论是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上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个人的烙印。（在科学中尤为明显，大量的定律、公式、常数都是以发现人或发明人命名的，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黎曼空间、阿贝尔群、欧拉方程、欧姆、安培、普朗克常数、哈勃常数、普罗卡氏区等等，哲学上的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等等），杰出人物的思想是一把锋利的尖刀，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短的超越几十年，长一点的超越一、两百年，更长的甚至要超越数千年之久（如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各位必将会知道的周文王的“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经”）。所以，笔者认为，思想创新是个人思想的产物。故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不尊重个人的权利、不尊重个人的人格、不尊重个人的思想，不尊重个人的价值，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创新。专制下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意大利的布努诺）。 科学发现和发明讲的是服从真理，哪怕是相对真理。然而科学的真理多半掌握在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牛顿、爱因斯坦等等）手中。所以对于科学发现来讲，从来是多数服从少数，甚至是全世界服从一个人！！ 所以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承认“人民创造历史”，又要承认“精英创造历史”，这样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西方的创新思想多，得诺贝尔奖的人多，而中国创新思想少？笔者认为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西方文化尊重个人，强调个性，强调差异，而要说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正是每个人头脑中思想的差异。反之，东方文化尊重集体，强调共性，主张“中庸之道”。而思想创新恰恰是在于不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化！可以说，没有差异化的思想，就不会有进步。如果某一学科的理论思想逐渐趋于同一化，人云亦云，那么该学科多半僵化了，“死”了。所以从根源上来说，强调共性的东方思想不适于创新。 创新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多数服从少数”等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大相径庭，格格不入。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绝对是一个贬义词，是除了“反革命”、“右派”以外最可怖的“帽子”，是知识分子所最忌讳的。八十年代以前，“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帽子一旦被戴上，就大祸临头，永世不得翻身。现在恐怕很多老知识分子谈起来仍心有余悸。假如在科学界某人敢于挑战权威，那么在单位得到的评语会是：此人个人主义严重，狂妄自大，好冒尖，目无师长，“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此人多半要“下地狱”，发配下去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中国人崇尚的是“集体的力量”。讲的是“群策群力”，讲的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讲的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 实际上这严重地压抑了个人创新思想的诞生。因为，如果真是“创新思想”，就必然和原来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就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笔者认为，思想之所以先进正是因为它太超前，知道的人太少，“阳春白雪，和者皆寡”（多半只有孤家寡人，也就是思想者本人！！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到大家都明白了还谈得上什么先进？科学史上的无数事例表明，许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都要等到发现（明）人去世多年以后才得到世人的承认。不仅仅是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皆是如此（画家梵高，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等等）典型的事例知道的人很多，笔者在此不一一列出。而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往往都是不为人知的弱者，少数。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直接同思想创新所需的环境相冲突，这是中国人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 评价一个大环境是否适合思想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民主，是否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否尊重个人的人格、是否尊重个人的思想，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 中国要想思想创新，首先必须改变自身的环境。 其二，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有人提出许多与当时主流思想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会是错误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创新思想一定是寓于这些与主流思想相左的观点中。所以，哪怕是这些观点一时还不能得到验证，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时，这些人提出不同观点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的观点应该有地方发表，讨论和交流。不尊重甚至压制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搞“一言堂”，国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不同观点的马寅初、黄万里等人，现在他们的观点都得到证实，但国家的损失已无法挽回）。笔者认为，科学界急需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大环境，而不是要所谓“科学警察”，因为“科学警察”永远只会维护当时旧的科学秩序，比如相对论出来时维护牛顿绝对时空论的秩序，超越相对论的思想出来以后维护相对论的秩序。（平心而论，笔者觉得现在国际上物理学界的环境也好不到那里，所以，埋没创新思想的历史仍会不断地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