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的关系

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从而使这些世袭传统已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然而，宗族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外化物，如宗族礼仪、族谱、祖坟等那样容易被取缔、焚烧、铲平，在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存在的环境依然存在，宗族势力存在条件并未完全消除。

因此，经过长期蛰伏,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和气候，宗族观念被激活，并通过旧有的宗族资源如祖坟、轴子、族内的管事人等，宗族势力就会重新抬头，由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

（2）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宗族势力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土壤。

聚族而居，是人们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人自然形成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关系便是宗族人际关系的核心。

宗族势力虽经受了近30年的打压，但在强制性结构变迁时期，宗族的联带关系是被人为地切断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聚居方式，人们在公社里生产生活，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又进一步确定了村庄的地理边界，血缘性、封闭性没有改变，地缘性没有被打破。

在当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村落依然是主要居住模式和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如调查的北村主要居住的是董姓，中村的马拐居住的仍全是马姓。

居民的血缘性不变，社会结构变动缓慢，人口流动性较弱，生产、生活上族内的互助行为增多，意味着加强了宗亲间的联结，长期如此便形成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这种网络系统仍然充斥着乡村社会。

就象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23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环境，自然为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3）宗族的互助功能是其复兴的内在动力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强化了村落家庭的生产性功能，使之重新处于决定地位，为宗族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家庭经济可称为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承担着经济生产的功能，由于现在农村2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是核心家庭，以一家一户为主，家庭就会独立面对小生产者的脆弱性与风险性，使得家庭与家族内部的联系得以加强，宗族势力便容易形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乡村经济生产的职能是由生产大队和小队承担，家庭失去了经济生产职能，家庭间联系就显得不是那样必要而迫切。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但农民长期经营，家庭实际上又成为基本生产单位。

家庭自身和家庭之间所具有的血缘亲情关系再度成为生产中的主要人际关系。

这种彼此依存的人际关系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族观念，由血缘关系延伸开来的关系网重新成为乡村农户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依靠对象。

（4）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为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创造了空间。

农村宗族势力在建国之后长时间里得到有效控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基层的强制整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人民公社从乡村社会退出，乡村的治理模式从“政社合一”24型过渡到“乡政村治”型。

原有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体制被乡镇政府、行政村、村小组取而代之。

与改革前的农村基层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相比，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在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综合作用还有待完善。

导致农村社区生活的组织真空，使相当多的农民一遇到困难便感到无助与无奈，陷于无所依靠之中。

这样一来，农民逐渐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转而寻找别的关系资源来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宗亲便成为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对象和联系家庭之间的纽带，他们把依24所谓“政社合一”就是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

寄托转移到宗族上来，并从中体验到血缘关系带来的好处与便利，这就为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5）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是农村宗族复兴的重要原因。

历史以来，宗族文化的特点就是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和农耕性等，这些特点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相伴随，并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

虽然经过了建国后的高压控制，但当时农村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上，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经济从理论上讲应当高度发达，合理分工，人与人之间形成稳固的、有机的高级社会关系。

可是从实际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低级阶段，尽管有了集体经济，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产业分工而形成的那种稳固合作，而是一种需要用血缘关系来加强、以地缘关系来维系的村队集体生活互助体，它仍然沿袭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整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人们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需的各种资源尚相对不足。

“物质生产力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量，以冲垮村落家族文化这一古老而又牢固的社会生活体制。

”25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出现了复兴。

（6）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后，原先依附于公社组织的农民家庭一下子成了一个自主经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独自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同时也消弱了集体时期凝聚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

农民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空虚感，使得他们25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宗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找到一种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此时虽然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文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而一些地方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

农民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

二、W村宗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宗族复兴是必然的。

宗族作为一种的组织，“在村民日常生活、村落、村社区和村际四个层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6，对当今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阻力较大。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有关的各项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村民自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但由于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其本身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给宗族组织的复兴以可乘之机。

宗族组织的存在对基层民主的影响多是负面的、消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在农村地区，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村委会成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村民行使村庄自我管理权利的起点。

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村级领导班子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效果和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村级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益，参与甚至操纵村民选举过程，“干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利用宗族势力把持村民自治组织”，27破坏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损害了民主选举的公平性原则。

在调查的村庄，村民选举投票时，一般是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举对象。

中村是个典型的多姓聚居村庄，同姓同宗和同村的姻亲往往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选举过程中，该村往往形成马姓、成姓、刘姓、董姓等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选举的过程其实就是这几个大姓之间的博弈。

从村委会实行直选以来，中村的三任村主任分别产生于成姓、刘姓、马姓，但没有哪一任村主任是连任的，就连同姓连任现象也不存在，村主任由村中几个大姓轮流坐庄。

从村委会成员的组成来看，也是几个大姓一直占据着，没有什么变化。

在北村，村主任的位置则是在两个大的董姓之间轮流担任。

其余四个小姓连出任村委会成员的机会都没有。

在访谈中，我曾问几个村民“在选举村长时，你为何选×××”。

他们回答“他是俺哥（族内平辈），”或“那是俺亲戚”“自己人被选上我还能被伤28”“谁不选自己人，又都不傻”。

我又问“你们选举前商量吗?”他们的回答是“那是自然，选前家里都说好了，本家里都会写他的”。

当然也有随意选举的，这只是出现在几个小姓里，他们说：“就是一张纸，写谁都一样，何况我写谁都不影响大局，索性随便填上算了”。

这些小姓人少势微，他们的选举积极性不高。

经调查，在村庄内部投票选举前，互相串通的，走访拉选票的，贿选的，用强制性的手段或承诺许愿等方式干涉投票人意愿的，都屡见不鲜。

27于建嵘：《要警惕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4（4）。

28被伤：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不会被伤害，利益不会被侵犯。

由此可见，这样的选举有失公正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宗族影响了村民依法的民主选举，侵犯了部分农民的权利，阻碍了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

（二）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己管理自己，使亿万农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