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管理创新

论战略管理创新

论战略管理创新

2009-12-10

战略管理创新要取得进展，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加紧塑造新型战略管理创新人才。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靠人，战略管理理论和体制的创新、战略管理效能的发挥，也要靠具有现代战略管理素养的人才队伍来推动。

论战略管理创新

任何国家欲掌握战略主动权，都必须以高效的战略管理为前提。尤其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战略管理在生成战略能力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战略管理创新，除了取决于军队系统自身的内在条件，还明显受外部条件的制约。这个外部条件就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

我军早已开始了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研究和实践，致力于在技术、理论和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战略管理创新是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协调现代化装备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是紧迫课题。战略管理创新将决定，先进武器在我们手中到底是“烧火棍”还是战争能力的“倍增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发达国家悄然推进了一场军事管理革命。高效的战略管理，使其国防和军队建设保持了高效益，并且提供了强大的战争能力。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军为落实军事技术变革的成果和维护日益发展的国家利益，也迫切需要创新战略管理。

军事技术变迁是战略管理创新的基本动力

在近现代史上，那些率先迈开现代化步伐、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无一不重视战略管理的创新。法国自“太阳王”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期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很大程度就建立在战略管理的效能上。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组建了国防部，设立了监督检查部队财政、供应和编制的组织系统，不仅建立了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建立了军事学院、兵营和由专业人员管理

的军事基地。而拿破仑在法国大工业时代来临之际，根据火炮等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创建了军师团管理和指挥体制，在当时条件下实现了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并使法国军队一时在欧洲无人能敌。而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德国对法国的战争胜利，同样与普鲁士军队在此之前的战略管理创新有关。在天才统帅毛奇的领导下，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开风气之先建立了总参谋部，随这一新机构的创设而带来的战略管理模式变革，有效地使普鲁士军队将大工业时代的火炮等武器系统，与铁路运输系统合为了整体，从而极大提高了战争能力。战略管理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向空中延伸之后，陆海军等多兵种的联合，对战争能力生成开始产生决定性作用。一些国家因此再次创新战略管理模式。如美国在此时间内完成了统帅机关的改革，建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和由文官掌管的国防部，从顶层统一管理各军兵种的建设、训练和作战，这使美军逐渐摆脱了陆海空三军各自为战的局面。而在20世纪下半叶信息时代来临之际，随着大量高新技术进入军队，美军又变革传统的军师团管理和指挥体制，而主要开始采用军旅体制，以

减少中间环节，打造“扁平化”军队。

战略管理创新的灵感来自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它的创新发展，必然以前者的创新发展为前提。军事需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本身，又为军事领域的变革创造丰富的资源条件，提供经验启示。这两个领域虽然社会分工不同，但其运行结构与本质属性，却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人类组织战争的方式，反映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反过来也一样，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组织战争的方式。

近代以来，欧洲出现的战争工业化和战争市场化现象，就是在欧洲领先其他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工业发展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产生的。像组织现代工商业活动那样组织现代军队和进行战争，欧洲的国防和军队管理体制与整个

社会经济生活最早取得了协调，而美国等其他国家则步此后尘。进入20世纪中期，系统论、控制论等思想和原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首先得到大量实践并获得巨大成功后，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经验也进入一些国家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并改变了军队管理特别是战略管理模式。上世纪60年代，麦克纳马拉对美国国防部的改革，就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经济领域变迁在国防领域的鲜明反映。而十年前美国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思想，同样受益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逐渐普及，以及同期网络化的经济管理结构在美国的成功运用。

军队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社会实践和社会资源永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源头活水。军事战略管理要充分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吸收营养和灵感而不懈创新，使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为军事效率的提高提供厚重的依托。

我军战略管理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

应该看到，我军的战略管理创新，并不完全可以套用其他先进国家的模式，这是我军自身的特点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上世纪20年代诞生于中国危难时刻的人民军队，是产生于中国刚刚融入现代世界、处在极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社会经济背景。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工业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才占18%左右，同样反映现代化程度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才达到10.6%，而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中国军队能够汲取的物质资源极其有限制，而且人才和体制资源也受到极大制约，没有经过现代工业化洗礼的人才和管理经验可以借用，因此难免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军事理论和现代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艰苦努力，并取得了瞩目成就。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仍背负着厚重的历史包袱，在总体上仍深受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影响，不太可能一下子跨入现代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到上世纪70年代

末的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而表明现代化程度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期制约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转型。我军也因此把现代化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上世纪60年代国家建设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国防现代化。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1981年，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总目标中，现代化仍是重中之重。

一支充分现代化的军队，会从社会经济系统中大量汲取资源，建设起相应的战略管理模式。经过50余年的努力，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和重化工业阶段，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达到了43%，总体文明形态已逐渐摆脱农业文明传统，而且在局部方面又表现了信息社会的诸多特征，社会生活市场化程度也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与20余年前的计划经济形态已有天壤之别。这正在为中国军队的体制编制创新、尤其是战略管理变革，创造良好的外部资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