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西安事变是指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被称为西安事变（Xi'an Incident）或双十二政变，是中国国共两党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联合合作的转折点。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兵谏地点展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对话和谈判。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指当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地点——西安金花镇悦来客栈。
这个地点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中一段重要的篇章。
西安事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夕。
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共同致力于保卫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然而，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士对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们希望尽快结束内战，以便全力抵御日本的侵略。
同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未来政权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在西安举行会议，商讨对抗日本的具体战略。
当时，张学良意识到，除了军事方面的合作，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解决方式也至关重要。
于是，他们决定将事态升级，并派遣架空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北上，划定军事行动的红线。
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兵谏地点的重要性凸显起来。
悦来客栈成为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谈判的关键场所。
虽然正常来说，作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他们本应在国家最高行政和决策机构内进行对话，但考虑到时机的敏感性和保密性，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地点。
在悦来客栈的会谈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展开了长时间的交谈和辩论，两位领袖针对国家未来的命运以及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案提出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国共两党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取消国共两党的分裂和解散特务系统等。
这些提案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和反对。
随着谈判的进行，西安事变兵谏地点成为了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动了整个国内外，对于抗日战争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在西安。
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此事件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抗日战线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中正，蒋中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
[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12.22宋美龄接见蒋中正，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
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结果•西安事变后停止了攘外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事件。
这一事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稳定，并对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背景西安事变的背景，源于抗日战争的推进。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渐渐向其他地区侵扰。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卢沟桥附近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之后，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波澜壮阔地进行。
然而，国共两党在共同抵抗日本入侵上的矛盾和争夺依旧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加剧，互相之间的信任减少。
这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 事件经过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率领军队从重庆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
蒋介石的目的是征求他们的支持，以推进南京政府的抗日运动。
但蒋介石在西安的行为却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
三天后，张学良在会谈中指责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污名化张家军队以及对民间的压迫。
蒋介石请求离开，但是被张学良扣留。
蒋介石的被扣押，使沙场上的抗日战争失去了指挥和主导者。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重要将领的支持下，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了14天，事态十分严重。
3. 影响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和国家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抗日战争而言，这次事变造成了重要的指挥中断。
在整个事件发生期间，南京政府对抗日的行动被迫停顿，顿时陷入了无力的境地。
这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都有着详尽的记述。
同时，事件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的加剧，影响了党间的关系。
而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在软禁期间被迫放弃了对于国家和国民党的完全的掌控权。
这也为中国后来的政治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在西安事变过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渐渐改善。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携手对日反侵略，可谓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对于领袖地位的争夺，对于国共合作是危险的，并且是必须避免的。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详细阐述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合作的开端。
当时国共党与蒋介石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擒获了蒋介石，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党都认为需要行动，避免内战的爆发。
事变后，蒋介石也开始重视国共合作，放弃了以军阀眼光看待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两党共同抗日的团结。
2. 改革思想：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改革。
在这个事件中，发生摆脱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执政中的军阀和官僚主义。
从此，“革命”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斗争意识，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
3. “国民政府和谈”战略：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国民政府的战争策略，即与日本列强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皖南事变，南京大屠杀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这样在更好的情况下，抗战可以更好地继续。
此后，蒋介石发表了让“千万人民向敌人开枪”的著名声明，国共两党奔锋相对，共同面对日本的进攻。
二、军事影响1. 军队的调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和谈”，使张学良能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重新组建和部署他的军队。
而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军火等物资支持，这使得他的军队重新取得了自信，变得更为强大。
西安事变还导致了李宗仁率领的“西府”军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合并。
这导致了军队的合并与调整，并促使军队对于“国共合作”心态的变化。
2. 共产党对军队及政治的调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化更为突出，推进了“政治工作队制度”（即将独立的政治工作团队组织起来并建立与主力部队或工作机构紧密配合的制度），强化了军队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了军队的政治思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监禁事件。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兵，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救国的通电，提出：
1、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2、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蒋中正被迫接受协议。
即：
1、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
2、开展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12月25日下午，蒋中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
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解决。
张学良被扣留。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关东军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
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将一段路轨炸毁。
日军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日军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
次日4时，日军第五大队由铁岭到北大营加入战斗。
5时半，东北军退到沈阳东山，日军占领北大营。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事发前，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
应不抵抗，最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
”9月19日，日军将沈阳占领。
东北军继续执行不抵抗，使日军占领东北三省。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三方面的重要谈判。
这次事变的发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进行合作和谈判的努力。
在西安事变观后，我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政治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和斗争，双方的立场和利益都有很大的分歧。
然而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业，放下了过去的恩怨，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和协商。
这种合作与斗争的关系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让我更加理解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西安事变也让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正面临着国内的混乱和外国的侵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进行合作和谈判，共同抵抗外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精神和行为让我深受感动。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立和斗争的格局，也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种历史事件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和复杂，也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西安事变也让我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进行合作和谈判，共同抵抗外敌，这种政治力量的调和和妥协让我深受启发。
在当今世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依然存在，各种政治冲突和战争也时有发生。
西安事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是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和谈判，共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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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西安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
蒋介石召见邵力子，通知大公报社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
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在抗争时期主张的“攘外安内”政策，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而直接导致了西安事件的爆发。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时对部下表示，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或给擦一擦为了让它更亮。
这样做，蒋介石就更亮了。
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亲虽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
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因为已经把泥菩萨（蒋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来，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正如其所说跟蒋先生两个没有别的冲突，就是冲突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而蒋介石是要“攘外安内”。
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受操纵的人，他自诩为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认为事情当做就做，张学良表示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没有想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他。
自己牺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内战了，张学良表示自己二十一岁就作战了，他恨透了内战。
序幕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
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经过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
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
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
最初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蒋，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17]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
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
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冯钦哉[19]的房子）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
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20]据周恩来报告，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
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蒋意开国民大会；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21]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事变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蒋[22]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
[23]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
当日抵洛阳。
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被扣留。
尾声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