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试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述策略
试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述策略我们常说叙述策略，或许有人还不明白。
其实叙述策略就是指在一个作品中选择和运用的最佳方式来进行表达。
如何在作品中选择适当的叙述策略呢？这就需要你先弄清楚你所写的作品类型，作者的性格等。
本文就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选择合适的叙述策略给予浅析，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此小说的叙述特点。
众所周知，叙述策略有很多种，比如倒叙、顺序、补叙、插叙以及平叙。
而每一种都各具特色。
《十八岁出门远行》主要采取了插叙的手法来展开情节，但又没有影响到整体的结构。
因为它既符合人物心境变化发展的逻辑，又使得情节曲折生动起来。
那么什么样的叙述策略才能让文章吸引住读者呢?下面笔者将对几种较为典型的叙述策略加以分析：导语与故事内容的关系也很重要，可以看成是前言后语。
由“我”口述自己童年时代的往事，回忆父亲去世的原因，然后转入现在，讲述他们一家三口的经历。
第二部分则是追忆少年时期的往事，尤其是母亲怀孕并且难产死亡的过程。
第三部分着眼于青年时期，描绘了他考上大学却失败，接受再教育的艰辛之路;另外还交待了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彼此间互相鼓励支持的感人场景……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才显示出浓厚的抒情意味。
在艺术处理上，该小说借鉴了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模式——即通过若干次闪回镜头把画面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线索，推动情节向纵深发展。
同时，利用“闪回”技巧强调了某些细节的真实感，增强了叙述效果。
这种虚拟与纪实相结合的手法，无疑会拉近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促进读者阅读兴趣的提高。
1。
倒叙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件的开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
它可以造成悬念，引人入胜;2.插叙插叙是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回忆或故事的叙述方法。
3.补叙补叙是对上文的叙述加以补充说明的叙述方法。
这种叙述方法常见于各种文体，诸如议论文、记叙文、小说、戏剧以及新闻报道等。
浅析底层文学优秀之作——《那儿》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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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底 层 文 学 优 秀 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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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 艺术 特 色 院 四川 宜 宾 ６ ４ ０ ） 宜 ４ ０ ３
作 者简 介 ： 刘波 （ ９ ４ ， ， １ ６ 一） 女 毕业 于西 南师 范大学 汉语 言文学 专业 ， 长期从 事语 文教 学和研 究工作 。 【 摘要 】 那 儿》 《 是 底层 文学” 刨作 中的一篇佳 作 ， 品 以其鲜 明 的主体介 入 、 作 独特 的语言 风格和 叙事 上 的复 杂性 以及 丰富的人 物类 型为“ 层文 学” 底 的创作 提供 了不少 可资借 鉴 的东西 。 【 键 词 】 层 文 学 ； 那 儿 》 艺 术 特 色 关 底 《 ；
小 说 的 故 事 极 为 简 单 ： 矿 机 厂 工 会 主 席 朱 卫 国 目 睹 本 厂 下 岗 工 人 的 想 豪情万 丈 ， 某 而今 却被迫 下 岗， 活困苦 ， 不保 夕 ， 生 朝 甚至被 迫卖 身 ； …所 … 不幸 遭遇后 ， 图阻 止企业 改制 中因 领导 贪 污 而造成 的国有 资 产 的流 失 ， 有 这些现 实都 是惨痛 而严肃 的 ， 试 但作 者 自始 至终采 用调 侃的 语调来 叙述 这 虽历 尽艰辛 仍未 免失败 ， 自杀 身亡 和 其他 “ 层文 学 ” 样 ．那 儿 》 遂 底 一 《 显 切 ： 岗女 工被 迫卖 身混 迹 街 头被 称 为 “ 虹灯 下 的 哨兵 ” “ 下 霓 ； 缺德 带 冒
１ 题 材 的 现 实 性 和 主 题 的 深 刻 性 这 篇小说 的成 功还在很 大程 度 上得 益 于它 的 叙述 艺术 。小 说 讲 述的 评论 界多把 这篇小 说看成 一篇 现实 主义 的作品 。诚然 ， 说描 写 了国 故事好像 并 不复杂 ， 是我们 看完之 后试 图对 它复述 时就会 发现还 不 是很 小 但 企 改制 、 企业 重组 、 污导致 的 国有 资 产流 失 等 中 国现实 中正在 发 生 中的 容易 ， 主要是 因为小 说 的叙 述手 法很 高明 。小说采 用第一 人称叙 述 的视 贪 这 重 大问题 ， 像有论 者所 说的 ：《 Ｉ Ｌ 的内容几 乎是 曾经沸 沸扬扬 的 郎咸 角 ， 读 者 对 故 事 的真 实 性 有 了 很 大 的认 同 ， 且 “ ” 是 主 人 公 的 外 甥 ， 正 “ ＩＪ 》 使 并 我 还
简论长篇小说《土地》的叙事策略
简论长篇小说《土地》的叙事策略中国人的思乡恋土情结源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在作家的生花妙笔中不知演绎出了多少动人的故事。
湖南作家谭仲池的长篇小说《土地》以诗人的情怀书写新世纪农民的奋斗与困惑，在底层叙事和诗意叙事中，彰显出时代的主旋律。
一、底层叙事的策略“无论是底层的生存经验，还是底层意识，‘底层’都像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它使人们想到的是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贫困，总之是处在社会的最底端，是被压抑、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①描写底层群众的艰难，真实表现他们的精神诉求，已成为当代作家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直接经历或目睹了底层弱势群体的惨败和痛苦后，越来越多的有良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纷纷将笔触投向底层社会的人们，写他们的苦难与困境，写他们的追求与抗争，形成一股强大的底层文学潮流。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庆邦的《梅妞放羊》、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太平狗》、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天行者》和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等。
这些作品通过对底层民众生活图景的真实描摹，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社会良知的自觉维护，同时也传达出社会公共问题的日益尖锐以及亟待解决的严峻现实。
湖南作家谭仲池以返归乡土的情怀，采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创作了长篇小说《土地》，以客观冷峻的态度描写转型期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的处境，揭示社会矛盾，针砭不良现象，表现出了一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核心应该是人，是对人的关切，尤其是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无告的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的关切，舍此之外到哪里去寻找人文精神呢？”②农民进城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如何去演绎市场经济背景下他们的生活，往往显示出作家独到的眼光。
谭仲池善于从身边的湖南农民身上吸取创作的灵感，写出了当代农民的典型性格，显示出人文精神的底蕴。
小说《土地》中的主人公田韧和田强，一个在鹏城打拼，一个在自己的家乡创业，二者相交织，共同演奏出当代农民的命运交响曲。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
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
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
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
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
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
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
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
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
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
第二单元写作《学会记事》技法指导语文七年级上册
部编版语文七上第二单元“学会记事”作文技法指导单元学习要求1.交代好记叙要素，有顺序、有重点地把事情写清楚。
2.记事中融入情感，聚焦动情之处，写得具体、有感情。
3.锤炼打磨语言，抓住感人细节，贴切地表情达意。
【技法讲解】记事，顾名思义，是把事情记录下来。
记事能力是最基本的写作能力，必须反复训练，努力提升。
初中阶段的记事，不满足于介绍事件的过程，不能满足于叙述一件事。
无论叙述的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事情，都要把事情写清楚、写具体、写动人，引人入胜。
一、就全篇而言，重在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通常称为记叙的“六要素”。
写清“六要素”，是把事情写清楚的基本方法。
一是动笔前把各要素想清楚。
要写（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动笔（动口）之前必须想清楚“六要素”，特别是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事情的“起因”就是事情缘起，事情是在什么背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过”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原当时的场景；“结果”就是事情发展的到最后是什么样子。
如果自己不提前想清楚，很容易写起来“丢三落四”，让读者云里雾里。
二是动笔前对构思有谋划。
强调，动笔（动口）之前还要谋划构思，比如，事情的发生发展都是遵循时间顺序的，但基于本文的写作主题，未来文章将要按照什么顺序、从哪儿开始切入进来？文章的详写略写如何处理？文章的结构如何安排？等等。
三是动笔写作有轻有重。
记事文一般重点写事情的经过，略写起因、结果，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大都点到为止。
这样，可保证文章重点突出、篇幅适中。
二、就部分而言，重在写好细节、写活情景重点写事情经过，如果满足于陈述事情发生发展过程，文章比较平凡、空泛；只有运用描写手段，写活细节，还原情景，才能具体鲜活。
细节描写主要就是对人物外貌、神态、语言、动作、心理以及环境等处进行的细描摹写。
它着眼于细小，却是刻画人物形象、推动事件发展、烘托文章主题的重要手段，是优秀记叙文和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
《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
《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爸爸去哪儿》作为中国原创的亲子真人秀节目，在其首播之后迅速走红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通过深入剖析《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巧妙设计和成功之处。
首先，观察节目的叙事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节目制作团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孩子视角”这一独特的叙事技巧。
在每一季的节目中，五对父子或父女组成了不同的团队，通过儿童的眼睛去观察和描绘亲子关系的点滴。
这种“孩子视角”不仅使得剧情更加真实打动人心，也使得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
观众在看到孩子的真实情感表达时会经历情感共振，从而更加投入和喜爱这档节目。
其次，节目制作团队巧妙地设计了每一期节目的故事线索以及角色关系推进。
节目中通过设置亲子任务和游戏，创造了丰富的情境，让观众在体验节目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亲子关系的真实。
节目的场景设置涵盖了自然环境和社交场合，例如户外游玩、农村生活和城市旅行等，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父亲和孩子们的交流与互动。
同时，每一位爸爸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如温情、幽默、严谨等，与孩子们的个性互补或碰撞，为观众呈现出多样的父子关系模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节目在叙事上灵活运用了跳跃式的叙事手法。
在每一期节目中，通过一连串的小故事和线索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以营造悬念和紧张感。
这种跳跃式的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观看的乐趣和紧张感，也使得整个节目流畅有序，并能够更好地展现父子之间的真实情感。
此外，节目还充分利用了孩子们可爱、机智、天真无邪的形象，通过幽默的对白和精彩的言行举止，让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得到快乐和放松。
这些亮点不仅使得节目具有独特的娱乐性，也为观众提供了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影响。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成功离不开明星父子们的真实表演和情感沟通。
明星爸爸们在节目中展现出真实的家庭生活和父爱情感，与孩子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这使得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他们的搞笑一面，更能够从中感受到亲子关系的真切温情。
“巫风楚雨”：蔡测海小说《地方》的叙事特色探析
045流淌着“楚人血液”的蔡测海的个人创作风格鲜明而独特。
他的小说既诗意唯美，又不乏粗犷原始的民间方言和山野风味的民歌民谚，构成了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
同时蔡测海对于笔下的世界既投以理性的审视又饱含无限的爱恋，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寓其中，展示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征。
《地方》无论是篇章内容还是艺术思维都富于“巫傩之气”，不自觉地对湖南文学的巫诗传统进行了继承与发扬，利用天马行空的幻想和想象、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使小说表现出“类神话特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一、地方与民间语言的运用语言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民族语言的运用能够丰富作品的情感、完善作品的风格，为之增添乡土气息。
蔡测海在访谈中提道：“《地方》是西南方言对我的恩赐……它激活了我的想象力，给我提供了一个表达方式。
” ［1］小说中方言、俗语运用得纯熟圆润，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深化主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西南方言的运用小说以西南方言描绘了三川半人民日常生活的图景。
人们称“爷爷”为“巴普”，称玉米为“苞谷”，称红薯为“红苕”，小说的方言于亲切中蕴含着作者对家乡的感怀和眷恋。
同时方言也透露出这个民族的生活哲学，三川半人把放牛叫“守牛”，牛作为家养的牲畜易被野兽攻击或被偷盗，人们看护牛就是守护自己的财产、守卫自己的家园。
如田中阳所说，“用方言写作很容易形成小说文本的地域风格，也较易凸现人物的个性”［2］，蔡测海以方言记录了村民的嬉笑怒骂，夸赞别人聪明叫“好脑壳”，表示自己愤怒则骂“日他屋里娘”，人物形象饱满且个性鲜明，一个个土生土长的三川半人跃然纸上，体现了湘西地方人民性格中原始且荒蛮的气息。
蔡测海通过小说中土家语和西南方言的运用丰富了其所创造的“三川半”世界，让虚构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且富有趣味性，能够轻易地引起共鸣。
小说借助方言俗语展示了地方民族的生活特色、民风民俗和民族性格，透露出土家族作家蔡测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
《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研究自从2013年播出以来，中国大陆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就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这档节目的独特之处在于，节目组邀请了五位明星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参与户外生活体验。
《爸爸去哪儿》以其亲子情感、明星亲子互动和有趣的挑战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
本文将探讨《爸爸去哪儿》的叙事视角与策略。
首先，从叙事视角上看，《爸爸去哪儿》以儿童视角展示亲子关系，将家庭亲情与生活情境融为一体，塑造出多维立体的父子形象。
通过切换不同爸爸和孩子的视角，观众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户外环境中的互动和情感交流。
采用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观众的代入感，还使观众更加关注孩子们的感受和成长。
这样的叙事视角对于建立观众与角色之间的情感纽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节目采用拟真手法来展现父子之间的亲密互动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
明星爸爸在节目中展示出真实、坦诚和温暖的一面，他们和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感人时刻。
这种真实的展示使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加深对节目的好感度。
选取明星作为节目人物，也增加了观众对节目的兴趣。
明星对观众来说是熟悉的，他们的参与不仅可以吸引粉丝观看，而且也能够拓宽节目受众的范围。
此外，《爸爸去哪儿》通过设定不同的挑战环节来增添悬念和观看的乐趣。
节目中的每一期都会邀请明星爸爸与孩子们一起完成任务，如农活、打渔、守家、游览名胜等。
这些挑战不仅考验了爸爸们的智慧和体力，也展现了他们对孩子们的关爱和照顾。
挑战环节的设置既增加了观众的期待感，又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有趣。
观众们通过关注爸爸们的表现，一方面享受故事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从中获得成长和教育的启示。
最后，可以看到，节目的策略之一是通过煽情元素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通过展现爸爸和孩子们之间的深情厚意、纯真无邪的互动，节目唤起了观众对家庭、亲情的美好回忆，引发了观众的共情和共鸣。
这种情感共鸣有助于让观众更加投入节目，产生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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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那儿》的叙事策略杨文军(仰恩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 362014摘要 :《那儿》所采用的双线结构和间离策略使工人阶级英雄“小舅”的崇高形象获得了说服力;在话语设置上, 《那儿》存在一个由众声喧哗到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独白的过程,这是服从于作者的叙事立场的; 《那儿》所运用的反讽和隐喻提升了该小说的艺术层次,对当下的底层叙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那儿》 ;双线结构;间离;复调;反讽;隐喻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当代》 2004年第 5期刊出之后,引发了热烈而持续的大讨论。
一个中篇能获得如此反响,这种热度在当下文坛实属罕见。
到 2006年初为止, 共有七次较为集中的关于《那儿》的讨论,另有许多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那儿》。
[1]可是纵观这些讨论和文章,发现其焦点并不是作为文学文本的《那儿》本身,而是《那儿》所切中的“国企改革”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仿佛《那儿》之所以具有(讨论上的价值, 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何过人之处 (很多论者认为《那儿》“ 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 [2] ,而是因为它“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了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 , “ 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咸平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
” [3]当然, 《那儿》所涉及的题材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者曹征路的创作初衷也非常明确,就是质疑“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 [4]。
但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 还要有一种“审美展开的耐心” [5]。
文学的叙事艺术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脱离艺术性而谈论内容和题材,不仅不会廓清、反而往往会遮蔽内容和题材的意义。
对于《那儿》艺术性的简单质疑, 曹征路表示不满:“就我自己的追求而言,我在这篇小说的双线结构、叙述张力、跨文体的交叉并用、象征隐喻的多处设置,语言的粗砺性追求,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还是下了些功夫的。
” [4]本文试图从双线结构、间离效果、复调性、反讽和隐喻诸方面来观照《那儿》的叙事策略。
一、双线结构与间离策略曹征路在创作谈中说:“ 《那儿》是‘小舅’的故事,更是‘我’的故事。
从篇幅上说也是对半开。
” [4]“我” 作为小说的叙述者, 一面在讲述工会主席“小舅” (朱卫国的故事,一面在讲述自己(报社记者,知识分子的故事,这样,小说便具有了一个由“小舅” 与“我”的故事构成的“双线结构” 。
之所以要在叙述上设置这样一个双线结构,作者解释说:“选择这样的叙事角度就是想表现时代的复杂性。
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总体上是得益群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对底层人民的苦痛是很难感同身受的,至多也就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
这就是叙述者的起点, 由这里开始, 他走向人间。
” [4]也就是说, 小说不仅要表达一个工会主席为工人请命的主题,而且要表达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与承担”的主题,后者是作者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一个主题。
但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作者立意要塑造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崇高的英雄形象(“小舅” 时,他很快就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叙述困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叙述语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 是工人阶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小说要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要表达一个崇高的主题,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情; 但是在一切英雄都被打倒、一切崇高都被解构的“后现代”语境下,在工人阶级从国家权力结构中跌落的新世纪,还要来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和表现一个崇高的主题,那就是时代的错位和语境的错位,必将遭到读者的讪笑,他们会认为作者不是幼稚就是虚伪。
一个希望通过写作来揭露某种不公,弘扬某种正气,树立某种道德高标,从而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有所担当,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有所悲悯,而又对一个追求狂欢、热衷欲望化和个人化叙事的文学时代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不会再象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那样怀着道德的自信将一个英雄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必须把这个英雄放在这个价值观念混乱的时代,以一个看透一切世事的“聪明人”的口气,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进行最苛刻的质疑甚至嘲笑,让所有的话语都对他进行围剿,如果在这种质疑和围剿中他仍然能够金刚不倒,那他就能说服作者自己,也能说服哪怕是最吹毛求疵的读者。
也就是说,作者是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怀着道德的不自信来开始他的英雄叙事的。
于是他就煞费苦心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双线结构,让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报社记者“我” 以一种轻佻的语气来讲述“小舅”的英雄事迹。
作者坦言:“起初这样写就是为了产生间离效应, 使叙述更客观。
写着写着 , 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加入,我控制不了自己。
” [4]“间离效果” 这个术语在此处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解释作者何以要采用双线结构,而且也可以解释这一双线结构何以没有贯彻始终。
“间离” 一词来自布莱希特。
布氏认为,传统戏剧通过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让观众产生一个真实的幻觉,其后果就是“观众看见的东西只能象他与之情感融合在一起的剧中英雄人物所看见的东西那样多。
” [6]60观众与剧中英雄人物产生了共鸣,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思考。
为此就要消除幻觉与共鸣,其方法就是“间离” , 即演员、角色和观众三者之间的间离。
演员只是在“表演”角色,而不能完全融化到角色之中,演员在舞台上既是他或她本人,也是剧中人物,演员必须不时采用语言和动作提醒观众:这只是在演戏,让观众时时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避免与剧中人物融合。
用布氏的话说,就是“演员作为双重形象站在舞台上,既是劳顿(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扮演者又是伽利略,表演者劳顿不能消逝在被表演者伽利略里,……站在舞台上的确实是劳顿,他在表演他是怎样想象伽利略的。
即使在观众对他赞叹不已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这就是劳顿” 。
“我们让演员一边吸烟,一边为我们表演,他不时地放下香烟向我们表演想象的人物的另一种举动。
” [6]25这样,演员实际上成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或她一边讲述剧中角色的故事,一边不时地表现自己。
以此来看《那儿》 , “我”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于劳顿(演员 ,而“小舅”相当于伽利略 (角色, “我” 以嘲弄的态度在表演 (讲述“小舅” 。
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于所面对的观众(读者不同,其次,观众 (读者的不同决定了作者叙事目的的不同。
布莱希特时代的观众仍然是一些旧式的观众, 他们到剧院去, “是为了把自己的感情卷入戏剧中去,着迷,接受影响,提高自己, 让自己经历恐惧,感动,紧张,自由,松弛, 受到鼓舞,逃脱自己的时代,用幻想代替现实。
” [6]61布莱希特就是要把这些观众从真实的幻觉中解放出来。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不再相信英雄和崇高的真实存在,他们打开小说,随时准备嘲讽英雄的虚伪,崇高的虚无。
有鉴于此, 《那儿》的作者便设置了一个与这样一些“聪明”的读者同类型的叙述人“我” 。
“我”对一切都采取戏谑的态度,把卖淫的下岗女工杜月梅戏称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 对为讨回七百块钱工资而跳楼的民工没有半点同情,甚至因这个民工跳楼未遂而“悲愤” ,对“小舅”为工人执意上访的崇高动机不太相信:“我说,你太崇高太伟大了, 所以让我不太相信。
” 这样一个叙述者, 很快就会得到读者的认同, “小舅” 的一切英雄壮举,都会受到叙述者和读者的一致质疑,要追究其形而下的个人动机(比如:是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杜月梅。
“我”一边在表演“小舅”的高尚举动,一边对着读者做鬼脸,读者便在会意的哄笑中瓦解了“小舅” 的崇高。
在“我”介入矿机场事件之前,叙述的逻辑重心显然偏向于叙述人和读者这边, “小舅” 的声音消失在一片笑声之中。
但随着“我” 的介入,逻辑重心开始转移,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风格也逐渐发生变化。
“我” 本来不相信上访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因“小舅”的固执请求, 也就答应为他写上访信, “只当陪小舅玩上一把” 。
“小舅”上访之后, “我”开始发生变化:“我发现我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我的额头也开始像皮带轮子一样深刻起来。
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回来, 居然。
” 而且给报社写过几篇反映下岗工人看病难和孩子上学难的小通讯。
此时的“我” 虽对“小舅”的行为还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意识,却开始不自觉地认同“小舅” ,已经习惯了“我”的叙述态度的读者也同时开始谨慎地认同“小舅” 。
随着“我”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认同感也逐渐加强了。
等到矿机厂领导和市委合谋将工人第三次出卖, “小舅”率领工人们为保卫厂子所作的最后一搏以失败告终, 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时候, “ 我” 直接对读者说:“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
我只能用‘一指禅’在键盘上乱敲。
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
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
”至此,叙述者 (演员、“小舅” (角色和读者(观众完全融合了, 彼此之间的间离性不复存在, “小舅”的英雄形象为三方一致认同,他的自杀悲剧使冷漠的读者在掩卷之后对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产生了忧思的冲动。
作者利用间离的策略达到了一个反间离的叙事效果。
二、从众声喧哗到独白季亚娅等人认为《那儿》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 [7],此说并非无因,该小说的确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
首先,小说存在彼此不同的众多话语,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景观。
《那儿》大致存在三种话语类型:工人阶级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领导阶级话语。
这三种话语类型又分别存在若干不同的亚类型:工人阶级话语至少可分为以“小舅” 为代表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英雄话语和以“小舅妈”为代表的丧失了阶级觉悟的工人庸众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可分为以“我”为典型的丧失了启蒙意识的精英话语、以西门庆为典型的放弃了精英立场的商人话语和以留美博士处长为典型的背叛了阶级出身的政客话语;领导阶级话语可分为挖空心思出卖工人利益的贪官话语和“上边” 、调查组的清官话语。
此外,还有众多无法归类又无法忽略的话语,如外婆的老年痴呆症话语,民工的跳楼秀话语, 宠物贩子话语, 包工头话语, 基督徒话语等等。
这些话语主体都争先恐后地发出或新或旧、或左或右、或无奈或得意、或崇高或庸俗、或真诚或虚伪、或清醒或糊涂的声音,形成了音色复杂的话语交响。
其次,小说具有潜对话特征。
第一,在战争年代付出了重大牺牲、在和平建国时期为共和国的工业奠定了基础,而今在“国退民进” 的国企改革中丧失了切身利益的矿机厂工人,小说本来应该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而且确实是在为他们鸣不平,可是小说中出现的工人阶级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阶级觉悟和优秀品质,且不说“我妈”和“小舅妈”这些严重市侩化了的工人,一般的工人也都市侩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