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一向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成为瞩目的研究课题，除各种相关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等著述多所论及外，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的专论文章约有40余篇。

兹据所见，择要综述如下。

一、几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含义1.九品中正制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

他指出，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所创置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究竟是称作“九品官人法”，抑或是称作“九品中正制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古今中外学者的意见似乎就没有统一过，当代我国学者多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度”。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九品中正制度”这一概念的失误。

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

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

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中正九品制与九品官人法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即中正九品制包含在九品官人法之中，不是其外，更不是可以等同或者相互取代的。

为了深入开展九品官人法研究，应放弃九品中正制的错误概念，恢复其本来面貌（《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以下凡引述已注之文的观点，不复注）。

2.中正为士人评定的品级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

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

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前者易与中正自身的品第混淆，后者有“乡论”之嫌。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官品与资品、官阶的关系问题。

陈长琦指出，学术界的传统看法历来将魏晋南朝的官品制度视为官阶制度，使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研究产生偏差。

这种观点源于杜佑的《通典》。

杜佑既看到了魏晋以来沿用汉代官秩制度的事实，却又从唐代官品制度的性质出发来认识魏晋南朝的官品制度。

并认为，九品官人法从操作角度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官员职位进行九品区分，这种等级可称作官品或官才；二是在实践中把人才的评判区分为九品，这种等级可称作资品。

官品之品与资品的本质是一致的。

只是这种官才的区分，在官则为官品，在身则为资品而已。

官品制度对官员职位所采取的等级区分形式，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并将其与官阶制度混同。

实际上，官阶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等级高低区分官员职位，并据此规定官员地位的贵贱、权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秩俸待遇。

而官品制度则从官才的需要出发，也对官员职位采取等级区分。

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形式相同，然而，本质却不相同。

但是，九品官人法所带来的官品制度及其以官才标准对官员职位的等级区分，必然产生官阶化倾向。

到南梁初年，正式以九品官制取代传统的官秩制度而确定为官阶制度，使官品与官阶制度二者实现了结合，官品制度始正式演化为官阶制度。

4.上品的含义及其等级区分问题。

张旭华认为，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虽有九等，然其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与下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属于辨别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晋任官及其与乡品、官品的关系，致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事实上，上品与下品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即它们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种区分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形式。

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属性相同的乡品，却又具有一种新的内涵和社会属性。

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上品与下品同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其间的差别日益明显。

上品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即由单纯评定人才优劣的一级乡品等级称谓蜕变为代表着士族的社会地位的身份等级的标识，成为辨别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

魏晋时期的上品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人才等级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上品是代表着门阀士族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的政治标识，是区分士庶的重要界限；第二，名列上品的门阀士族并非地位相当，而是照样存在着等级高下之别（《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二、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及原因1.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是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是在曹丕未篡汉时即延康元年（220年）二月，这在《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有明文。

《晋书·李重传》所载李重语和沈约的《宋书·恩幸传序》将时间提早到曹操时，可能是出于误会。

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讨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间曹操始建说。

韩国磐依据前引《宋书·恩幸传序》沈约所述和《晋书·卫瓘传》、《通典·选举典》等有关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时，而且是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是魏武萌芽说。

张旭华认为，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特征就在于中正的设置，而稽诸史传，州郡中正之设是在曹丕即任魏王之后，前此绝无所见。

既然此制的重要人物在曹操时尚未出现，那么，九品中正制作为一种正式的选官制度及其实施，也就不可能创始于曹操之时，此应不言自明。

但是，我们如果将李重、沈约的说法视为无稽之谈，轻易加以否定，恐怕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事实上，在建安末年，曹操确已用品第之法来选拔官吏，《后汉书·刘表传》的记载其意义指以品等之法区分人物优劣，与李重和沈约所论之意正合。

此外，从《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的有关记载不难看出，九品中正制应萌芽于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荆州之时，发展和完善于曹丕继任魏王之前，最后确立于魏初延康元年。

因此，将九品中正制始行于曹操时的说法，改为曹操统治时业已有此制萌芽的出现，即改魏武始建说为魏武萌芽说。

这样不仅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还能将魏武萌芽说和陈群始建说有机统一起来（《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四是始于寿张之战说，刘访师依据前引《晋书·李重传》、《宋书·恩＠①传序》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等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开始于汉末丧乱，从建安八年上推15年，首尾计算，正是公元189 年。

公元192年曹操在寿张与黄巾军作战，根据战事需要，在军中创立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2.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由于汉代州郡察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再则汉末户口流离，即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

曹操求贤诸令，重新确立了选举的原则，也就是选举人才的标准，但怎样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具体的办法、制度来保证执行，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长孺认为，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及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于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种理由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其创立原因，就可以看出，一是中正的设立有其历史渊源；二是东汉选举制度的反响也就是说继承了旧的传统，而同时又加以破坏，即曹氏三世对于汉末政治有一贯的意见，就是要抑制浮华，不让名士的清议在政治上取得优势，设立中正与此有密切关系。

但曹氏政权既不能不终于和大族名士妥协，因而中正的建立正是二者妥协的重要表现。

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又进一步予以阐述，认为九品中正制的设立，是为了使朝廷选举和名士月旦评统一、朝官保举与乡里清议统一、人士流移与核之乡闾统一，因此，九品中正制既是个创举，又是传统的大姓名士品评人物主持乡议与曹操全部选举政策的继续。

王仲荦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

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

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

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游为民认为，我们在寻找九品中正制产生原因时，除时地移迁、渴求人才、集权中央等原由外，应去深入考察在客观情势支配下出现的更为本质的原因。

设立九品中正制的本质原因，就是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

曹氏父子作为皇权的代表，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不少抑制、打击世族势力的措施，可是，世家大族势力不断发展的客观形势，使曹氏不得不走回头路，转而和世家大族达成妥协。

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由于中正官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私家操纵月旦评议变成了官家主持的品第，而官家的品第又不危害世家大族的私利，政府控制了舆论，世族渗透进选举，皇权和世族势力在选举这个问题上，矛盾有所缓和（《九品中正制创立原因辨析》，《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

石荣伦认为，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指导思想，一是纠正世家大族及名士对人才评定及官吏选拔的垄断，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

二是纠正人才标准的偏差，即纠正东汉后期铨选人才的标准主要是德才、尤其重德的标准，重新规定人才的标准。

三是设置九品中正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政府的统治，考虑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个别阶层或少数政治集团的要求。

四是历史的传统在一定期限内往往具有承袭性和延续性，不能完全放弃，中正定品的政策实为“乡举里选”翻版（《九品中正制二题》，《江海学刊》1997 年第3期）。

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出台，乃是长期以来贯穿于曹操“唯才是举”思想中的人才甄别思考的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