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碳税制度对我国开征碳税的启示

国外碳税制度对我国开征碳税的启示
1.温室效应与碳税
早在19 世纪20 年代，法国科学家Jean.Fouxier 就发现自然温室效应，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效应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认为自然温室效应是地球能量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19 世纪未，天才的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 ），又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性，认为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会带来气候变暖问题，即每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时，气温会上升4到6摄氏度。

这一断言或许只能称之为“假税”。

在其后的近百年间，甚至曾有反复，如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供业生产所产生的气溶胶会致使气候变冷，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为人所关注。

直到70年代未，气候变暖问题才重又引起重视。

而至1985 年，在一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和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引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观点得到基本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

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

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与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等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不同，
征收碳税只需要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

2.国外碳税的发展碳税作为一种新型的税种虽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它已经成为研究者和国际组织极力推崇的一种减排措施，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碳税制度。

碳税最早于1990 年由芬兰开征，目前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已经相继开征了碳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在酝酿针对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制度。

1990 年芬兰在全球率先设立了碳税，并将此税的收入用以降低该国所得税与劳务税税率，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碳税征收范围为所有矿物燃料，根据燃料的含碳量计税。

开始时，税率较低，后几年逐渐增加，当时的目标是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降低为零。

在1994 年，芬兰提高了能源税税率。

1995 年，碳税税率为38.30 芬兰马克/ 吨二氧化碳。

根据估计，在1990〜1998年间，芬兰因为碳税而有效抑制约7%勺二氧化碳排放量。

挪威在1991 年开始对家庭征收碳税，同时也对部分企业征收碳税，其目勺是将200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1988 年勺水平上。

在1998年开始勺税制改革中，挪威勺小党派人士提议应该扩大碳税勺征收范围，将所有勺企业都纳入碳税勺征收范围，并且所有企业所排放勺二氧化碳勺税率不得低于13欧元/ 吨。

但考虑到碳税会削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挪威政府决定把碳税的收益返还给企业，一部分收入奖励那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另外一部
分收入用于奖励那些对于解决就业有贡献的企业和弥补个税。

挪威政府估计，如果没有采用碳税，今日挪威的排放量将会比1990年增长15%- 20%挪威的碳税使一些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1%家庭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 3%。

瑞典的碳税是从1991 年开始征收，目的是在2000年时将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

税基是根据各种不同燃料的平均含碳量和发热量来确定的。

在最初，对私人家庭和工业的税率为25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

1993年，税收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以保证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工业部门的碳税降为8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同时私人家庭的税率增加到320克朗/ 吨二氧化碳。

此外，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采取了进一步减免措施。

1994 年以后，实行了税率指数化，使真实税率保持不变。

在1995 年，一般碳税率为340 瑞典克朗/ 吨二氧化碳，工业部门为83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

1997年瑞典国家XX局提交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报告中提出，与假定仍然维持1990年以前的政策情景下的排放量相比，1995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5%，其中排放量的90%的减少来源于碳税。

1992 年7月，欧洲委员会颁布一个指令，建议在欧盟引进碳税。

其税率水平的设计以每桶油3美元的标准控制，其他种类的能源进行相应的换算。

按照规定，该税的总体税负按每年每桶标准油提高1 美元，从1993 年的每桶标准油3 美元逐年提高到2000年
的每桶10 美元。

该建议允许成员国采用比这更高的税率。

另外，该建议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该用从该税取得的收入来减少其他的税收，而不是增加支出。

2007 年10 月1 日、2008 年7 月1 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先后开征碳税，税率10加元/ 吨二氧化碳。

澳大利亚于2011年7月10日宣布澳政府将对碳排放征税，
价格为每吨23澳元（约合24.70 美元），从2012年7月1日正式开始征收，直至2015 年转而实施另一项碳排放交易计划为止。

政府计划的征收范围大约包括500 家大型公司，但是暂时不对汽油征税。

同时，政府将拨款92亿澳元（98.84 亿美元）支持就业和工业；拨款150亿澳元（161 亿美元）用于补偿家庭额外开支。

这是欧洲以外最大规模的碳排放限制方案。

新征税方案覆盖澳大利亚60%的碳排放。

澳大利亚政府打算在最初3 年投入92 亿澳元（98.9 亿美元），一方面用于关停一些污染程度较高的发电厂，另一方面用于确保钢铁、铝业等支柱产业免遭“扼杀”，政府希望到2020 年减少1.59 亿吨碳排放，与2000 年相比减排5%。

3.对我国开征的启示受能源分布的约束，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国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碳排放量逐年增加，而且增长很快。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
1950-2002 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 吨，居世界第92 位。

气候
变化已经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

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已经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也采取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应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

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碳税通常会给征税对象产生额外负担，从而遭到相关工业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反对，并且如果没有一定的减缓或补偿措施，碳税的征收将给那些能源密集型部门产生不利影响，使其在国际贸易中降低甚至丧失竞争力。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之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能源价格逐步放开，开征碳税将是二氧化碳减排政策上的一个重要选择。

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碳税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征收方式。

各国碳税的征收方式较灵活，可以保持现有税制，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作为计税依据加征；也可以作为单独的税目征收。

笔者认为，中国如果在现行税制之外单独开征碳税，虽然有利于调控目标的明确，但新设税种的改革阻力较大，并需要与其他税制相协调，会引起较大的征收和改革成本。

目前在燃油税、资源税的基础上，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作为计税依据进行加征比较合理，同时对燃油税、能源税、资源税等进行相应改革与优化，逐步实现碳税的独立征收。

第二，税率。

一方面，碳税税率不宜绝对统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功能区、不同二氧化碳含量设置相应的差别税率；另一方面，经验表明实行差别税率将导致逃税。

因此，又要注意规避恶意逃税的机会主义风险。

另外，开征碳税之初，可以将税率设定在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时间推移再逐步提高，以便促进企业和居民在较低税负的情况下不断调整能源消费行为。

通过较长时间的税率逐级调整，让居民和企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各自的行为选择，增加碳税的可接受性。

第三，征税对象和纳税人。

国际上一般针对碳排放较多的矿物燃料和发电行业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征收碳税，中国的煤炭、天然气、发电等行业多为国有企业，如果开征碳税，只需要对这些少数经济实体征税就能涵盖全国几乎所有的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环节，在税收征管上较为便捷和直接。

纳税人是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二氧的单位和个人。

其中，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这个范围较为全面地覆盖了“碳排放源”。

第四，税收优惠。

借鉴国际碳税经验，实行税收优惠和税收返还等措施，从而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十分重要。

对个人生
活使用的煤炭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暂不征税。

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实行低税率或税收返还制度，以减轻对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

笔者认为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也是必要的，据研究表明低收入者较高收入
者用于燃料的费用所占收入的比重更高, 征税对其影响更为明显。

此外，丹麦的“自愿减排”制度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实行自愿减排协议，可以促使企业主动减少碳排放，又可以减轻这些产业的税收压力，从而保持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