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当代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

2009年9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ep．,2009第36卷第5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36No．5

湖北当代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

阳燕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池莉、方方之后，湖北文坛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作家，呈现出年龄梯队齐整、体裁风格各异的状貌。湖北的女性作家重视日常生活经验、关注本土女性群体、展现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建构两性间的和谐对话，于“女性”之外增添了“母性”和“神性”两个关键词，为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切实的本土经验和地域经验，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在女性文学的形式、审美、思想等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湖北女性作家；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生存；超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9）05－0064－05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池莉和方方便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在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她们笔耕不辍、执著创新，既获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历史，也为湖北女性作家群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池莉和方方的引领之下，一拨又一拨的湖北女性作家及创作成为读者和批评界关注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池莉、方方、沈虹光、叶梅、魏光焰、王建琳到华姿、鲁西西、阿毛、姚鄂梅、许玲琴、姜燕鸣、千里烟，再到王芸、汪静玉、梅子、叶倾城、麦琪、童喜喜、郭海燕、苏瓷瓷，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作家呈现出整齐的梯队序列，她们分散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不同的创作领域，各显风格、各具特色又彼此呼应，成为湖北文坛一道不容忽视、不可遮蔽的亮丽风景。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迄今并无一个完善而权威的界定，在约定俗成的观点中，一般把女性文学指认成“女性作家创作的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与话语自觉的作品”。尽管批评界存在着“倡导女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写作”和“以人为本的超性别写作”两种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依然习惯将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徐小斌、伊蕾、翟永明、唐亚平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标杆，将反叛性、私人化、边缘性和躯体写作当作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关键词。从严格意义上看，湖北的女性作家大都缺乏强烈的、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创作极少大张旗鼓地为女性呐喊，挑战男权中心文化，解构男性中心话语，也极少专注于表现女性的身体感受、内心欲望等最隐秘的体验。相反，她们笔下女性的丰富性和微妙性是融合在社会生活（特别是世俗生活）里面的。生存状况是以现实主义人生关怀为主调的湖北文学的创作中心，因此，湖北女性作家的女性小说与其说是在写女性，不如说是在写人生，从池莉、方方、沈虹光，到姚鄂梅、王芸、汪静玉，尽管年龄、经历不同，但在对女性的表达上却走上了相似的道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与湖北整体的文化环境相关，尽管女性作家必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切身经历与体验，但作为思想倡导的女性主义却是一种源自西方的舶来品，是英国、美国、法国等欧美先进国家的思想资源，带有较鲜明的新锐性和先锋性，而湖北省地处内陆腹地，其传统的、民间的、保守的思想深厚而顽强，作家对先锋新潮思想的感受体认也是比较滞后甚至欠缺的。

但不张扬女性意识并不意味着湖北女性作家的创作就是“中性”的或者“无性别”的，她们或许回避了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学阐释，但她们重视日常生活经验，关注本土女性群体，开掘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建构两性间的和谐对话，于“女性”之外增添了“母性”和“神性”两个关键词，为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切实的本土经验和地域经验，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在女性文学的形式、审美、思想等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一、含义丰富的女性意识表达

在讨论池莉早期的新写实小说时，评论界倾向于以“中性意识”来概括她的创作，认为池莉虽然塑造了诸多的女性人物，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芸芸众生中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生存烦恼与艰辛，它并没有因为性别的不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1]，她“关注的是普泛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是性别秩序的质疑者与挑战者，仅仅是一种性别身份，而不具备价值判断的意义”[2]116。而方方自己对“女性文学”这种提法也曾表示过怀疑，在她看来，当代女性面临的外在生活已经与男性差异甚微，“她们和男人一样，得面对整个世界，而不只是面对一个家庭，她们和男人一样，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而不只是面对婚姻或家庭的压力。所有男人拥有的烦恼和痛苦，她们也都一样不少，男人所进行的事情，她们也都一样进行着，赚钱、竞争、下岗、提级以及荣誉、事业、成功、失败，统统一样”[3]。因为作家的注意力被强大的社

［收稿日期］2008-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zw053

［作者简介］阳燕（1971－），女，江西赣州人，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第5期

阳燕：湖北当代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65

会生活和主流的意识理念所牵制，池莉、方方的早期作品对女性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的独特性开掘的确不够，但以“中性”判定她们的创作明显过于武断，在池莉和方方以世俗人生（生存）为主旨的小说中，她们已经凭借女性的善感、细腻、敏锐触及到了女性世界的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对爱情和婚姻的疑虑，其二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崇扬。

出于对自身性别的敏感与直觉，大多数女性作家习惯以描述女性的经历和命运、展现女性的精神和心理、探讨女性的爱情和婚姻为创作中心，观照自我、书写人生。在《随意表白》等以女性婚恋为主题的小说中，方方“在看似情欲丰满的细致写实中，贯穿着作者一以贯之的冷静睿智，对情爱价值论的执著追寻及其迷惘与绝望”[4]111。方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出类拔萃的才智、容颜与品质，但她们所遭遇的男性却往往卑俗、狭隘、虚伪、暴戾，她们相信且渴望真正的爱情，但她们的圣洁情感却无一例外地遭致破碎，通过徐楚的沉寂和苦涩（《船的沉没》）、靳雨吟的玩世和放纵（《随意表白》）、黄苏子的分裂和自毁（《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华蓉的感伤和孤独（《树树皆秋色》），方方写出了知识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过程中的挣扎迷惘，对现世情爱、婚姻、男性的彻底绝望。借助人物之口，方方愤激地表白：“我承认我很难理解中国有文化的男人。他们在爱情上的自尊和虚荣强烈到一种变态一种无知的地步……我很难说女人们的思想比男人们的要高明多少，但我可以说她们比另外的半个世界质量优良得多。”[5]在方方的叙述中，对爱情、婚姻的怀疑与女性的抗议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男性社会的权威话语以及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予以颠覆。

池莉的《不谈爱情》和《绿水长流》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怀疑和拒绝，但其小说更多是从还原世俗生活的角度出发解构经典的爱情神话，因为缺少女性切身体验的生命之痛，池莉式的“否定爱情”只能走向抽象和空洞。池莉是在女性形象的正面塑造上完成对女性意识的张扬，与方方形成对话。从温泉（《一去永不回》）、辣辣（《你是一条河》）、宜欣（《你以为你是谁》）到来双扬（《生活秀》）、易明莉（《看麦娘》）、曾芒芒（《水与火的缠绵》）、叶紫（《所以》）），池莉笔下的女性皆独立自尊、坚韧倔强、通透世故，以卓越的胆识才干和强烈的自主意识应对世俗风雨与现实挑战，这些丰满细腻的女性形象使池莉的小说于灰乎乎的琐屑人生中绽放亮色的光彩，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生存意义的多方探索。《云破处》和《小姐，你早！》是池莉女权色彩最浓郁的两部作品，前者的最强音是曾美善以柔弱之躯愤怒“杀夫”的酷烈描述，后者的重心则是戚润物与其他女性结成“姐妹同盟”惩罚背叛情感的丈夫的情节设计，这两篇小说在“男性绝望”和“两性对峙”的表达上十分尖锐与锋利。但《云破处》和《小姐，你早》只是池莉女性意识觉醒的一次偶而为之的突进，池莉的大部分作品并不刻意将男女双方置于强烈的性别对抗之中，事实上，池莉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以温和、圆润、世故为底色，她们对自身性别意识的体认和表达并不偏执焦躁、撕裂冲撞，反而显得沉静自如、淡定从容，彰显出一种母性般的成熟气度。正是凭借着这份生活历练而就的成熟，梅莹、辣辣、易明莉等母亲或来双扬等深具母性意识的女性才能看穿男性坚硬盔甲之下的软弱，占据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以沉默和距离来抗拒男性社会所主导的“大众情理”与“公共原则”，以迂回和包容来抵御源自男性世界的围困和侵蚀，既不自我否认，也不自我压抑，祛除任何形式的依附以使自身获得超越和自由。正如评论家周怡所分析的，“池莉的母性意识同时具有女权主义和反女权的女权主义两种倾向”[6]，以“人类话语”的方式缓冲了女性话语的尖锐和偏激。

相对池莉、方方而言，华姿和阿毛的女性姿态更为明显。评论家蔚蓝曾将华姿的写作描述为“一种没有打开的写作，这既表现在她自我封闭自我孤寂的创作姿态上，而且也体现在由此而形成的难以广泛沟通的文本风格上”[7]，而华姿正是通过其写作的封闭性、边缘性、个人化来完成对自己性别的文学建构。在华姿这里，边缘化和个人化即是她的女性化，她采用纯粹的个人化的视角观照一切、感受一切，文集《一只手的低语》构筑起了华姿被“无限的世界之水所包围”的“一个独立的岛屿”[8]，十二万字的心灵短章皆以自白的形式展开，重复倾诉着女性隐秘的内心、精神、梦幻和激情，让女性的体验、女性的思维、女性的情致、女性的价值、女性的立场从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宏大叙事中旁逸斜出。华姿最擅长的文体形式是散文诗，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曲折幽深的思维方式转化成华姿作品所特有的独语、冥想、诗意、空渺、游移、含混的语体风格，华姿纯粹的女性话语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语言的反抗”，消灭男性语言的文法及其包藏的特有的精神，为女性自己“创造一种嵌进去的语言”[9]202。

阿毛也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作家，“女人和爱情”是其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共同主题，感性化的抒情和隐喻是其共通的语言方式。在《女人辞典》、《爱情教育诗》、《我和我们》、《女诗人》等诗歌中，阿毛对女性的生命体验、心理隐秘和爱情渴望作了多层面的展示，从少女的清新柔情到成年女子的理性成熟，阿毛在女性的诗意人生中晕染了一道“在热望中忧郁、在爱中孤独”的底色：一个女人无论是出嫁前成家后，无论在抽象的精神世界或具象的世俗生活，她永远了无安身之所（《水永远回不了家》）；女人一生都在追索爱情和灵魂的完整，而“为水所伤”的痛苦和落寞却是她不可逃脱的宿命悲剧，对自身命运的困惑、对男性世界的隔膜、对时光背景的无奈渗透了女性不安的生命过程，让阿毛吟唱出“我是绝望深渊里的女人/不知怎样的爱/才能忘却内心的孤独”（《背叛》）。阿毛的小说保持了其诗的品质，阿毛将诗歌的语言和意蕴贯注到以叙述为主导的小说文本之中，淡化故事情节、强化内心独白，使《非经典爱情》、《世纪末女人》、《杯上的苹果》等作品能够跳脱出平面化的都市女性的情感悲欢、爱恨纠葛，继续对女性的生命存在和灵魂栖居进行探索和提问。

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创作的延续，华姿和阿毛的创作具有鲜明醒目的女性特质，她们与翟永明、伊蕾、唐亚萍诗作中强烈的性别意识声息相通，但她们缺乏伊蕾和唐亚萍等女性作家的尖锐性、挑衅性和爆破力，华姿与阿毛的风格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