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自然意识-最新年精选文档

敬畏生命20 世纪90 年代女性散文的自然意识敬畏生命是20世纪90 年代女性散文中一个普遍的主题，其中表现较为典型的有张晓风、宗璞、张爱华、张抗抗、马丽华、唐敏、素素、楚楚、唐韵、周晓枫等。

所谓敬畏生命，就是从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这一终极视角出发，肯定宇宙间一切生命都有其独立价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敬畏生命并不是盲从生命，它同时还包含着清醒的审视生命的能力，正是后者把女性散文中的敬畏生命与远古时代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区分开来。

从女性的主体建构角度看，敬畏生命是女性走出二元对立思维，主体意识更趋成熟的一种表现，它显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思维。

、人与自然的相融互契人与自然的相融互契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具体表现。

张晓风的《魔季》、《雨荷》、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楚楚的《拈花惹草》、《草原散章》等散文都书写了女性与自然相遇时所达到的那种无间的融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魔季》。

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山容已经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绒绒的芦花海也都退潮了。

相思树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的小草是黄绿的。

还有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藤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山。

我慢慢走着，我走在绿之上，我走在绿之间，我走在绿之下。

绿在我里，我在绿里。

①“墨绿”、“浅绿”、“翠绿”、“黄绿”、“苍绿”、“嫩绿”，生命的丰富与活力就这样与“我”相遇，“绿在我里，我在绿里”，打破了主体、客体间的二元对立，不再是单一的“景” 著“我”之色，而是“我”凭借心灵去体悟与“景”的同一, 悟另外的生命。

“我”是主体，“景”同样是主体，不再是单向的主体对客体的观照，而是主体与主体的相互观照、融合，是生命与生命的沟通与默契，女性关于季节、关于时间的生命化叙述由是得以建立。

人与自然的相融互契还包含着对自然万物生命意志的肯定与感喟。

“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②，要发现这一点，必须有一颗体物之心，像敬畏人类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像体验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去体验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其他的生命，也在其他的生命中体验自己的生命。

这方面，张抗抗的散文可视为最好的范例。

《鹦鹉流浪汉》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会学舌却一心只想挣脱羁绊的鹦鹉”，尽管饥饿寒冷也会使它“用最后一点力气，奔向一家透出热气的门缝”，但休整后却仍要挣扎着挣出笼子，射向天空，“走得义无反顾”，即使前边等待的只是渺茫，即使最终“不过是从一只笼子逃向了另一只笼子”，它仍然要出逃,“背叛笼子，也背叛蓝天”。

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造就了终生都在出逃的鹦鹉。

《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为我们近距离地呈现了昙花短暂的绽放与凋零，唯其短暂，更见其华美，唯其华美，更显作者因这次经历对生命也有了全新的认知： “我们总是渴望长久 和永生，我们恐惧死亡和消解，但那也许是对生命的一种误 读一一许多时候，生命的价值并不以时间为计。

”③张晓风曾在《敬畏生命》中记录了自己一次直面生命的短暂 经历。

作者在湖边看书时，无意中看到几棵树靠风力传播种子的 场面：（种子）“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 有些飘入湖水里”，尽管如此，“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 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垠的云库似的”。

面对这些“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生命投资，作者感到一种“无 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

就这样，在一次无意地与自然的相遇中， “我”学会了敬畏生命。

生命的诞生 如此艰难、偶然，难道不应该获得敬畏吗？ 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 因作者的体物之心而升华为具有生命哲学意义的个人体验。

二、否定生命的等级划分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他始终处身于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中， 任何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 须平等对待各种生命。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用所谓人类生 命的高级、有价值来证明其他物种生命的低级、无价值。

这不仅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等， 也影响到人类自身内部的关系， 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正出自这种统治逻辑。

女性也因此沦入与自然 同等的境遇，因而，女性比男性更易于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万物, 更善于体察生命与生命间内在的相通之处。

唐敏曾说过，“只要你愿意和大自然交心， 相信它的生命和 我们的灵魂能够有神交，相信我们的心它会懂，也相信它的生命 能被我们理解”，“所有的草木和动物都能感受爱，回报爱的”④。

正是具有这样的爱的胸怀和平等的体物之心， 唐敏创作了许多蕴涵着深广体验的优秀篇目，如《北京城里的马》、 老虎的出高贵。

生命就在这瞬息的舞蹈中,展露出全部的绚烂与华美。

所以必 《给爱》、《天堂里的流放》、《赶走林妹妹》、《流着眼泪吃饭》、《纯净的落叶》、《等雪》、《女孩子的花》、《月亮的海》等。

尤其是《女孩子的花》，从关于水仙的美丽传说切入,引出作者自己对将要降生的孩子性别的期待。

为什么不愿生女儿呢？只因为女性的生命太脆弱，女人“仅仅是为了感受爱，接受爱和吸引爱而生长的”，但父权中心的现实给予女性的更多是伤害。

因此，作为母亲，她宁愿选择男孩子，家里将开的水仙花因此具备了性别的意味。

在一次梦中，盛开的是女孩子的花，这花被母亲浸入滚烫的水中。

现实中“开放的果然是女孩子的花，而且，和梦中相同的是，两朵开得最高的花自尽了。

“我”由此终于走出简单的同情，而对女性这一性别群体有了切肤的理解：女孩子的花是“刀一样的花”。

女人生命的刚烈和脆弱经由水仙这一意象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在否定生命的等级划分、肯定万物生命独立价值这一点上, 周晓枫的成就最显著。

她认为：“在上帝眼里，人绝不是他唯的子民。

因为禀赋智慧，在自然的家园中，人近乎长子的角色, 担当着某种家族主脉的传递，及抚饲幼小的责任。

那所有盛纳着生命的，都是人类血缘意义的亲人。

”⑤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她的散文运用平视的视角，大胆地超越通常附加在动植物上的道德化意义，无论是写“虫子们”，还是写“鸟群”，或者是写动物，写“种粒”，都视其为与人类平等的主体，从生命本身出发去体味这些生命的颤动与挣扎，表现出一种一以贯之的对生命的敬畏。

这种敬畏包含着女性对爱的追求与渴望，同时也是女性乃至整个人类追求完善的出发点。

敬畏生命是视生命为一种独立价值，同时还要对生命本身进行审视，这种审视已超越了某一个具体的生命，而进入到整个宇宙间生命与生命的相关性的高度。

生命伦理学强调，敬畏生命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种内在的德性追求和精神信念。

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消灭掉一些生命，如蚂蚁、苍蝇、蚊子等。

对此，史怀泽认为必须要有“自责”意识，这种“自责”意识是对敬畏一切生命原则的妥协，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的自觉。

当周晓枫将拍死蚊子称为“一个充满暴力的凶案”时，当她说“调补身体的人从来不想，一个燕窝意味着发生在燕子全家的惨案”时，当她视动物园为动物的“集中营”时，当她将自己身上的羊毛衫视为动物们“脱下了惟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时，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贵的自责意识，这样的自责推动着人类对其他生命的体验与理解。

通过对其他生命的体验，人才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存在，突破作为个别存在的局限，使人的存在获得一种比所有生命更为宽广的维度。

相反，“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作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周晓枫散文显示了女性散文的思维触角已超越了人类内部的各种关系, 入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它以文学的形式敞亮了其他生命的存在，否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统治逻辑的合理性，从生命相关性的高度解读自然，建构了一种女性化的自然观、生命观, 为现代生命伦理学作出了文学性的阐释。

这既是女性与自然具有天然亲和力的体现，又是女性在具备了足够的反思自我的能力之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的反思，而反思能力恰恰是主体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

三、洞察自然的女性化生命内涵唐敏认为，对自然万物的爱心，会让女性的生命得以延伸和扩展，日渐丰富和成熟。

她敏锐地抓住了女性与大自然的亲近,并揭示出这种亲近对于女性生命自身的意义。

在其散文中，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受压抑和扭曲的生命体验与自然界中自然物的遭遇达到一种契合，以象征为主的修辞进一步强化了内在的相互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权文化体系所建构的规范女性的“自然法则”和话语倾向，既敞亮了女性被遮蔽的一些特征和体验，又丰富了文学对女性的表达。

父权制文化以自然界现象界定女性职责，比如在文学中极力彰显女性的母亲形象，强调女人的生育能力和牺牲精神，忽略母亲作为人的丰富性、多样性。

为反抗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这种塑造, 女性主义者曾试图否定或回避女性这种由生理性别而决定的社会身份。

但性别是无法回避的，成为母亲的命运也是几乎所有女性无法回避的。

如何看待女性的生育能力？身为女性的周晓枫走出了女性主义者的偏颇，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她不再从外在角度去强调女人的生育能力，而是将笔触伸入女人作为母体的生命深层，彰显女性内在生命体验与自然物的相通。

《种粒》写的是生命的传递繁衍。

作者由动植物种粒成长为生命的偶然性和奢侈性谈到人类生命的繁殖，或饱满或干瘪的种粒与或风采万千或懈怠丑陋的女人身体并置于读者的视野，这种平行的叙述暗含的正是一种生命平等的观念，动植物种粒的成长与人类的种族繁衍是平等的，它们推动着自然界本身的生长传递。

文中有大量的以植物作喻体的比喻，如少女的嘴唇“宛如荒野的蓓蕾”，年轻少妇圆润的腰部曲线如同“多汁的梨子”，再有孕育能力的女人如同取走子核的果实开始腐烂，老年女人的身体“是一件废弃的器皿”。

而整体看来，女人看似迥异的生命阶段，“酷似花，由盛而衰，而死，献出全部血肉，只为留下她的孩子”。

然后，作者得出结论：“女人，就是人类所保持的种子方式，每一次生，都是女人从衰老、疼痛和死亡那里艰难赎回的。

如果说人类繁衍是多股绳子拧成的缆索，那么，每个女人都以有限的一生去充当一根脆弱易断的纤维，承受整根绳索分摊在她身上的压力。

”⑦这样，种粒与女人身体互为表现、互为象征,重新阐释了作为母体的女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与父权话语所不同的是，这种阐释不仅仅是基于外在的相似，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体验的联系。

女性以爱心面对自然，成为自然的呵护者，自然则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女性，成为女性远离男性威压的避难所。

有时，女性与某一自然物的亲近往往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感喟和体认。

张爱华的《水果女人》将水果和女人联系在一起，两者共同的清凉安静外表下都是沸腾的生命活力和欲望。

这是生命与生命内在的相通:当水果面对芜杂的大世界时，女人面对的更是一个生疏、冷漠、孤寂、格格不入的人事社会。

生来柔嫩的心随着一年一季的消失而变硬了。

我们不怎么流露自己的饥渴和不幸福，我们端庄地显示生活得多么正常和满足，似乎对一切都可要可不要，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