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意义深远
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意义深远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西安事变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
这次事变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社会和国家结构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外国列强的入侵、颠覆、割地赔款、国土失半；清王朝发生了内部革命，并逐渐被推翻；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内战和民族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变，中国人民也在长期苦难之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南京策划一个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但这个行动在蒋介石的部下中引起了一些反对，并发动了对蒋的软禁。
在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的协商后，蒋被释放并同意与中共合作对日抗战。
三、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国际舞台上。
1. 改变民国政府的环境西安事变的发生改变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和环境。
国民政府在这之前一直在寻求外援，以应对日本的侵略。
但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面对与共产党合作对抗日本的现实。
这次事件改变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为共同对日作战积累了政治基础。
2. 加强了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的合作西安事变也加强了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
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同意为国共联合抗日而暂时停止反对国民政府的活动。
这种合作让两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并为二者合作抗日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3. 改变了国际环境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改变了国际环境。
事变被日本、苏联等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驻华使节也积极介入，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
西安事变的发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心，也让日本发现了中国的抵抗意志。
西安事变简介
西安事变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在西安。
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此事件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抗日战线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中正，蒋中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
[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12.22宋美龄接见蒋中正，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
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结果•西安事变后停止了攘外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事件。
这一事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稳定，并对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背景西安事变的背景，源于抗日战争的推进。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渐渐向其他地区侵扰。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卢沟桥附近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之后，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波澜壮阔地进行。
然而，国共两党在共同抵抗日本入侵上的矛盾和争夺依旧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加剧，互相之间的信任减少。
这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 事件经过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率领军队从重庆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
蒋介石的目的是征求他们的支持，以推进南京政府的抗日运动。
但蒋介石在西安的行为却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
三天后，张学良在会谈中指责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污名化张家军队以及对民间的压迫。
蒋介石请求离开，但是被张学良扣留。
蒋介石的被扣押，使沙场上的抗日战争失去了指挥和主导者。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重要将领的支持下，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了14天，事态十分严重。
3. 影响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和国家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抗日战争而言，这次事变造成了重要的指挥中断。
在整个事件发生期间，南京政府对抗日的行动被迫停顿，顿时陷入了无力的境地。
这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都有着详尽的记述。
同时，事件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的加剧，影响了党间的关系。
而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在软禁期间被迫放弃了对于国家和国民党的完全的掌控权。
这也为中国后来的政治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在西安事变过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渐渐改善。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携手对日反侵略，可谓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对于领袖地位的争夺，对于国共合作是危险的，并且是必须避免的。
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3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3篇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
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下面是带来的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导游词，仅供参考。
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一：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西安事变”重要旧址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而建立的遗址性博物馆。
1982年2月23日，西安事变旧址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0月，成立西安事变纪念馆筹建处。
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址设在张学良公馆。
【西安事变旧址】西安事变旧址，包括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8处。
张公馆在建国路69号，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
东楼是机要楼，中楼有客厅、会议室，西楼为张学良的居室。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住东楼。
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及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多在中楼。
西安事变指挥部位于西安新城陕西省人民政府内的杨虎城公馆，1931年建，砖木结构，宫殿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
1936年10月8日张、杨在此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此与杨虎城共商救国大计。
新城黄楼与杨虎城公馆相距300米，因墙为黄色得名。
止园在北大街青年路，建于1933年。
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拱顶、飞檐、碧瓦、朱柱。
西安事变
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之意义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押逼迫蒋介石的情况下爆发的。
其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榆关抗战后，山海关失守，同年热河抗战爆发，随后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
同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之后不久，东北军损失惨重，计划宣告失败。
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次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随后在九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开始逼迫张学良剿共，在再三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与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西安事变后，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际上，日本想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美英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亲美英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而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详细阐述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合作的开端。
当时国共党与蒋介石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擒获了蒋介石，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党都认为需要行动，避免内战的爆发。
事变后，蒋介石也开始重视国共合作，放弃了以军阀眼光看待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两党共同抗日的团结。
2. 改革思想：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改革。
在这个事件中，发生摆脱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执政中的军阀和官僚主义。
从此，“革命”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斗争意识，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
3. “国民政府和谈”战略：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国民政府的战争策略，即与日本列强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皖南事变，南京大屠杀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这样在更好的情况下，抗战可以更好地继续。
此后，蒋介石发表了让“千万人民向敌人开枪”的著名声明，国共两党奔锋相对，共同面对日本的进攻。
二、军事影响1. 军队的调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和谈”，使张学良能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重新组建和部署他的军队。
而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军火等物资支持，这使得他的军队重新取得了自信，变得更为强大。
西安事变还导致了李宗仁率领的“西府”军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合并。
这导致了军队的合并与调整，并促使军队对于“国共合作”心态的变化。
2. 共产党对军队及政治的调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化更为突出，推进了“政治工作队制度”（即将独立的政治工作团队组织起来并建立与主力部队或工作机构紧密配合的制度），强化了军队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了军队的政治思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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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摘要：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被迫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
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一简单阐述。
关键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下，以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
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就日本实行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军队对日作战部消极,影响了全国抗日活动的开展。
张学良就因为遵守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
张、杨都感到“剿共”没有出路，又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停火，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同时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
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
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
张扬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多种观点。
1、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亲英美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
2、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
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
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3、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但是，日本却企图挑起大规模的内战，从而扩大在华的利益。
在国内外形势都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如何得以了和平解决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1、.国民党最根本的原因：1936年时，由于日本的不断入侵，主要矛盾发生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成为次要矛盾
1、.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积极营救
主要指亲美派，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代院长的身份，致电各省军政长官及地方实力派，以免内乱；宋美龄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以取而代之，使其不致贸然进攻西安，又请美国顾问端纳赴西安；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
大大加快了和平解决的步伐。
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
2、国民党内爱国力量要求团结抗日。
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北平的宋哲元，广西的李济深等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都发表通电，要求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促成
中共在对待西安事变中为了联蒋抗日，放弃了对其的敌视，反而致力于和平解决此事。
为此，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国际势力的干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些社会团体联合通电全国，强烈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这直接影响亲英美派的决策，英美也给予亲英美派一定支持。
苏联想利用中国力量牵制日本，以避免其东西两线作战，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决策；
4、.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选择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日军侵华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华民族的危机越来越深，情急之下张杨两位将军才选择了“兵谏”，其最终目的是希望蒋答应联共抗日，而不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应该也是张杨的心愿,因此在事变中，张学良严令不准伤害蒋介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事变发生后，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还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张学良说服杨虎城立即放蒋，并送蒋回南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6、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
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包括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士，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
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它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