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教案(本科生)

《中国哲学史》教案（本科生）

绪论：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1. 何谓哲学？

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不像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化学等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答案。什么是哲学？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个不同的答案。我们知道，在中文里，“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是从西文的Philosophie（philosophy）直接翻译过来的。就“哲学”一词而言，其原初的意思即“爱智慧”。既然哲学是“爱智慧”，那么，她首先是一种活动，其次才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活动”，它是通过追求智慧而使人变得有智慧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学说，它是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使人能够智慧地生存的学说。

在人类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看来，智慧的首要问题即是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或“始基”问题——变动世界中的绝对可靠的根基问题。只有找到了这一根基，人们的生活才得以踏实，人们的心灵才得以安顿。对本原问题的追问，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开始踏上了自觉地凭借自身的精神力量去追求自由自觉的历史的征程。在此意义上说，世界的本原问题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任务之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就是为人类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从而使人类智慧地生活。至于怎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哲学家胡适认为：“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1也就是说，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在人类持续的对话中生成和发展着的有生命的思想。只要人类生存着，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会持续着。对话必须有对话者，而最有价值的对话者就是哲人、智者，这些人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并汇聚在各个时期的哲学经典之中。

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哲学，但不管各民族的哲学有多大差别，但只要都被称之为是“哲学”的话，那么，它们必然有其共性——它们都肯定是对世界本原问题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追问与回答。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9页。

不同民族之所以有不同的历史，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哲学。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哲学思想-自由精神展开的历史，自由的精神思想是历史的基础与核心。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否能够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得以长时段地延伸而构成世界史的基本内容，在根本上取决于开辟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思想否深刻；而一个民族历史的中断，或者一个文明的消弭，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缺乏对世界本源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真正体悟和把捉。在此意义上说，人类是靠哲学在宇宙中挺立起来的，是靠哲学开辟自身民族的辉煌历史的。

不管人们生活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之中，都面临着如何去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都必须从哲学中获取生存的希望、智慧和力量。因此，了解、研究哲学，就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知识，更为重紧要的则是为了能够智慧地生活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之中、能够有尊严地挺立在这个广袤的天地之间。

2. 何谓哲学史？

研究哲学，首先要了解哲学的历史。并从中发现哲学演进的脉络和规律。

何谓哲学史的问题，其实也与何谓哲学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定论且存在诸多歧义的问题，胡适曾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冯契先生曾经把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社会实践的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体系，研究这些哲学家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哲学史也其实是一部哲学思想演化发展史。

在此我们只是也暂下一个定义：哲学史是哲学思想产生、演进和发展的历史。

我国学术界对何谓哲学史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所编写、使用的哲学史教材，都受到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的影响。1947年，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如下的哲学史定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即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

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当时使用的是从苏联翻译的哲学史教材，该观点贯穿其教材的始终。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此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其实质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从而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奴婢（bì），成为妨碍人们真实地面对哲学历史的僵化教条。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认识史的观点去突破“两军对阵”的教条，其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意识到了哲学史研究完全可以有新的视域和方法。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视野得到了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向，一是从“认识史”向形上智慧的提升，表现了哲学回归智慧的自觉意识，也更契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貌；二是从“认识史”向生活世界的拓展，促使人们去思考哲学与生活、理论与现实的真实关系。

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凸显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及问题意识。

3.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哲学理论与哲学发展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首先，哲学理论的创新，必须尊重哲学演进的历史。

任何一种新哲学理论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对以往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脱离了哲学史的哲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处理好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史论关系），就必须既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也应当克服没有哲学的历史，从而使史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对哲学史的探讨，离不开对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

各个历史时期哲学家所立之说，其实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也就是说，这些学说首先是哲学理论，尔后才成为哲学史的内容。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哲学经典文本，就是当时哲学家们进行理论创新的载体。这些以文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哲学思想，就是当时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创新见解。因此，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哲学史就是按照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对不同时期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论及其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厘定、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