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
评《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

评《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
《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是由张燕教授主编的一本书。
本书以一系列案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新中国民国时期,乡村教师及其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乡村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塑造乡村教育、促进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普及传播的重要角色。
该书充分体现了乡村教师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倡了激发其责任感,发掘其社会价值和服务的理念。
通过对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的发掘,使我们深入了解了传统乡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乡村教师在社会中所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另外,本书还充分体现了乡村教师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乡村教师文化知识缺乏、缺乏社会补偿等,引发了对现行教育模式的重新思考,并揭示了乡村教师在改善社会现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总而言之,《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是一部内容详实,论述深刻的书籍,充分展示了当代乡村教师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它同时揭示了乡村教师职责的现状和有待改善的问题,对我们努力拥抱传统文化、坚持教师立身之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弘扬文明的责任具有引导作用。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功能r——以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功能r——以江南地区为
考察中心
周晓燕;李嘉君
【期刊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42)006
【摘要】乡村教师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民国这一特殊时期,江南地区的乡村教师彰显着自身的时代特征,他们在面对生活和教学的身份认同困境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在启迪民众智识、改造乡村社会、推动国家进步方面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
【总页数】5页(P106-110)
【作者】周晓燕;李嘉君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0-09
【相关文献】
1.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r——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J], 郑鹏
2.民国时期国民党高层政治女性的政治取向与身份认同——以宋庆龄、何香凝为叙述中心 [J], 方红姣;周锦涛
3.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J], 段金生
4.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以《倪焕之》中主人公为中心 [J], 王文萃
5.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家眼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对政治、学术、教育三类精英群体的个案考察 [J], 容中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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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为何下乡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兴起

乡村师范教育的实施,提高了乡村地区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形象 ,使得乡村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对乡村未来的影响
培养未来领袖
乡村师范教育为乡村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未来领袖和优秀人才,为 乡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推动经济发展
乡村师范教育的普及和推广,为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 的条件和资源,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流互动,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03
实施免费教育政策
民国政府实行了免费教育政策,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够接受教育。
这一政策对于提高乡村地区的入学率和教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乡村师范教育的实施难点
师资力量不足
由于乡村地区生活条件艰苦,许多教师不愿意到农村工作。这导致乡村师范学校面临着师 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供优厚的待遇和福 利,吸引教师到农村工作。
未来乡村师范教育将更加注重教育的创新和改 革,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提高教育 质量和效果。
THANK YOU.
04
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影 响
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提升教师素质
乡村师范教育的兴起,使得乡村教师队伍的素质得到了 显著提升,为乡村教育提供了更好的教学条件和资源。
完善教育体系
乡村师范教育不仅为乡村学校提供了优秀的教师,还为 乡村教育体系提供了更完善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推动了 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培养人才
乡村师范教育为乡村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教育人才,使得 乡村教育后继有人,为乡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增强文化交流
乡村师范教育的实施,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乡村 地区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城市文化和现代化。
社会角色视角下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

社会角色视角下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
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主要受到社会角色视角的影响。
当时的老师们有着严格的礼仪,对待学生需要有庄重的态度,不可大意粗心,耐心地引导学生成长,传授知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同时,老师们也是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照顾家人,努力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给予家庭温暖。
此外,老师们还要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为培养一批新一代勤劳、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作出贡献。
评《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

东方论坛2017年第5期民国时期是中国新式教育的起步阶段,乡村教师是当时承担基础教育的主力。
前此有关民国教育的研究中,关于乡村教师的研究多属于民国教育史或是民国小学教师群体研究范畴,专门的民国乡村教师研究尚不多见。
姜朝晖的著作《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在此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著作在研究视角、资料运用,特别是观点认识上都有一些创新之处。
一以往对于民国乡村教师的研究多偏重对教师制度进行平铺直叙的描述,内容上则偏重对乡村教师经济待遇方面的单侧面研究,总体上缺乏深度。
《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则将乡村教师群体与社会角色视角联系在一起,着重论述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问题。
所谓“社会角色”是指特定社会位置占有者的权利义务系统和行为模式的总合。
这种独特的视角一方面是微观的,避免使研究流于肤浅和平淡;另一方面,社会角色问题的内涵容量又足以覆盖有关乡村教师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足以承载民国乡村教师问题的历史厚度。
该著作研究视角的精准为其研究深度夯实了坚实基础。
关于民国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问题,该著作首先解决了民国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的构成问题。
作者指出: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角色模式是在国家法定制度建构、知识精英的文化辐射和乡村社会的被动反应中逐渐建立的,也就是说,国家、知识精英、乡村社会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规定了乡村教师角色的基本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
首先,来自国家制度的规约力起着主导作用,它一方面明确乡村教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其作为职业“教书匠”的专业和制度规范。
凭借对乡村教师身份的控制和界定,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
其次,知识精英对乡村教师的身份设定则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强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服务公众的责任。
知识精英的构想对于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政策构成一种示范督促作用;同时,对于营造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再次,乡村社会对新式教育和教师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与旧塾师相比,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更加边缘化。
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

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崇高与平凡,通过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大学教师生活状态的深入研究,揭示他们在社会变革、文化冲突和个人追求中的真实面貌。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摇篮,其教师的日常生活不仅体现了个人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对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包括他们的教学科研活动、家庭社交生活、经济收支状况、精神文化追求等方面。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结合相关口述历史和实物资料,力求还原那个时期大学教师的生活全貌,探讨他们在崇高理想和平凡生活之间的挣扎与抉择。
本文还将关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与影响,分析他们的学术成就、社会活动以及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揭示大学教师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智慧,为当今的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中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大学教师,不仅扮演着知识传播者的角色,更是文化、思想和学术的引领者。
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教育层面来看,大学教师在民国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民国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其教师自然成为推动教育进步的重要力量。
大学教师不仅负责课堂教学,还参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等教育活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在社会文化层面,大学教师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力量。
他们不仅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大学教师也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从政治层面来看,大学教师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月收入是县长的两倍 没人敢克扣教育经费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月收入是县长的两倍,没人敢克扣教育经费读书摘记2018-08-20民国时期,文人的日子是过得最舒服的,因为收入多,自然生活条件好。
在我们印象中,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一个很糟糕的年代。
然而,民国在短短的37年,却是大师辈出。
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4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文化名人有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等,如灿烂星河。
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今尚难以被后人超越。
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初,大学教师的平均月收入为220银元,中学教师的平均月收入为120银元,小学教师的平均月收入为30银元。
当时,普通警察的月收入是4银元,县长一个月20银元。
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县长都多。
一个四五口人的民国普通家庭,一家的收入大约在50银元左右,折合下来月薪大约是4银元,而一个大学讲师的收入是普通人的一家收入的20倍和30倍。
2005年,钱学森曾有一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民国大师的井喷,和当时教育的极端重视和竭尽全力的投入,恐怕是分不开的。
我们看看民国老师的收入对比。
以前的钱是银元(大洋):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俸从180元到600元不等。
20-30年代大学教师平均220元,中学教师平均120元,小学教师平均30元,一般工人15 元。
40年代,普通警察8元,县长20元,国小教师40元。
同期上海(注意是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银元据作家陈明远所写《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
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月薪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每月还有200元的编辑费;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还有丰厚的稿费和版税收入;胡适在北大任教时,月薪为600元。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
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
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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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界己认识到中国教育的重心在乡村,期望通过在乡村推广新式教育,来改变乡村社会的落后而貌。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事业的承担者和第一当事人,对乡村教育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乡村教师是民国乡村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围绕民国乡村教师的发展概况、培养和检定制度、经济待遇等问题,已经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多数成果都集中在对民国乡村教师制度文本和特定区域内乡村教师发展概况的研究方面;而且这些研究也像民国期间对乡村教师问题的关注一样,都是从国家、社会,或是从乡村教育现代化等宏观视角,来关照乡村教师问题。
在这些宏观参照系里面,乡村教师总是实现某些大德目的的附属对象。
考察乡村教师问题,始终缺乏关注乡村教师自身、反映乡村教师主体诉求的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乡村教师发表在报刊上的通信、自述,或回忆之类的资料,并佐以其他旁观者的研究,来捕捉民国乡村教育当事人最直接、最自我的感受。
这类乡村教师的生活自述,虽然文字水平有限,但他们一般都很客观地谈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苦恼,内容质朴坦诚,很少高谈阔论。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没有被理想、愿望或理念所掩饰的、直观真实的乡村教师生活现状。
为避免论述主题过于宽泛,并受乡村教师自述资料缺乏的限制,本文所选取的参考文献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发展比较上轨道的20世纪30年代,以山东省教育厅组织编印的《基础教育》月刊第一卷(1936年)上的“乡村小学同仁信箱”栏目资料为主,并辅之以同一时期其他相关资料。
一乡村教师工作的艰苦民国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的艰苦是大家都了解的,当时有人很形象地描述地处僻壤、“单级独教”的乡村教师是“三间无佛殿,一个有妻僧’心。
但是,作为当事人,一个乡村教师真正身处其境的感受还是让人有所触动。
“在多数乡村一个角落的破庙内,吵声、喊声、哭声、骂声、叱打声、猜拳声、谈笑声,其间还夹杂着背诵声、讲经声、铃声、钟声、犬吠声和鸡叫声;有时那声音像是要冲破了天;但有时也会寂静得一点动静听不到……进去看看,满院的粪便,垃圾,杂草和乱石,大殿中神像宛然存在,教室黑暗地看不到学生在哪里,只听到高高的读书声几乎要把他们的声带裂破;仔细看方见那满屋灰尘或竟是红花绿末,桌凳长短不适,高低不等,学生的脚高高地悬在半空中;学生看见你像是鼠见了老猫,用白眼向你瞅着,一动也不敢动。
教员的精神颓靡,而色憔悴,现着苦惨的愁容。
若在教室内站得长久些,那污浊的气息会使你头疼。
这就是教育的组织,公民的培养场所,几乎每个乡村都有的乡村初级小学。
”这是一位乡村教师所描述的乡村初小“一般的真情”。
可见,校址校舍不适宜,校园(有些乡村小学根本没有校园)杂乱无章,教室房屋破败,室内光线昏暗,教学设备不齐,以及随之而来的师生状态萎靡,这些情形都己被视为乡村小学的常态。
可以说,乡村小学客观条件之简陋、教学环境气氛之恶劣简直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种情况的荒谬之处在于新式小学竟然与旧式私塾十分相似。
“提起私塾,我的头脑中就不假思索地联想到那个可笑的陈腐的疵物,光线不充足的房屋,几张缺腿的桌凳,衔着旱烟袋的老先生,几个垢而拖鼻涕的小瑚孙,还有森罗殿似的案桌,厚沉的戒尺,脱落了石灰的墙壁上,洒满了黑墨水,空中的蜘蛛网,恰像替代了普通学校中的外国皱纹纸条,地上更有黄浓似的涕吐,还有……总之,比之她是一个人间的地狱,小孩子的牢笼,实不为过。
”乡村学校本来是从政府到民间社会都强力倡导的、事关民族未来的新事业;私塾则被视为“陈腐的疵物”“人间的地狱”即将被新社会所淘汰。
但对比一下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与私塾的实际状况,竟可以看到二者在那恶劣的环境、萎靡的气氛方面很相似,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不免让人怀疑中国的乡村教育出了问题。
在社会习见中,一般认为乡村小学处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底端,对教师的能力要求不会太高。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乡村教师的反映来看,乡村小学的工作是出人意料的繁重和复杂。
首先,比起旧式私塾来说,现代教育体制对乡村学校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格化,少了很多随意性,所以乡村教师的常规工作量较大。
不必说许多乡村小学是教师、校长、校役一身多任,单就教学来说,由于民国时期一个村庄一般只设一个复式学级的初级小学,十几到几十个年龄不同、学业程度不同的学生必须分成几个年级组教学,但乡村学校一般只有一个教员,有时甚至只有一间教室。
“学生有四十余,从五六岁的幼稚班起,到十七八岁的四年级生比,一共分着四五班。
上课时,教会了这班,再掉转头去教那班。
其余的要教他们写,教他们算,总不好给他们空坐在那里。
下了课还要去当心他们。
啊!责任多么烦重啊!”所以,乡村教师必须是一个教学多而手和课堂组织管理方面的能手,不然“哄哄一堂”心,课堂教学是无法正常完成的。
这样下来,乡村教师课上课下的工作量加起来就己非常可观。
甄怀哀根据自己对小学教师同仁的通信调查,描述他们的工作情形如下:“每人每周至少任二十五节至二十七节,或三十节,总时间为一千一百七十分(部令)至千二百分左右,平均每日至少任课四节至六节”。
每日的时间除去上课、批改作业、课下辅导之后,教师“每天都感觉时间的短促,不敷应用”。
有些教师甚至每周任课“多至三十余点的也有”,他们除了“管理监护订正簿册以外,一天的工夫就完全去了。
要想休息运动娱乐,哪里还有什么时间?至于想自己研究点学问,那是更不必说了”。
因为乡村教师工作繁重,所以,当时社会上对乡村小学教师有“可怜的‘精神劳工”,之喻。
其次,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小社会中稀有的文化人,其身份绝不单单是一个以教书为业的职业角色,除了常规教学之外,他还必须拿出一定的精力来充当乡村的“参谋长、顾问官”。
乡村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和文化事务,如自卫、农业、公共卫生、法律、合作,以致村民婚丧嫁娶中的礼俗事务等等,都成了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结果乡村教师的生活就如他们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教员就如同一个万全的杂货店,从黎明即开门头照应顾客,直到下午十点方才闭门。
店内的记账也是他的,买卖货物也是他的……就算他有孙行者的本领,也总是忙得不了。
”所以有人说,乡村小学教师至少可以在他的名片上印上“村公所秘书”“村主张公道团文书”“村十年建设计划书编订委员会委员”等头衔,但这些都是“兼职不兼薪”的义务工作。
再次,乡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本身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也相当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乡村教师往往会感到“从前学校堆来的商品一知识一不够出售”。
比如,有些教师往往会被一些看似平常,其实很考验教师学识程度的问题所难住,“为什么蔬菜闷闷就烂了”“为什么花有香气”几个这样的问题也许就把教师问得哑口无言,“那时你方知道小学教师是不轻容易担当的;是极苦,极难,极厉害的”。
再比如,本来乡村教育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客观条件上都有其不同于城市学校的特殊性,但民国乡村小学基本是照搬城市学校那一套,这种矛盾状态必然给身处教学第一线的乡村教师们增加困难。
一些乡村教师首先就感觉到他们而对的教学对象一乡村孩子,在适应现代学校教育方面有困难,“乡村儿童大概因环境的关系吧?资质总较为迟钝一点”。
一些新教育观念输入乡村时也会造成特殊困难。
比如,因为家长、儿童和教师习惯了过去戒尺威慑下的课堂秩序,所以“自从体罚禁绝后,没有经验的未及专心研究过儿童管理的教师们,时常感到没有办法维持秩序”。
另外,在具体的科目教学上困难更多,其中以自然科教学最为典型。
一方面,乡村自然科教学普遍缺乏必要的教学仪器设备;另一方面,即使有设备,但由于乡村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这些设备往往成了摆设。
王炳亮曾提到他所就职的小学里有教育厅发下来的一套理化仪器,其中有一部分仪器连他这样的师范学校的科班生都不知怎么使用,“那些大部分未受过师范教育的,恐怕困难更多吧”。
显然,如何将新式教育与乡村社会实际融会贯通起来,是乡村教师必须而对、一时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乡村教师是迫切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的一群人,但受时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乡村教师反而几乎没有任何进修的机会和可能,这是许多乡村教师面临的另一重苦恼。
“各地小学教师,地处偏僻,生活清苦,经济时间人力均感不足,对于进修问题处处感觉困难。
故虽有进修之志愿,而无进修之可能,自不得不自甘暴弃,任凭落伍。
”一些不甘落伍的乡村教师也努力地想办法自救,但他们能够想出来的最现实、最经济的办法无非是由附近各村的教师共同集资组织“读书会”“研究会”之类。
在艰苦的环境下,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乡村教师的待遇却反而出奇的低,以至于教员自比“乞丐”,几乎不能糊口,这是民国乡村教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影响乡村教师工作热情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多数教员皆因此精神颓唐,对事业颇有灰心’心。
乡村小学教师报酬之低,有时低到几乎不能自养的程度。
据30年代对江、浙、鲁、闽等八省小学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每一教师合家庭用费和自身所需每年共计280. 3元,而年入只有195元,一年之内亏空的数目竟达85元”,许多教师不得不靠借贷生活③。
由于待遇低,“所以吃不饱穿不暖,那简直是小学教师的家常便饭了”。
乡村小学教师待遇之低,可以从与其他社会人群的比较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印象。
“现在小学教师所得的物质报酬,尤其是乡村小学,和黄包车夫比拟和旅馆茶园的茶房比拟,乃至和行政机关的门房比拟,都不如远甚!”一位山东的乡村教师这样评价自己的薪资水平:“还不胜一个牧羊喂牛替掌柜的打扫猪圈的小伙计的代价。
再遇到应受检定及受甄别受训的年限,耗费又加一些,差不多连买鞋子的钱就落不下了,还能顾及家口吗叩⑥即使是乡村小学中待遇最高的乡村完全小学的校长,他们的生活也不乐观。
如黄志成曾将自己每月的收支情况做出预算,在每周只吃一次鸡蛋做荤菜、衣衫都不能顾及的清苦生活下,他每月二十四元的薪水,正好收支相抵,可以供应他和一个弟弟及未婚妻的生活,一遇生病、欠薪等意外情况,则“连伙食也有不能维持之势”。
此外,由于乡村教师的薪水基本是来自乡村自筹的经费,而这类经费的收缴在乡村存在季节性,而且其征收和分配多由乡村领袖们掌握,所以教师的薪资发放也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
乡村学校扣薪欠薪问题严重,也加剧了教师生活的困苦,所以,有乡村教师抱怨,“老实讲:目前小学教师在生活方面所感到最大困难的,实际还不在报酬的提高,只希望对于他们薪傣能按期发放,可是仅仅这样一个极小的希望,在眼前恐怕有好多县份,也就感觉为难”。
工作条件差、教学任务繁重、待遇低下,在这种职业环境下,乡村小学自然很难留住人才。
“瞥脚没路走,才当小学教员”;“稍具知识的教员必带一种‘谋事去’的口头禅,又何能在乞丐似的中过活呢?”乡村教师自比乞丐,可见他们连一个读书人最低限度的体而都无法维持。
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体系如同一个庞大的机器,而且是一个不太上轨道的机器,乡村教师就像这个机器上疲劳运转着的一个小零件,而且是被动运转的零件,他们对自身职业范围内的事情缺乏必要的自主选择权和掌控力,体制所给予他们的关怀更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