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102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一、“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

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8

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

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

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

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

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

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

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

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

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

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

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

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

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

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

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

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

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

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

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

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

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

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

二、“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

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

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

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

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

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

博物馆罢了”。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

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

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

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

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

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

由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

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

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

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

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

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

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

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

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

秘书）”。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

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

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

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

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