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以及文化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明显的现象，隋唐宋元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

秦汉时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十分落后，自永嘉之乱，大批中原人口随晋室南渡，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不过降及唐朝前期，南方开发尚较为有限，北方尽管屡经战乱破坏，而旧基未隳，潜力犹存，恢复亦较迅速，故经济重心仍然在北不在南。据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户数仍占54.5%，其中仅河南、河北两道户数即占全国37.1%。隋朝开大运河，本为沟通南北交通，加强联系，并非纯出于将南方财赋北运的目的。

隋及唐朝前期，关中地区经济状况已不及西汉，如收成正常，尚能维持朝廷所需，一遇灾荒，即需从关东大量补充粮储，皇帝百官甚至要到洛阳“就食”。但补充关中的粮食并非专赖江淮，相当多出自河南河北（甚至还有西北）。武则天、玄宗时曾令江南纳麻布代租，称为“回造”，即表明当时北方粮食生产已基本满足朝廷需要。不过宏观来看，北方经近千年开发，土地利用已比较充分，农业生产技术亦臻于极限，因此经济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多。而南方经济自东晋南朝以来逐渐上升，且自然条件优越，蕴藏着非常巨大的开发潜力，其取代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已是势所必至。

安史之乱成为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关键事件。乱后北方著籍户口严重减耗，“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

千里萧条”。〔6〕同时中原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唐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计天下方镇48道，申报户数224万有余（很多藩镇未报户口）。其中“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7〕此所谓“东南纳赋八道”，其户数已占到全国申报户数58.3%。这时的南方已是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运河也真正成为朝廷的生命线。与北方经济的凋敝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丘陵山区得到大片开发，出现一批新的人口聚落，经济作物（茶树等）种植更加广泛。手工业方面丝织业开始推广，其技术逐渐赶上以至超过北方，造船、制瓷、制盐等业均有显著发展。城市的繁华超过北方，作为运河枢纽的扬州几乎已具有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其城市生活之丰富侈靡大为时人倾倒，至有“人生只合扬州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咏。草市的大量涌现、海外贸易的活跃也都引人瞩目。

唐末大动乱中，南北方经济均受到严重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北方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故南北经济差异继续扩大。北宋建国，放弃汉唐旧都而定都于无险可守之汴京，主要出于接近漕运的考虑；而统一方略先南后北，很大程度上亦在于利用南方财赋。据宋初《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致秦淮以南户数已占到全国59.1%，以北仅有40.9%。以十万户以上州府论，北方二南方三；五万至十万户州，北方五南方十七。可见户口分布南多北寡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统治期间，北方经济较之晚唐五代也有很大恢复，

但受与辽、夏战争的影响，黄河又屡发水灾，故经济恢复程度仍受牵制，难以追赶南方。南粮北运不但未见终止，其规模反而继续扩大。唐朝漕粮最高数字在300至400万石之间，宋朝则平均达600万石，最高时700万石。北宋后期，东南户数已占到全国一半，加上西南则超出三分之二。至“靖康之难”，北方再遭战火蹂躏，大批人口南渡，则又一次促使南北经济差异扩大，完全奠定了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南方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发展，进而提高了南方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在宋朝也有明显表现。唐朝宰相十分之九为北人，北宋宰相72人中，南人已占到31人。时云“东南之俗好文”，“西北之人尚质”，〔8〕南人在科举考试中优势突出，故北宋后期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别考而单独录取，以维持取士人数之均衡。结果东南百人取一而西北十人取一，录取水准高下判然。南宋立国南方，南人顺理成章地在政府中占压倒多数，已与东晋南朝“侨人”掌权之格局大异。

在蒙元统一全中国的过程中，江南所受战争破坏比北方轻得多，南、北经济差异因而继续扩大。元朝定都华北，“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9〕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三分之一。元廷疏通漕运，开辟海运，都是为了征调南方财赋的需要。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南人位居四等人最底层，“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甚至为求仕不得不“诡籍于北，而讳弃父母之邦”。〔10〕这就又与宋朝的

情况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