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发展与社会联系

每一时代文学内容的发展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体裁的产生演变，以及历史上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兴衰更替，有人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无关的孤立的现象；另一些则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并为社会的发展所决定。前者是唯心主义的文艺发展观，后者是唯物主义的文艺发展观。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文艺评论家丹纳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艺术哲学》一书里，就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的；认为莎士比亚并不是“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以“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情”来从事创作的。作者并以植物的生长来作比方，指出一种植物的成长、发展，需要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他称这些条件为“自然界的气候”。同样的，一种艺术的产生、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精神上的气候”——“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因此，他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这里，丹纳肯定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以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为转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在谈到社会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时，却往往强调种族、地域和气候等因素的作用。在《〈英国文学史〉序》里，他就进一步归纳出种族、环境、时机三要素，认为它们决定了各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性质和发展状态。这里，丹纳实际上又把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力量，归结为生物的、心理的条件，因而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然而也是有规律可寻的过程，它同时受到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在这些因素之中，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这是我们了解各个时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每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新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因此，每一时代文学内容的发展变化，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兴衰更替，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由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反映。例如，唐宋以后，随着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曾先后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唐代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的反复古主义运动等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文学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运动并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李贽和公安派的少数作家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当时社会关系的演变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所带来的产物。从这些运动的内容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文学反映民生疾苦，或要求文学促进社会制度的某些变革和改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阶级力量还没有形成，他们还不可能彻底否定封建君主制度，提出新的社会理想。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用鸦片、大炮敲开了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时候，随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初封建君主制度的削弱，中国近代文学的内容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公开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要求推翻旧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映在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品的显著特色。例如，这时期出现的“文体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戏剧的革新，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它们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做了准备。在这些文学革新运动中，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家，写出了大量的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龚自珍、黄遵宪的诗歌，李伯元、吴趼人的小说，以及秋瑾、邹容等革命党人的诗文等等。

同样的，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每一时代文学内容的变化，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当时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产物。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期，戏剧文学的发展过程就鲜明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革，反映了贵族阶级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坠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十八世纪初期，贵族阶级的古典主义悲剧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迎合着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礼仪、风尚，专门描写帝王将相和贵族中“英雄人物”的“崇高”情操与豪华的宫廷生活，表现了贵族阶级的观点、趣味和愿望。到了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削弱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抬头，古典主义悲剧就让位给流泪喜剧。它嘲笑、谴责贵族阶级道德的堕落，宣传自己的道德观念。但不久流泪喜剧很快地又让位给古典主义悲剧，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已迅速地由不满贵族统治发展到要求革命，而这就需要进行残酷的斗争，需要自我献身的英雄主义。可是，当时资产阶级的标准人物还无法成为不屈不挠的无畏战士的典范，于是又出现了迷恋古代英雄人物的风气，古典主义悲剧再度盛行。这种悲剧已不再是表达贵族阶级的愿望，而是宣传资产阶级的共和理想，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

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给文学提供了新内容，同时也促使文学新形式的产生。历史上每一种文学形式、体裁的演变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着文学内容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不断发展变化的。总的说来，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少样到多样、从粗糙到完美的过程。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和散文，如奴隶社会的谣谚和四言古诗、殷周的文告和铜器铭文等，它们的形式朴素，句式、结构都比较简单，展示的生活面比较狭小。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日益丰富复杂，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人们借以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方法也相应地日趋多样化。例如，在诗歌方面，由古谣谚和四言古诗发展为五古、七古和律诗、绝句、长短句等；在散文方面，则由记事的简朴散文发展为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和以描述为主的历史散文与传记文学，再进而衍变为两汉的辞赋，唐宋的论说、记事散文，明代的小品文等等。它们在篇章结构、格律等方面更趋严整，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表现思想感情也更加细腻曲折。而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的小说和戏剧文学，虽然在古代就开始萌芽，但它们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则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旧的五七言诗和辞赋等形式，已不足以表现这样复杂的生活内容，因而也就要求有一种容量更大，更能细致地、形象地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复杂曲折的生活情景的文学体栽与样式，小说、戏剧文学正是适应着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当然，文学体裁、样式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有自身的继承、革新的发展规律，受到各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各民族也会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情况。但这种发展、变化，归根到底只有从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等方面考察，才能找出它们的真正根源。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无论文学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形式，其发展变化都和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发生着联系，都往往同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情况，同一定杜会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它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也离不开这一总的规律。但是，恩格斯也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告诉我们，既要看到文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也要看到它也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

在某种情况下，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存在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一种情况是：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可能出现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就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上出现的。因为产生神话、史诗的条件，一是人们当时还无法战胜和驾驭自然，于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二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并不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神话式的幻想能获得人们支持、接受，符合人们的要求、愿望。可是，一旦条件改变，比如在避雷针发明以后，神话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对于雷神的信仰，也就逐渐消失了。

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现象，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生产的展水平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并不是时时都成正比例的。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的物质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美两国，可是艺术上却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有类似情况，比如英国近代工业生产较之文艺复兴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有很大的发展，但它的艺术并没有按比例地出现一个比文艺复兴时代更加繁荣的时期。这些现象说明，如果仅仅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来考察与阐述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的原因，而不顾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抹煞文艺发展本身的继承关系，否认当权者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那么，也就不可能科学地阐明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复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