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眼中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
王尔德_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艺术的契合_以小说_道连_葛雷的画像_为例

王尔德: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艺术的契合)))以小说5道连#葛雷的画像6为例刘茂生*内容提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王尔德唯美主义小说5道连#葛雷的画像6,我们发现,尽管王尔德一贯坚持其享乐主义道德观,主张艺术无涉道德,但是作品中所体现的仍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理想。
王尔德并不是要抛弃道德追求,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形式的道德,即已成为本能的道德。
这一理想就是通过唯美主义的艺术实践来最终实现的,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艺术彼此交织,不分你我。
本文通过分析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道德现象,进一步说明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契合的必然性。
关键词:享乐主义 文学伦理学 道德 唯美主义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出现的唯美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及集大成者。
理查德#艾尔曼(R ichar d E ll m an)认为王尔德深受佩特和罗斯金思想的影响¹,特别深受罗斯金道德良知思想的影响º。
除了理论上的建树外,他也创作大量的诗歌、散文、童话、小说及戏剧。
王尔德虽然不及他同时代的萧伯纳、哈代、叶芝和詹姆斯那样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但是其倡导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及在创作实践中所揭示出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伦理道德观,成为那一时期文学独有的特征。
一5道连#葛雷的画像6是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最能体现其艺术审美与道德追求的作品。
因为它/尽可能地表达了道德的主题,并对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给予批评,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不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0(聂珍钊23)。
王尔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不落帝国0。
英国也形成了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们更加崇尚科学和理性。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特别是受边沁的最大幸福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追求愈演愈烈。
在边沁看来,/既然人都是趋乐避苦的,那么,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的行为和原则就是善的,具有道德价值,反之,则是恶的,不具有道德价值0(黄伟合248)。
论王尔德《快乐王子》的幸福观

论王尔德《快乐王子》的幸福观作者:黄河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12期内容摘要:《快乐王子》折射出功利主义幸福观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核心幸福观,故事的幸福观与现实社会的幸福观趋于同一正是《快乐王子》能广为当时读者接受的原因。
关键词:童话功利主义幸福观学术界关于王尔德童话的研究不多,且迄今尚无任何学术研究曾涉足过王尔德童话所反映的社会幸福观,并以此探寻作品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本文试以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为例分析童话中众人对幸福的认识,以便加深对王尔德童话作品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的了解。
《快乐王子》讲述的故事首先涉及了人生目的的问题。
故事中人人对快乐的崇拜与追寻(比如城市为快乐王子塑像和人们对塑像的瞻仰便体现了人们对待快乐的态度)直观的表达出童话中生活在预设城市的人们的生存终极目标即趋乐避苦。
这种人人都寻求快乐的人生观恰是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根本前提假设。
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1]”,所以人类生活的目的乃趋乐避苦。
故而在人的生活目的这一根本人生哲学问题上《快乐王子》与功利主义达成了一致。
然则何谓快乐?快乐王子生前生活在为高墙环绕的与世隔绝的宫殿里,“白天与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傍晚则在大厅里领舞[2]”,其“快乐即幸福[3]”的认识恰是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基本内容之一。
功利主义认为“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是指痛苦或丧失掉快乐[4]”。
《快乐王子》中其他人对幸福与快乐的关系显然也与王子有同样的认识,这一点可从人们对快乐王子塑像的崇敬态度窥出,因为对快乐王子塑像的崇拜实则表明人们已接受了王子的价值观。
因此,就《快乐王子》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而言,快乐与幸福是同一的,此二者的关系也体现了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经验主义本质。
如果说幸福的本质是快乐,那么幸福与快乐是否有程度差别?饱览了人间辛酸的快乐王子塑像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为他人谋求幸福,他把身上的宝石和金叶子全都散发给了贫苦人。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道德观念》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道德观念简介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
他的作品以其犀利的幽默和深刻的洞察力闻名于世。
在其作品中,他经常探讨和嘲笑当时社会对道德的观念和规范。
这篇文档将深入剖析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的流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19世纪英国社会对道德观念的期待和限制。
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强调道德约束和纪律,追求传统与正统价值观。
然而,奥斯卡·王尔德却通过其作品挑战和颠覆了这些传统观念。
1. 道貌岸然与虚伪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一书中,王尔德通过主角道林·格雷展示了一个外表完美而内心堕落、虚伪面具下隐藏着邪恶和卑劣行为的形象。
他通过道林·格雷的故事揭示了社会上许多高尚或正派的人们其实具有一副虚伪的外表。
2. 反叛与自由作为一个反叛者,奥斯卡·王尔德在其作品中探索了个体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反抗和追求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温德尔的风信子》中,主角布尼厄斯·哈拉达因拒绝妥协而遭受严厉指责,但他仍坚持自己对爱情和艺术追求的权利。
3. 非传统性别观念王尔德在作品中也涉及到对性别观念和性倾向的挑战。
例如,《厌女症》这部戏剧探讨了同性恋关系并将其置于舞台之上。
通过这样做,他引发了公众对于道德、宗教以及法律规定的争议问题。
引起争议与审查奥斯卡·王尔德激进而不拘一格的表述方式引起了当时社会和文化领域内一系列争议和批评。
他的作品被部分人视为道德败坏和恶劣行为的宣传,因此经常遭受审查和封禁。
影响与价值尽管奥斯卡·王尔德遭受了当时道德规范的强大限制,但他作品中所呈现的独特道德观念对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对虚伪、自由、性别认同等问题提出了挑战,并为后来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创作方向。
总结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道德观念在19世纪英国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议和反响。
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作品中的伦理与道德观念

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作品中的伦理与道德观念概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
他的作品以犀利的幽默和对社会偏见的批判而闻名,其中探讨了伦理与道德观念在个体生活和社会中的重要性。
本文将探讨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如何呈现伦理与道德观念,并分析其对读者和观众带来的启示。
《无足轻重之女》《无足轻重之女》是奥斯卡·王尔德最著名的喜剧之一,同时也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
该剧围绕着身份、虚荣和社会期望展开,讽刺了贵族社会对外貌和身份的过度关注。
通过善良而天真无邪的女主角塞西莉亚,王尔德传达了一个重要观点:一个人应该被评价于其内在品质而非外表和社会地位。
他揭示了这个虚伪的社会对塞西莉亚进行的嘲笑和侮辱,最终塞西莉亚以自己真正的品质征服了男主角杰拉尔德,并通过幸福的婚姻来证明她的价值。
《无足轻重之女》引发了观众对外貌与内涵、虚荣与真正幸福的思考,并让人们对传统社会观念进行了反思。
《道林·格雷的画像》《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被改编为戏剧。
该作品探讨了美丽与堕落、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故事中,主人公道林·格雷因为对自己美丽青春的执着追求而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交易:他将自己所有的罪孽和堕落转嫁到画像上,使得自己可以永远保持年轻而美丽,但画像却承受着其真实形象中所有污秽和堕落。
这部作品引发了关于美丑标准、权力与道德、自我放纵与责任等伦理和道德问题的思考。
王尔德通过这个故事警示人们不要沉迷于表面的美丽,而忽视了内在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在艺术和真实生活中取得平衡。
《Earnest夫人》《Earnest夫人》是奥斯卡·王尔德最知名的喜剧之一,同时也是其最后一部作品。
该剧以讽刺的手法探讨了虚伪与真诚、双重标准和社会规范对个体及社会的影响。
剧中男主角杰克使用“Earnest”这个假名而展开了一系列误会和混乱。
浅论功利主义幸福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134美学2019/08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基础功利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中重要的思想之一,又被称作“最大幸福主义”。
该学说把个人的享受与快乐看作是值得追求的,快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
德谟克利特的快乐主义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功利论内容。
他认为,人一切行为都是在尽力追求快乐或者避免痛苦,所以提出了“趋乐避苦”的原则[1]。
伊壁鸠鲁是快乐主义的重要提倡者,他认为,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善,同时也强调精神或理性快乐的决定作用。
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学说。
18世纪下半叶,功利主义才最终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功利主义幸福观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诉求。
功利主义的论证基础是经验主义认识论,也是唯一能够奠定各门社会科学的伦理基础,较之唯理论认识论来说更加合理、更具有代表性。
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一切行为背后的推动因素都是追求快乐或者避免痛苦。
在对人性的考察中,人本能地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的欲望,并有意识地带有目的性和理性的意志[2]。
因此,人会自由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和利益。
但同时人又是社会性的理性存在者,所以在追求利己行为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社会共同利益。
功利主义其伦理学观点极其简单且符合人性,他们认为最终功利主义者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该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一原则有效平衡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它更有助于引导人们追求幸福,在满足自身幸福的同时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幸福最大化。
功利主义者把一切关系都归结为功利关系,把道德的善恶与快乐幸福相联系,希望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为社会发展乃至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基本的道德思考模式,判定幸福行为对错的唯一最终道德标准取决于其行为是否能够增进人的幸福或快乐。
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深刻内涵“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基本原则包含着主体的最大化和幸福的最大化这两部分。
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_陈瑞红

当代外国文学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陈瑞红内容提要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植根于其非理性哲学观中,衍生于/世纪末0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它通过生活模仿艺术和感觉论个人主义,确定了个体与自身、个体与他者的美学关系。
为了给审美人寻找适宜的社会政治空间,它舍弃资本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
但王尔德的审美伦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它在强调自我审美主体的同时,将他者置于被动的、依附的客体位置,所以,它无法建立起真实、和谐、互为主体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它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也只是一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审美-空想性质的乌托邦。
关键词非理性主义人生艺术化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近年来,随着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审美文化理论探讨的深入,伦理生活审美化或者说审美伦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尼采、纪德、维特根斯坦、福柯以及韦尔施、罗蒂等人的相关论述,都曾引起国内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然而,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作为现代伦理生活审美化的典型个例,尚未见有人论及。
王尔德是欧洲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一向认为美学高于伦理学。
在对话体批评5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6中,他曾对二者做过如下对比:伦理学像自然选择一样,使生存成为可能;而美学则像性别选择一样,赋予生活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使其变得可爱而美好。
本文依照王尔德研究的惯例,将对话体批评中的主要发言人视为作家的代言人。
在王尔德看来,/鉴别事物的美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0。
¹他将优先权赋予美学,并希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取代伦理道德。
大约在1890年夏天,他在一封致拉思伯里夫人的信中写到:正确与错误并非行动的特质,而是与通常的社会机制不完备相关的思想态度。
当人沉思时,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至于我本人,我瞩望着唯美主义取代道德伦理、美感主导生活法则那一刻# 14 #的到来:永远不会这样,因而我瞩望着它。
º在这里,作家明确提出了/唯美主义取代道德伦理、美感主导生活法则0的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在道德哲学领域中的争议

功利主义在道德哲学领域中的争议道德哲学是研究道德原则和价值的学科,其中功利主义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伦理理论。
功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追求最大化幸福或利益的原则,即通过行动的结果来衡量行为的道德价值。
然而,这种理论在道德哲学领域中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其中一些争议涉及其应用的可行性、衡量幸福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衡。
功利主义首先引发了关于其应用的争议。
该理论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整体幸福感,因此应该追求能够带来最大幸福感的行动。
然而,定义和衡量幸福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
幸福感是主观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因此很难以一种标准的方式去衡量。
一个人的幸福感可能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因此要根据最大多数的幸福来定义道德价值可能会忽视了少数人的利益。
这种难以量化和定义的幸福感使功利主义面临了可行性的争议。
此外,功利主义引发了一些关于权利和公正的争议。
功利主义主张追求最大化幸福或利益,但却没有给予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正当地位。
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个人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可以被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所牺牲。
这引发了道德上的困惑,因为它似乎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和正义原则。
如果我们只关注最大幸福的追求而忽视了个体的权利,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将被剥夺。
这种权利与公正的争议使功利主义受到了质疑。
此外,功利主义在道德判断中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功利主义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衡量行动的结果来决定它的道德价值,而不是通过行动本身的意图或道德规则来判断。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行动的意图和道德规则可能是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
例如,一个人可能有一个好的意图进行某个行动,但由于意外因素或结果不如预期而导致不幸。
按照功利主义的理论,这个行动可能会被视为道德不当,因为它没有实现最大幸福。
然而从一些角度来看,将道德判断仅仅基于结果而忽视行动本身的意图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尽管功利主义在道德哲学领域中引起了争议,但它仍然有其优点和应用价值。
功利主义谈”幸福“-读功利主义有感

“功利主义”谈幸福——读《功利主义》有感每当谈起“幸福”二字,总会想起曾经某一段时间电视记者经典的问题:“你幸福吗?”“幸福”一词很抽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
列夫·托尔斯泰说:“有生活的时候就有幸福。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幸福就是一种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
而功利主义之所以称为“功利”,就是因为它以追求人的幸福为目标。
“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
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
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
边沁的至理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抵几个人’或许可以成为对功利原理这一理念的注解。
”这是功利主义者的追求。
起初,读本书的一大动力是想知道“功利”与“势利”的区别。
作者约翰·斯图亚特说,“势利”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功利”是为了人的终极幸福。
作者提出只要人的行为不会遭致规则的谴责,那么即使行为的动机不是为了促进社会普遍利益,也是正当的,例如有人勇救溺水之人,是为了之后的感谢费而不是见义勇为。
戴维斯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举例说:“可以肯定的是,拯救一个溺水之人这一行为的是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动机。
试想一个暴君将一跳入海中以求逃脱其魔爪的对手救上来,纯粹是为了能够更加残忍地折磨他,这样的营救还能被明确地称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吗?”作者对于戴维斯的反驳,则是“他所说的暴君行为与出于义务或善心的行为相比,差别不仅表现在动机上,行为本身已不一样了!戴维斯混淆了‘动机’和‘意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行为道德完全取决于意图,即行为者决意要做什么,而动机,作为促使行为者决意这么做的一种情感,当它无法改变行为时,它在行为道德上就没有意义——尽管它在我们对行为者本身进行道德评价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它暗示出某种善或恶的习性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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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眼中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摘要:王尔德童话的深刻性体现于其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社会道德的反映。
《快乐王子》描绘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幸福伦理观,生动且深入地揭开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王尔德;伦理观;幸福一19世纪著名的爱尔兰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不是专业的童话作家,但是他创作的童话故事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故事深为不同国籍、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喜爱,即使是到了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的童话故事依然魅力不衰,仿若一朵久开不败的奇葩,始终以它独特的美和芬芳吸引着大量的欣赏者。
王尔德的童话作品究竟魅力何在?除了公认的优美文字、曲折的情节、精巧的结构安排和渗入故事里的唯美思想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在发散着光芒?笔者认为,王尔德通过童话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道德)便是答案之一。
二《快乐王子》的故事涉及了人类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快乐?如何获得快乐?无疑,人们就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解关系着社会道德。
(一)快乐乃人生之目的童话里,快乐王子原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无忧宫”中,去世后被做成了“用一片片纯金叶子装饰而成”[1](P.3)的塑像,并立在城市高处供人们瞻仰,“深受人们景仰崇拜”[1] (P.3)。
人们不用快乐王子的真实姓名来称呼他,是因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王子真实身份的重要性已为他的快乐精神掩盖,所以为快乐王子塑像的目的更多成分不是纪念王子本人,而是倡导一种世俗的快乐精神,是代表当权阶级的市长、市参议员等人意图劝诫人们要崇尚和追寻快乐。
无疑,城市里生活的普通大众对快乐王子的崇拜便是对当权阶级所倡导的人生观的道德认同,也就是说,众人把“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的观点视为善。
善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因此,对于众人而言,趋乐避苦是人生终极目的。
相似的,快乐王子和他的信使燕子通过为贫苦人提供物质帮助以求实现受苦人快乐的做法实质也显示出他们对该社会众人所持人生观的伦理判断,即“趋乐避苦”是好的。
从这一点来看,《快乐王子》故事里所有的角色在人生目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
这种人人都寻求快乐的人生观恰是伊壁鸠鲁主义和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根本前提假设,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
”[2](P.17),伊壁鸠鲁甚至认为“存在着的唯一的善是快乐”[3](P.94),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4](P.51)。
就这一点亦可看出功利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亲缘关系。
(二)快乐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既然肯定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那么什么才是快乐?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快乐王子》故事里对快乐涵义的阐释有两个来源,一种来自世人,另一种则来自快乐王子的塑像和他的使者燕子。
童话故事里城市社会的主要构成有三大阶级:代表贵族阶级的快乐王子(生前)和女王的皇家侍女、代表逐渐开始掌握政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长和市参议员,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普通贫苦大众。
对于生前的快乐王子和皇家侍女而言,快乐就是俗世极度的生活享受:快乐王子“住在忧愁无法到达的无忧宫里,白天和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傍晚则在大厅里领舞”[1](P.7);至于那个女王身边最漂亮的皇家侍女,则在宫殿里跳舞、谈情说爱、还要穿漂亮的绣有西番莲花的绸缎长裙,据芭芭拉?莫里斯考证,西番莲花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常用于衣服上的图案设计,且在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7],因此该皇家侍女长裙的图案设计又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快乐的实现乃是因其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倘若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他们极度的享乐主义也无法实现。
市长和市参议员直接把快乐和物质财富的拥有状况联系起来,认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拥有快乐。
在快乐王子塑像拥有金身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及红宝石镶嵌的剑柄的时候,市参议员欣赏塑像的美,然而当快乐王子为了接济穷苦人耗尽身上的宝石和黄金、成为灰色的金属塑像之时,市长和参议员们开始认为“他就像一个乞丐”[1](P.18),所以推倒了王子的塑像。
前文已经分析过,人们为快乐王子塑像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和宣扬世俗的快乐精神,这里形成悖论的是拥有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是快乐王子,散尽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仍然是快乐王子,为什么前者可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而后者却被断定为丑陋并失去立足之地?快乐王子塑像被推倒实际意味着当权者认可的快乐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而所谓“快乐精神”的丧失偏偏和物质财富的丧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物质财富还存在于快乐王子身上时“快乐精神”也被视为存在一样。
因此,《快乐王子》中当权阶级的快乐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拥有。
故事里,贫苦大众对快乐的认识也是物质化的。
快乐王子塑像让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一片一片剥离下来散发给穷人,并说:“活着的人总认为金钱可以使他们快乐。
”[1](P.16)的确,当在阁楼里居住的创作戏曲的穷学生得到了快乐王子的蓝宝石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快乐”[1](P.13);哭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得到蓝宝石以后,“大叫一声‘多么漂亮的玻璃啊!’然后笑着跑回家了”[1](P.16);得到金叶子的孩子们“脸蛋红润一些了,他们欢笑着在街道上游戏,并且叫嚷:‘我们有面包啦!’。
”[1](P.16)所以,对于贫苦的工人阶级而言,因为金钱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可能,所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而快乐也就等于金钱。
分析可知,故事里所有的社会阶层对快乐的理解都趋向物质化,这无疑是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童话式再现。
相形之下,快乐王子的雕像对快乐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直观了,一方面他同情受苦人,用金钱换来他们的快乐,但是结果却是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而自己的金钱减少了。
如果我们仍旧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答案:快乐王子的快乐减少了——这似乎与前文的结论形成了悖论(前文我们已经证明,故事里人人都追寻快乐,快乐王子也不例外)。
既然快乐王子也是追寻快乐的,那么只有当他不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时候,他的快乐才不会因为金钱的减少而减少。
当燕子为王子讲述埃及的奇迹,尝试使双目失明的王子快乐起来的时候,快乐王子却宁愿聆听人间的疾苦,把身上剩下的黄金叶子散发到穷人手中,以使穷人感到快乐。
因此,快乐王子的快乐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前提的利他式快乐。
燕子在遇到快乐王子塑像前以爱情为快乐,他虽然能以不同于其他燕子那般势利的方式看待爱情,但终于还是为了追随自己的队伍前往埃及过冬而放弃了所爱;遇到王子之后,燕子逐渐开始以王子的快乐为快乐,继而也成为了利他主义者。
当然,如果快乐王子和燕子仅仅以单纯的自我牺牲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
事实是王子和燕子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了众人的快乐,因而他们牺牲的目的乃是通过给予他人快乐而增加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快乐,从而达成自己精神上的快乐。
因此,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利他精神之表现实际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功利主义者密尔认识的那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
为社会增进幸福,也就是为自己增加快乐”[6](P.11);功利主义最大幸福的标准,“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量幸福”[6](P.12)。
功利主义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的深刻影响迫使英国的宗教界为了发展壮大不得不吸收功利主义思想精髓。
于是,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应运而生。
该主义“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所谓的公众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一种途径”。
[7](P.193)《快乐王子》中王子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以基督式的自我牺牲将身体分给民众,盖伊·威洛比认为快乐王子的这种牺牲“如同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象征性地用饼和酒代表自己的血肉,让门徒分食”[8](P.75)。
恰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的死亡再到他不久以后的复活并进入天国让人们相信耶稣获得了终极快乐,快乐王子和燕子死后也得以在上帝的黄金之城和伊甸园永生——这正是基督教徒追求的终极快乐。
如同耶稣获得其终极快乐的途径是自我牺牲一样,快乐王子和燕子能够得到终极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更多的关注公众利益;显而易见,《快乐王子》童话里,对公众利益的全心关注和投入使终极快乐成为可能,于是,利他者最终还是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利己的目的。
总之,王尔德的童话不是普通的故事,它并不单纯的把儿童当作唯一读者,事实上,其童话故事的主要受众应为成人。
虽然笔者仅讨论了作者的代表作《快乐王子》,但是其另外的童话作品也同样展现了超越一般童话的伦理:比如《夜莺与玫瑰》和《自私的巨人》中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故事同样表现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与统一。
因此,王尔德童话作品之美并不仅限于文字的表述力、情节的吸引力、结构的精巧安排和其特立独行的美学思想,而更在于它能发人深省、予人深思,使人可更真切的看清现实社会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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