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
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海外中国学人”刘禾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两本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语际书写》1999年10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跨语际实践》2002年6月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语际书写》中近三分之二的章节在《跨语际实践》中重复出现，而《跨语际实践》中的许多内容那么是《语际书写》所没有的。
《跨语际实践》无疑更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刘禾的学术观点。
因此，本文想更多地依据《跨语际实践》来谈论刘禾的问题意识。
其实，本文最适宜的题目应该是《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
但因为这句话被用得太滥了，才另想出现在这个题目。
我想说明的是：被刘禾当作绝大问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问题；而刘禾以逻辑游戏般的方式证明为“伪”的问题，那么实实在在是真问题。
如果李陀误解了刘禾，那另当别论。
如果李陀对刘禾的理解是准确的，那刘禾的问题意识那么实在过于陈旧和低级。
认为相信翻译的普遍性和不可防止性，就意味着相信翻译的“透明性”，这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误解，也可以说是厚诬了所有“熟悉翻译理论的人”。
李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很可能因为对“翻译理论”不太“熟悉”。
成认翻译的“不透明性”，成认翻译不可能把原文的意思和意味原原本本、纤毫无遗地予以传达，是翻译理论的常识，也可以说是翻译理论得以展开的前提。
所谓翻译理论，其主旨就是在认可原原本本、纤毫无遗地传达原意之不可能的根底上，探讨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原意传达出来。
当然，从根本上疑心翻译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人类的翻译理论史上，也并非新鲜。
要举例的话，也可谓举不胜举。
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是大家都熟悉的名文，就举几个钱钟书用过的例子吧。
《林纾的翻译》一开头，就介绍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翻译的训诂：“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假设‘讹’。
论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女性主义”解读
论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女性主义”解读作者简介：杨梅（1989——），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摘要：作为欧美汉学家，刘禾对萧红的《生死场》的女性主义崭新视角的解读，揭开了《生死场》中蕴含的女性身体经验的全新的评论维度，也颠覆了评论界对于《生死场》一贯地民族国家的权威批评视角，但与此同时刘禾似乎又陷入了“女性主义”的绝对立场而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视角二元对立，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刘禾，萧红，生死场作为欧美汉学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刘禾以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在丰富的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支持下，在想象的自由批评空间里对现代文学做出了崭新解读，包括对鲁迅“国民性”理论的质疑、对老舍的《骆驼祥子》“内心叙事”的阐释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萧红《生死场》的解读中，刘禾独树一帜地采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给萧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新解读出现在她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最初收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8年又被王晓明收进《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后来，1999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刘禾的《语际书写》中再次收录该篇。
多次被收录出版，文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同时也奠定了萧红抗日作家的地位。
小说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乡土色彩浓厚的生活图景中的一个主色调。
1934年作品问世之后，被鲁迅编入“奴隶丛书”，并在其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胡风为其后记中也称赞了书中所体现出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生死场》因而被认为是“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读本。
从鲁迅、胡风开始，评论界对于《生死场》的解读一直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将《生死场》看作是一部“民族寓言”，对《生死场》进行了一种单一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
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的语言问
水平 ， 我完全没有发言权。但对其汉语和 日
语水 平 ， 我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能做 出 判 断 。刘
自该书者均只标注页码。 那么， 禾关心 的 ） 刘 是 什么 呢？
跨语 际实践 的关键 并不是 去研 究翻
译 的历 史 ， 不 是 去 探 讨 翻 译 的 技 术 层 也
禾是“ 文革” 后才赴美 ， 汉语 当然是懂的。但 读 《 语 际实践 》 跨 之后 ， 觉得 她 的汉 语 水 平 我
它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要求是很高的。仅在 语言方面， 它就要求研究者最低 限度要精通
汉语 、 语 和 日语 三 种 语 言 。对 刘 禾 的英 语 英
化 问题。 （ ” 刘禾 ： 跨语 际实践——文学 ， 《 民 族与被译介 的现代性 （ 中国，９ ０ １３ ） １０－ ９７ 》
“ ” 三联 书 店 ２０ 序 ， ０ ２年 版 。 以 下 引 文 凡 出
ｌｅ ｏｅｎｔ” 这有 几 种 不 同 的汉 译形 式 。 ａ ｄｍ ｄｒｉ ， ｔ ｙ
式的鸡刀和牛刀 ， 昂然踏人 中国现代文学领
域 ， 往往不 辨 鸡 牛地 狠刺 猛 砍起 来 。 如 果 却 碰 巧是鸡 刀 杀 鸡 和 牛刀 杀 牛 ， 就 有 可 能 把 那 活干得 很漂 亮 ， 如 果 是 鸡 刀杀 牛 和 牛 刀 杀 但 鸡， 那情 况就 难 免有 些 糟糕 。更 何 况 他 们 对 之 又刺 又砍 的 ， 往往并 不是 真实 的鸡 牛 ， 只 而 不过是 鸡牛 的影 子。对 着 鸡 牛 的影 子 ， 他们 都能使 出浑 身 解 数地 砍杀 一 番 ， 不得 不 让 就
上述书名中“ 被译介 的现代性” 是一种译法 ， 而在 这本 书 的序 言 中 ， 有 “ 翻译 中生 成 又 在 的现代性” 一说。“ 翻译” 也好，译介” “ 也好 ， “ 生成” 也好 ， 意思只有一个 ， 现代性” 即“ 在
国家与社群的误读——论刘禾教授《个人主义话语》一文的问题
、
引言
刘禾教授选取 了“ 个人 主义 ” 这个 西方概念 于五 四前
然而构建崭 近年来 ， 文学批 评界对 刘禾教 授的 “ 国民性神 话 ”命 后在中国的流变来进行 她的跨语 际实践研究 ，
题多有质疑的声 音。如文化 研究学 者陶东 风 和徐 艳 蕊指 新的思想空间首先依赖 的是对思 想史料扎 实客观的分析 ，
先进 ” 理念先人为 主的操 纵。正是在这一方面 ， 出， 晚清 至五 四， 从 中国本 土知识分子对 这一命 题一 直存 而非某种“ 在多种不同的理解 。刘 禾教 授在批判 西方学 者对 中国人 刘禾 教授的文章出现 了一些文本解读上的偏差。 进行 了本 质主 义描述 的同时 ， 略了一个 基本事 实 ： 何 忽 任 话语行为都会牺 牲对 象的丰 富性和 具体性 。我们却 不能 由此简单得出所有 的抽象概括 都是本质主义偏 见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嬗 变 而
刘禾教授的《 个人 主义话语》 一文无 疑引发 了中 国现代思 想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具启 发性的命题 ： 西方思想 在 中国
史注定是不 完整 的 、 面 的。果然 ， 禾 教授 讨论 《 青 片 刘 新
国家 与社 群 的误 读
论刘禾教授《 个人主义话语》 一文的 问题 付
摘
强
（ 四川外语学院 大学外 语教学部 ， 重庆 ４ ０ ３ ） ００ １ 要： 刘禾教授 的《 个人主 义话语》 一文存在一些对思想史料错误的解读 ， 根本原 因是她把 中国现代 民族 国
家观念与社群观念相混淆造成的 。从根本上说 ， 刘禾教授在 考察五四时代 的思想 时没 有摆 脱 “ 救亡一 启蒙”
第１ ０卷 第 １ 期 重庆 交通 大学学报 （ 社科 版 ） ２１ ００年 ２月 Ｖ １１ ｏ １ Ｊ Ｕ Ｎ ＬＯ Ｈ Ｎ Ｑ Ｎ Ｉ Ｏ Ｏ Ｇ Ｕ Ｉ Ｅ ＳＴ Ｓ ｃ ｌ ｃｅｃ ｓ ｄｔ ｎ Ｆ ｂ ２ １ ｏ．０ Ｎ ． Ｏ Ｒ Ａ ＦＣ Ｏ Ｇ Ｉ Ｇ ＪＡ Ｔ Ｎ Ｎ Ｖ Ｒ ＩＹ（ ｏ ｉ ｉ ｅ ｉｏ ） ｅ ．０ ０ ａＳ ｎ Ｅ ｉ
东北文化的当代转型研究
东 三 省 人不 及 江 浙 闽 粤人 的 自由敏 慧 ， 而
独具 一种 粗 犷厚 实 。 ［“ 北作 家群 独特 的 ‘ ”］ 东 审 美 力 学 ’带血 的 旷野 、 ， 骠悍 的 民风 和铁 的人物 ，
交融成一种和这块土地 的历史相默契的阳刚之
的欲望都赤裸裸地表现在外面。在精神上 。 人 们感到孤独和荒凉 。 具有 一种像东北的天气一 样的寒冷感觉 ……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有
基 金 项 目 ： ０ ９ 辽 宁 省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基金 项 目（ 目编 号 ： ０ Ｂ ＷＯ ６ ２０ 年 项 Ｌ９ Ｚ Ｏ ）
作 者 简 介 ： 广 远 （９ ３ ） 男 ， 学 博 士 ， 海 大 学 中文 系副 教 授 ， 士研 究 生 导 师 ， 事 中 刘 １７ 一 ， 文 渤 硕 从
Ｏ７１
渤 海 大 学
东北文化的当代转型研究
刘广远 （ 渤海大学 中文系 ， 辽宁 锦
芷
／ 、
第
期
摘 要 ： 中国 东 北 文化 被 认 为 是 荒 寒 文 化 ， 东北 文 化 的 特 质 造 就 了东 北作 家 写 作 的 风格 、 言 语 的 运 筹 具 有 地 方 特 色。，２ － 纪二 三 十年 代 的 “ ． ０－ ９ ￣ ｋ 东北 作 家群 ” 新 时 期 的 作 家， 自然 天 气 、 到 从 地 域 环 境 到 生存 资 源 、 文化 资 源 ， 们 的 作 品 在 荒 寒 和 粗 犷 的表 象标 签 下 ， 作 开 始 转 型 ． 入 他 创 融
多种 柔 和 、 温暖 的人 性 色调 ， 拥有 了融 合 性 和 普 遍 性 的风 格 。
关键词 ： 东北 文化 ； 寒 ； 型 ； 性 荒 转 人
刘禾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标签：文学评论作者：刘禾重写文学史近来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的话题，但“重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类似的工作有史以来就没有中断过。
况且任何“写”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
关键在能不能对这些叙事(包括准备要写的)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
民族国家文学1．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许多词语范畴，如“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化”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
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是叫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结果往往是狗逐其尾，自我循环。
本章打算换一个路数，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
我的看法是：“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严格地讲，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
在中国，这一现代国家形式应该是由辛亥革命引入的。
关于民国以前的国家形式，史家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大陆学者把它叫做封建制；西方史家则通常使用帝制这个概念。
我本人以为殷海光提出的“天朝模型”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天朝君临四方”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使中国与外国在1861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最先摧毁了“天朝模型的世纪观”，使之不得不让位于“适者生存”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一方面对神权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成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的坚强后盾。
从15到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或殖民。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聂珍钊教授访谈录作者：何卫华聂珍钊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01期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学者开始将本土批评话语的建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这之中，由聂珍钊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中国学界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批评范式目前已经在国内外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参与和讨论。
为推进学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缘起、核心概念和具体运用等重要问题的理解，这次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一位在桂子山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的身份，结合自己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聂教授谈了自己对学者的应有担当、品格和文风等问题的看法。
随后，聂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些核心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最后，针对提问，聂教授还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及其在族裔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关键词：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脑文本;族裔文学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8BWW015）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和族裔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聂珍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英语诗歌和小说。
Tit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ritical discourse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Among these effort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was founded by Prof. Nie Zhenzhao， ha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This interview aims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origin， the key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textual applic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interview， Prof. Nie first talked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integrity and the appropriate writing styles of scholars by looking into his own days as a student and his early academic career. Then he illustrated some of th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through his theoretical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Finally， Prof. Nie talked about the future trend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ethnical literature.Key words：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brain text; ethnic literatureAuthors： He Weihua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rature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nic literature. E-mail： whua_he@. Nie Zhenzha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China） and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studies. E-mail： niezhenzhao@一、我的成長经历何卫华（以下简称何）：聂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访谈，巧的是，今天您还要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摘要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一类是麻木迟钝、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如麻面婆；一类是对爱情婚姻充满期待，却在残酷的现实中梦想幻灭，身心扭曲，如金枝、月英；第三类是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乡土女性无论是对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暴虐，还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父权主义的压迫，都以独立不羁的姿态，表现出自觉地反抗意识，如小说的主要人物王婆。
通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作者呈现出下层女性普遍的悲惨生活、无奈命运，同时也将女性之思延展到民族/国家话语之外的领域，追索更为复杂的悲剧原因。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形象；女性之思AbstractXiao Hong in the novel "Life and Death" in shaping three female characters,one is numb dull, submissive image of women such as Mamianpo.On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arriage for love, but the harsh reality of broken dreams, physical distortion, such as Jinzhi,Yueying. The third category is a sort of "legendary" color of the local women both for the landlord class, imperialism, tyranny,or for the daily life of patriarchal oppression, are independent uninhibited attitude, showing awareness of conscious resistance, such as the novel's main characters Wangpo.Through the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characters,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tragic life of women in general lower, but the destiny，thought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women nation / state discourse outside the area, the reasons for recourse to more complex tragedy. Keywords XiaoHong, "Life and Death", Female Characters,Female Thinking一、前言作家萧红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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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标签：文学评论作者：刘禾重写文学史近来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的话题，但“重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类似的工作有史以来就没有中断过。
况且任何“写”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
关键在能不能对这些叙事(包括准备要写的)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
民族国家文学1．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许多词语范畴，如“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化”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
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是叫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结果往往是狗逐其尾，自我循环。
本章打算换一个路数，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
我的看法是：“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严格地讲，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
在中国，这一现代国家形式应该是由辛亥革命引入的。
关于民国以前的国家形式，史家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大陆学者把它叫做封建制；西方史家则通常使用帝制这个概念。
我本人以为殷海光提出的“天朝模型”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天朝君临四方”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使中国与外国在1861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最先摧毁了“天朝模型的世纪观”，使之不得不让位于“适者生存”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一方面对神权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成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的坚强后盾。
从15到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或殖民。
与之相反，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促成的。
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中国人接受后，即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无需赘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它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力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20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
“五四”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正是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
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写作等机制及其运作。
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我还想说明一下，“民族国家文学”的命名跟普遍流行的“民族文学”的提法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
前者要求揭示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提取新的批评视野；后者则沿用的是“五四”以来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立统一关系的说法。
由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出于自我肯定的需要，它不易对自己的语境作出批判的反省。
我这里提出“民族国家文学”，既是为了寻找新的视野，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又是期待文学史研究本身的范畴、语言和立场能获得一次更新的机会。
谈到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那篇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的文章，因为在当代西方理论论述中，它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
《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自1986年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以来，美国本土对其“民族寓言”一说提出尖锐批评者不乏其人。
该文随后译成中文在大陆的《当代电影》上刊出，再度引起了复杂反响，并导致了中国批评界围绕“第三世界文学”的一场有意思的论争，有人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提法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建立“第三世界话语”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是必要的。
令人瞩目的是，大洋两岸的批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詹明信的欧洲中心主义。
就后殖民主义的语境而言，这一类的批评无疑是必要的。
但对詹明信的立场做这种描述的同时，我发现有些最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被忽视了。
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应该做民族寓言来读，这是区别它和第一世界文学的根本特征。
即使那些表面看起来与民族无关的文本，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它们也通常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
如果不笼统地谈第三世界，而仅就现代中国文学而言(鲁迅是詹明信提到的作家之一)，这种说法听起来有几分道理。
但我认为詹明信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他所描述的这一切特征其实是某种批评实践的产物。
具体地说，国家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国深刻地渗透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它们与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詹明信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实践所追求的效果，而不是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文本所固有的本质。
他在把“第三世界”文学叙述为民族寓言的过程中，彻底排除了文学批评在当地所扮演的文本及经典规范生产者的双重角色；而他自己对鲁迅的解读，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鲁迅研究所设置的主导模式的左右。
因此，尽管詹明信的批评者大都把他的文章视为“东方学”(Orien -talism)或关于他者的辞术(rhetoric of otherness)的又一例证，我倒以为该文毋宁代表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合创作。
不过，本章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评论詹明信，而是为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进行充分的阐述。
再说我不喜欢用伪哲学的抽象语言(这是现代批评的症结之一)去议论文学，所以决定大题小做，举例说明。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1935)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本。
因为，这部小说自从问世以来，即与现代文学的批评体制和权威的文学史写作有过种种遭遇。
而每一回遭遇，或褒或贬，大都围绕着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展开。
因此，萧红小说的接受史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文学生产过程的某种缩影。
重返《生死场》2．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
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一个主色调。
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
同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奴隶社”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的。
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
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以至今天人们仍很难绕开它去评价萧红的创作。
然而，文学批评中的这种民族国家话语迄今尚未引起那些依然身陷其中的文学史家的注意。
我在此对萧红作品的解读不仅试图为研究这位作家提出的新的角度，同时更是为讨论和质疑民族国家话语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复杂关联这一同题。
因此，我关注的是有关萧红本文的两个层次的话语：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
前者涉及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后者则指向力图将她的写作纳入民族国家文学名下的文学批评。
男性批评家的盲区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
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
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作后记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
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 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
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
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男性批评家对大意义的关心使得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研究中非但不是例外，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解读规则。
在40年代，茅盾评论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时虽然与胡风观点不同，却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
例如茅盾在缅怀萧红生命最后瞬间时写道：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
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体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
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的确，萧红没有表现出胡风曾在她作品里发现的那种国家民族主义热情(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她甚至不再卷入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
但作为被茅盾贬为“情感富于理智”的女性，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斗争。
那场斗争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去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
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而言，“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
因此毫无理由把她“缺乏”“民族主义”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
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
这一困境十分生动地呈现在她写于一九三六年的一篇短文《失眠之夜》里。
在这篇文章中，萧红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暖昧态度，使她与情人萧军的怀乡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萧红似乎很难与萧军那种热切悲壮的思乡之心发生共鸣，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向“家”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而我呢?”她问道。
“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么?” 一个女性注定由于她的性别戳记而永遭放逐，她无法将“家”等同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在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