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_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农民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农业学者的研究课题，其有着多种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经济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从而为有效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提供依据。
本文将回顾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并从现实角度思考农民经济行为。
首先，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西方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民有着不同的行为选择。
这些行为选择往往会受到他们的家庭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农民有可能会遵循最优利益原则，并通过经济行为来实现最大化目标。
因此，我们可以以农民经济行为的最优化模型，来研究他们在家庭、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及其决策过程。
此外，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过去，农民以种植农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而在现代社会，农民的经济行为已经不限于传统农作，他们也会参与其他经济活动，例如就业、投资等活动。
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农民已经放弃传统的农作，而选择更具有现代感的方式，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目标。
最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支持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发展农业，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培训和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
另外，应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加强农业科技的开发，将农民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以便更好地发挥农民的潜在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经济理论、历史和文化等方面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制定有效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农民问题的经济哲学视角思考
人 文关 怀 ，才 能 够为 我们解 决农 民问题 开 拓新 的
视域 和找到 解 决 的有效 途径
一
题 仅仅 当作 经 济 问题 来解 决 ，而没有 考 虑人 的 问
题． 即农 民 的利益 问题 。事 实证 明 ， 解 决好农 民 不 问题 ， 业 问题 解决 了也 还是 要 反复 。 国后 以及 农 建
当前 ，三农 ”问题 已经成 为制 约 我 国经 济和 “
社 会 发展 的最 重 大 问题 。许 多学者 从 各 自学 科不
有较 好 的机会 和 体制 让 他们 共 享改 革 开放 的伟 大
成果 ， 这是 不 公正 的 。 农 民的不公 正是 这个 社会 对
同角 度 对 “ 农 ” 题 进行 了大 量 的 阐述 ， 提 出 三 问 并 了不 少 解 决 的方 法 。笔者 认 为 “ 三农 ” 问题 ， 际 实 上集 中 到一点 就 是农 民问题 ，即农 民 的生存 与发 展 问题 。 由于 中 国特 殊 的 、长期 的城 乡二元 经 济 体制 ．我 们始 终 没有 充分 重 视农 民作 为人 的生存 与发 展 的价值 ． 致 了长期 以来整 个社 会 产生 “ 导 见
在经 济哲 学 的视 野 中 ．三农 ”问题 不是 单纯 “
的经 济 问题 ． 而是更 为深 刻 的人 的 问题 。 三农 ” “ 指
农业 、 农村 、 民 ， 三者 中 ， 民是 核心 。 而 ， 农 在 农 然 不 管是 在 计划 经 济 体 制 下 还 是 在 改 革 开放 时期 ， 我 们 长期 不 是把 解决 农 民问题 放在 第 一位 ，而 是把 解 决 农业 问题 放 在第 一 位 。我 们一 直把 “ 三农 ” 问
上 的农 民 ， 民问题 是 中 国最大 的 问题 ， 民 问题 农 农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
且任何单独一 派的观点也无 法完全清楚 中国农 民的经济行 为
对 于 中 国农 民经 济 行 为 所 表 现 出 的 特 殊 性和 复 杂 性 ， 国 中
代 价 最 小 化 ， 无 疑 与 资本 主 义 经 济 理 性 中所 倡 导 的利 益 最 大 问题 。 这 化 背 道 而 驰 。 波 耶 克 对 印度 尼 西 亚 的研 究 也 得 出 相似 结 论 ， 为 韦 伯 的 命 题 提 供 了有 力 的 经验 材 料 。波 耶 克在 研 究 中 发现 ， 爪 学者 试 图发 展 一种 本 土 化 的农 民经 济 行 为 理 论 来加 以解 释 。早 哇 的 市 民 社 会 中存 在 着 “ 常 的 ” 应 曲 线 ： 格 刺 激 生 产 增 期 对 中 国小 农研 究最 为影 响 的 是美 籍 学 者 黄 宗 智 。他在 对 明清 正 供 价
望 ， 以“ 用 ” 满 足 ， 而在 农 民 生 活达 到 某一 水平 后 ， 会 上 ， 指 出 中 国农 民 的 行 为 实 际上 包 涵 理 性 与 非 理 性 两种 逻 辑 只 够 为 因 就 出现 反 常 的供 应 曲线 ： 产 品 价格 上 涨 反 而 导 致 生产 萎缩 。 农 相 比之 下 ， 尔 茨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穷 而 有 效 率 ” 题 。他 理 性 和 经 济 理 性 之 别 ， 民基 于 生 存 境 况 所 做 的选 择 常 常 是 谋 舒 贫 命 农 认 为传 统 农 业 社 会 中 的农 民就 像 企 业 家 一 样 ， 特 定 的 资 源 和 生 的 最 合 理 方式 。 民在 生 存 困境 的 长久 煎 熬 中世代 积 累 传 承 在 农 技 术 约 束 条 件 下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他 们 一 样 追 求 利 润 的 最 大 化 ， 下 来 使 其 家 系 宗 祧 绵 延 不 绝 的 岂只 是理 性 ， 应 该 称 为 生 存 的 那
农民的非理性行为及其合理引导
农 村 经 济 与 科 技 ２ ０ １ ７ 年 第 ２ ８ 卷 第 １ ６ 期（ 总 第 ４ ２ ０ 期）
农 民的非理性 行为及 其合理 引导
周铁 涛 （ 中共益 阳市委 党校 ，湖 南 益阳 ４ １ ３ ０ ０ ０ ）
［ 摘 要 ］由义务本位观 向权利本位观 转 变的过程 中，农 民在 民主政 治生活领域 、经济生活领域 、社会 生活领 域均 出 现 了一些非理性行 为。应通过 强化 “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 和强化家庭教 育功能 引导农 民行为趋 于理性 。 ［ 关键词 ］农 民；非理 性 ；平等权 ；依 法治理 ［ 中图分类号 ］Ｃ９ １ ３ ． ９ ［ 文献标识码 ］ Ａ 引导农 民行 为趋 于理性要 强化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 。平 各级党委 政府 主导的制度创新是通过外力推动农村治理转型 的一个方面 ，而观念的更新则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 的动力源泉。 等权是 宪法 赋予公 民的基本权利 ，政治领域 的民主、经济领域 的
１ 农 民非理性行 为的主要表现
由于社会 制度与历史因素 的影响 ，农 民的受教育水平及整体
各种外部 因素中。在社会 生活 ，特别是利益诉求 的表 达中 ，在一
些事务 的处 理中 ，农 民依然保持着 倔强的性 格 ，在对 法律 法规一
知半解 的基础上 ，目空一切 ，只注重 自身权益 的维护 ，忽视 了权 素质 明显低 于城市 居 民。一些农 民 自认无见识 、愚 昧，常常称 自 利 义务 的对 等性 ，忽视了 自己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导致群体性事 己为 “ 农 蛮子 ” 。由此 ，也认 为 自身行为 可以不循 规蹈矩 ，可 以 件 、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通过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宣扬 ，
由传统礼 治秩 序到现代法治秩序变化 的过程 中，农 民的义务本位 公平 、婚姻 家庭 生活中的新 型伦理 都是 平等权的体现。农 民行 为 观念 开始 向权 利本位观念转变 ，一些行为呈现 出非理性 特征 ，严 的非理性 实际是 对平 等权 的漠视。在政 治领 域 ，民主权利 的非理 重威胁到农村社会 的有序治理 。 性行使 ，不仅破坏 了村级 民主治理 的规 则 ，也让 自身权利淹没在
_道义经济_还是_理性小农_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
104在农民经济与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中,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与争辩的理论脉络。
这两种传统至七十年代中达到鲜明对照的程度,这就是在农民学、农村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等领域中人们所称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亦即“道义经济(the m oral econom y )”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 easant )”之争。
如果对这一经典性论题的两位代表人物的前缘进行追索,詹姆斯・斯科特(Jam es S cott )的“道义经济”概念可以上溯至前苏联的社会农学研究者恰亚诺夫(Cha y anov ),他在其著名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以革命前的俄国小农为研究对象,指出资本主义的计算利润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因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小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前提。
其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K arl P olan y i )提出在对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研究中用所谓“实体经济学”代替“形式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他批评了将市场、利润的追求普遍化,将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的分析思路与方式,富于洞见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因而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
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的通篇内容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 )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及互惠概念的问题。
他阐明自己始于经济学领域的对于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将最终达到对农民文化与宗教的研究。
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 o p kin )的理论思路则承继了始于西奥多・舒尔茨(T heodore S chultz )对小农经济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钟涨宝李飞提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参保积极，但缴费水平偏低；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
当信息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当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但参保深度不足。
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
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动员必须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
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限，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
关键词：社会动员经济理性农户新农保行为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社会系统分化日趋复杂精细，传统的由家庭承担的众多功能逐渐从家庭这一结构中析出。
这一方面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个人/家庭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有限有关。
因此，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普遍承担起了公民的社会福利责任。
就养老保险而言，许多国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而是把农民直接纳入全民基本保障之中（Hargreaves，ed at．，2004），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普遍比城市职工滞后（Attanasio＆Brugiavini，2003；Bottazzi et al．，2006）。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国家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ASH00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福利多元主义的中国经验”（项目编号：2009RW001）的阶段性成果。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社会动员概念等方面的修改意见。
931社会学研究2012．3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在筹资方面，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的给予财政补贴。
从发展速度看，与西方很多国家相比，我国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王军，2010）。
对农民合作_理性_的一种解释
收稿日期:2003210222作者简介:吴理财(1970—),男,安徽潜山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解农民日常生活逻辑本身就是对乡村社会有创见的研究,从“常识”中把握乡村社会的性质,从解析农民的行动逻辑中建构理论,是一些著名研究(如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认识)的一贯路线——而不是依据某个流行的理论范式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正确”的话语)来推演“事实”、解释“现实”。
可是,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犯着这种错误。
作为一个实际的研究者,时刻提防自己的先入之见,始终保持对自我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以荆门农民在抽水灌溉上不能形成有效合作这件日常“小事”来说,我们会很容易套用某种经济学范式,说农民缺乏正常的合作“理性”:用每亩10元的抽水费换来150元的纯收入,显然是十分合算的,可是农民却宁愿等着庄稼旱死,也不愿在区区10元的抽水费上让步,让人家多得便宜。
按照经济人的理性逻辑,即便个别想搭便车的农民不愿意分摊抽水的费用,只要大多数农民稍微多分摊一点钱,也能将水抽上来,不但所有人的损失都能避免,而且对于他们自己也依然划算,何乐而不为?!从经济人理性的视角来看,荆门农民的这种行为逻辑,令人匪夷所思。
诚如有学者所解释的那样,农民实际上不是根据自己得到的好处来“算计”,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形成了农民的一种特殊的行动逻辑: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
农民的这种特殊观念,是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逻辑的。
但我们不能因此讥笑农民没有“理性”;相反,它恰恰是农民一种正常的理性反映: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极具反差的“损失”来惩罚“搭便车”行为,以此来维护村庄生活共同体的“公正”!如果这一次由大家分摊了抽水费,下一次(甚至几乎每一次)个别农户依然可以从“搭便车”中贪取便宜。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摘要】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农村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本文从政府支持、农民增收途径、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关系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政府应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引导农民选择高效增收途径，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农民增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需要制定有利于双方共赢的政策。
农村金融也应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提供更多支持。
结论指出，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需要社会各方合作共同解决，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至关重要。
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推动农村发展。
【关键词】农民增收、农业、支持、政府、途径、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金融、乡村振兴、合作、政策支持、制度支持。
1. 引言1.1 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性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十分关键的一个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民增收直接关系到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只有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才会对农村的发展和建设有更大的支持和积极性。
农民增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稳定的农村社会才能带来稳定的国家社会。
农民增收问题不仅关乎农村发展，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
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1.2 农民增收问题的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农民收入不稳定、增收压力大的问题。
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但受制于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户收入难以稳定。
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缺乏多元化经营，农民增收空间受限。
农民增收受到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田荒芜、农业产值降低，农民增收面临更大压力。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缺乏科技支持，农产品降价严重，农民增收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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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潘 峰 [摘要]本文在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有关学术争论进行梳理和流派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争论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中的经济生活与其他生活的界限;二是经济理性的适用性。
[关键词]农民 理性 经济人[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06)—11—0081(04)[作者]潘 峰 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北京市 100081 在回顾争论的各流派之前,有必要对什么是经济理性和符合理性的经济行为作一个简要的阐明。
理性要求行动者要对任何选定的行为结果的可能变化做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他对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有最大化的偏好;其次,他要根据切身的利益进行思考、评判和推断。
〔1〕这样的行动者就是“经济人”。
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
因此,判断一种或一类经济行为是否理性,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经济行为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说具有持续和稳定的偏好;二是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对切身利益的思考、评价和推断;三是经济行为始终具有目标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大背景: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虽然学术界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但是一直围绕着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行为是属于“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范畴。
首先,“经济人”的假说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根本。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他认为,人类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由于政治形态和周围习惯势力的制约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
他力图将“自私”的概念学理化,将人对利益的追求限度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中。
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继承了“经济人”的观点,并将之运用到传统农民学的研究中。
在农民的经济行为的解释中,舒尔茨坚持农民同样具有资本家的本质:追求利益最大化,对资源的调配总是趋向最优。
他于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贫困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打交道…都是时刻计算个人收益的经济人”。
换句话说,传统农民即使在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生产机会和有效率的资源。
这就是舒尔茨的“贫困而有效率”命题。
他眼中的小农不愚昧落后,而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
〔2〕在对危地马拉、印度等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中,舒尔茨发现农民没有储蓄习惯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
一旦新技术的给定能保证获得利润,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的接受。
〔3〕波普金(S.P opkin)进一步认为,小农可以在权衡长短利益和对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选择。
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出版《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指出农民对价格反映与资本家没什么差别——尽管他们的资本可能极少,却表现出“经济人”的逻辑性和算计性。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认为,即使是非理性的经济单・博士硕士论坛・ 农村经济 2006年第11期位(包括农户),也会因机会的变化而被迫做出理性的反映。
总之,亚当・斯密的追随者认为:无论小农经济是否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农民的经济行为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说。
他们奉行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努力将“经济人”的形象外推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
而“社会人”的假设有力的反击了“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理性提出质疑。
该假设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欲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将其放到更大的宏观社会环境中考察。
因社会结构、制度等外在环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使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主观愿望相互冲突。
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行为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
他与同仁一道在运用长期的、大量的参与观察研究家庭式农场后,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并提出“饥饿地租”、“自我剥削”、“亏本经营”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概念。
综观他的学说,¹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在高度自给的社会中,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家庭的消费需要和维持劳动生产的生活需要,所以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分析传统农民行为,是不合适的。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德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º中,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不是在追求平均利润,而是奉行“生存第一”和“安全第一”的最低生存保障产出。
为了避免不确定自然或人为因素,他们以获取稳定产出为生产抉择的标准。
沃顿认为农民行为的脆弱性决定了对安全感和生存意识的重视,远远高于追求利益最大化。
〔4〕总之,决定他们经济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道德和社会安排。
持“非理性”观点的学者,如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农民追求不是利益最大,而只求代价最小化。
〔5〕荷兰学者J.波耶克认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时,就会出现反常的“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
他在1911年提出“二元社会”的概念,指出东印度社会的农民与殖民者社会是不同的。
就经济行为而言,当地农民表现出基于道德的非理性特征,而绝非殖民社会表现出的经济理性。
〔6〕波尔尼(K.E.Boulding)把农民经济称为“爱与怕的经济”(T he Economy of L ove and Fear),极力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尚未体系化”的农民市场,反对将世界上所有人等同于经济合理化的“功利原子”。
综合“理性小农”反对者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的经济目的是为了生活,而不牟利;二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或是生产劳动不能抽象出标准一致的经济概念,如投入、产出或效率。
二、农民理性的本土化:对中国农民的讨论1.对贫农和小农行为的讨论按农民学的定义,传统小农是指经济活动以家户为生产单位,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高度自给,并且在社会关系上存在宗法性的人身依赖。
对中国小农研究最为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
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
一方面,人口压力迫使农民为满足家庭生存,不是追求利益最大,而是保证最低的产出。
为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哪怕是边际产出递减的过密化生产。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小农同样会为追求家庭发展和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
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后,他指出在1350年～1960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压力使土地的单位边际产出递减,主要原因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劳动配置不能自用,这使得农户只能维持糊口的生计水平,即所谓的“生存理性”;解放后的30年间,政府的集体主义公社化运动在外力上强制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严重抑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980年以后改革政策的推行,市场才具备反过密化的意图,过度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村工业、新副业转移。
〔3〕这意味着农民开始从自给的自然经济以及拒绝商品化的生产理性(生存理性)向以生产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经济理性”过渡。
黄平通过以中国八村的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认为“生存理性”就是促使当代农民主体流动的驱动力。
换句话说,农民工在流动中,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判断选择比较好的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
生存理性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¹º(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俄)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行动预期,调整自己的行动目标。
〔7〕罗伯特・西蒙认为人的行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特征。
在理想状态下,即信息充分、可选参数穷尽时,人总是追求最大利益。
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决策往往受众多因素影响(如信息失灵、时间成本高和自身素质问题)而表现出“有限理性”。
所以,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满意最大化”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
林毅夫继承并发展了西蒙的思想,认为经济理性就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质利益最大化。
小农或贫农的看似非理性行为是经济理性的一种表现,是在制度、习惯等外部条件制约下的“有限理性”。
傅晨等一批中国学者构建贫困农户行为模型。
他们认为贫苦农户面临多种风险,受制收入约束,却表现出机会主义者。
许多所谓的非理性的败德行为,其实是他们在既定约束下的最优选择。
〔8〕在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萧正洪指出陕西的小农实行粗放式农作方式并不是无效率、不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相反,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能回避或减少以气候条件造成的完全无收的风险,反映出小农在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有限理性”。
〔9〕2.对中国发达地区农民经济行为的讨论国内对城中村农民理性的研究首推李培林教授。
许多学者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与村落制度之间的矛盾形成落差,最终导致城市的社会理性与农民个体理性的冲突。
李培林提出不同的观点:“城中村”特殊的就业方式和反常规的建筑形式是农民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理性结果。
他认为,传统农民的经济选择具有“生存逻辑”与“经济理性”双重性,但是,城市化迫使农民由传统的“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渡。
〔10〕也有学者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房屋出租是那种靠土地吃饭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延伸——既是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分配方式的形式上转变,也是农民“生存逻辑”的惯性或冲力的综合结果。
蓝宇蕴的博士论文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出租房经济旺盛和内在分配制度的内部化、身份化促使“非农化村庄经济”形成。
由于非正式的分配制度和利益共享观念的存在,农民在追求经济理性的同时,不断强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强调包括地缘、亲缘、拟亲缘关系的“经济共同体”。
唐灿与冯小双甚至认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巨大经济利益网络,会对外来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这里表现为,当地人与外来人的社会互动和经济交换中越来越多的形成互依、互利、风险共担的“利益一体化关系”。
〔11〕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是:为了逃避外部制度(如城市管理、税收部门的规则)对经济利益的影响,本村人往往利用非正式关系与外来人建立合作。
这正如赫克特(Hecht er)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为增加更多的利益,群体可能会创造制度和文化系统保证这一追求是理性的。
〔12〕这已超出简单经济关系的研究,而赋予了农民行为研究许多社会性、组织性的因素。
所以,用纯经济模式解释或论证农民的行为是否理性已经显得无力,许多非理性成分,如亲缘关系、情理、职业道德都可能对争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三、评析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将其划分为3个流派。
一是非理性派。
其认为农民的经济之行为具有生存理性而绝非经济理性,属于“社会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