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

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汉语言文学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外地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

这一转移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也是语言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和城市群体相适应的过程。

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群体。

当前外来人员在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上仍存在种种不和谐。

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关键词：语言认同城市归属感宁波方言一、引言中官路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经济开发区，全村占地2.2平方公里，下辖楼屋谢、下赵、前汤、后董4个自然村，常住人口838人，外来人口4500多人。

新建村地处宁波市江北区小港街道的西部，村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由胡家洋、五房、叶家、塘路墩、朱家自然庄组成，总户数418户，常住人口830人，外来人口590人。

经过综合考虑，最终确定调研中官路村和新建村，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村庄是宁波市外来人员的聚集地，正好符合将外来人员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有些外来人员存在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对外来人员所采取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这些“都市里的村民”成为行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

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定了大的语系，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正是因为语言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种族）的有效凝聚力。

方言也是语言，只不过方言是变异的语言，因而它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区域文化标识，区域文化与语言或是方言的融合与分化都是双向互动的。

二、语言认同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是指群体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交际行为、或群体对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

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进推动。

语言是文化中最核心和最有影响力的特征之一。

说和听——即口语是所有人类社会中人际互动最具渗透力的一种形式。

具有相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的个体所共有的语言称为方言（dialect）。

方言的某些特点，将个体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

方言也可以让个体对所属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亚文化中的方言就像某行业的行话一样，只在特定人群中通用。

语言、言语行为和社会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语言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一种社会结构，语言认同无疑是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

如此一来，群体成员用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是对群体有特殊含义的语言交流，有助于个体对该群体产生偏好。

Le Page等人基于克里奥尔语研究建构的认同行为理论（acts of identity）提出，具有认同行为的讲话人有四个条件：第一，可以识别不同的群体；第二，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这些群体的行为系统；第三，有加入该群体的强烈动机，从该群体得到的反馈使这种动机或增强或减弱；第四，讲话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Le Page et al，1985；转引自徐大明，2006）。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语言是认同的一个符号和标志（Gumperz，1982；Joseph，2004；Jenkins，2007；Simpson，2008）；语言使用是认同的一个载体（Tong et al，1999）；语言使用也是一种认同行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谁的一种手段（Cameron Kulick，2003）。

当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城市人的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率与上一代人或者农村人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语言态度，是一种语言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

（李宇明、戴红亮，2008）三、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是指当转移到新的城市后，应当归属于城市社会的一种情感表达、心理认同和依恋程度。

由于外来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受本土的文化影响，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都有一定的差异。

虽然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一部分外来人员，在城里扎了“根”。

但整体而言，他们在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向往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的群体；是一个需要服务，又难以受平等待遇的群体。

这种城市归属感不和谐表现如下：（一）地域归属感上的不和谐按照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的动机在于预期经济收入的提高，所以外来人员进城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找工作挣钱养家。

虽然故乡的土地养育了他们，故乡的亲人是他们最终的归属和赖以生存的希望，他们内心里也不愿背井离乡，但是城市的发展机遇又吸引他们追寻发家致富的梦想。

这就导致重重矛盾：他们“根”在故乡，却又远离故乡；既想生活在城市，又无力在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在城市辛苦地赚钱，牵挂和归宿的又在故乡；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习惯与行为、观念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又难以融入城市。

（二）群体归属感上不和谐作为城市居民，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

而外来人员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让他们在社会保障上经常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使得外来人员虽身在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

据调查，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3%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为“半个城里人”，还有37%的人觉得说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归类。

外来人员在城市的人际交往对象，大多是亲戚或者老乡，很少有与城市人群亲近的机会，这也导致他们缺乏对城市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身份归属感上不和谐身份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处境地位决定的自我认同。

由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语言与身份也密不可分。

“语言运用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个体行为。

之所以说是社会行为，是因为言语活动的生成和接收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之所以说是个体行为，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刘霞敏，2007）。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城市居民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

特别是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外来人员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他们存在心理排斥和刻板印象，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

城市人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友好，又映射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中，再反射为他们对城市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进而产生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

四、调研结果（一）被试结构根据拟定的访谈提纲，对90名非宁波籍居民进行个别访谈，年龄范围在18岁到57岁之间，其中男性42名，女性48名。

访谈期间对于识字不多或听力不好的老人，进行耐心详细地解说，力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使回收的问卷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被试的真实情况，做到调研数据的真实可靠。

调研的对象也力求多样化，不仅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还包括了个体老板、环卫工人、保安和其他上班族等多种职业类型。

（二）个案分析我们选取了新建村的王某某作为访谈的典型案例。

王某某，52岁，来宁波务工11年，是一名建筑工人，月平均收入3500元，和妻子两人住在40平米的平顶屋里。

我们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后，就开始问他对宁波方言持什么态度。

王某某直言，刚来宁波的时候，很不习惯宁波方言，觉得这种语言有点生硬。

但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发现会说一些宁波方言能更好地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工作团队，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宁波方言。

他如今不仅能听懂宁波方言，而且能用宁波方言来进行日常交流。

（三）访谈结果访谈结果显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的外来人员，越习惯宁波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宁波方言的排斥感越低，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越强。

具体而言，对于宁波方言的态度，11%的外来人员表示喜欢，30.8%的外来人员保持中立，58.2%的外来人员表示不喜欢。

对于宁波城市归属感，全部的被访者都愿意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86.7%的被访者喜欢宁波这座城市，83.3%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宁波工作，43.3%的被访者愿意长期留在宁波生活，80%的被访者觉得宁波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46.7%的被访者感觉在宁波有家的温暖。

五、结语马斯洛（1987）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社会需要。

其中，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都属于社会需要，这一需要的缺失将导致个体人格发展畸形，出现人格障碍。

而外来务工人员身处异地时，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找到群体的归属感，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

这种语言的再社会化过程，必然会改变他们对所在城市当地语言的认同。

其实，对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是为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能否适应新的城市环境。

因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要寻求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外，还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建立归属感。

缺乏与别人的联系会使得个体被排斥，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游离于所属生活系统的边缘。

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有助于社会团体关系的改善。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编号[G14012]。

）参考文献：[1]沈斌表，武雪婷.外来务工人员社区服务工作探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124～128.[2][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80～189.[3]张海钟，姜永志.方言与老乡认同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25～28.[4]杨荣华.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J].语言科学，2010，（4）：394～401.[5]樊中元.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1，（10）：155～157，161.[6]逯曼.论语言与文化认同感[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3.[7]杨玉.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2013.[8]施娇慧，欧阳敏娜，陆晶晶.绍兴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分析[J].科技视界，2014，（2）：45～46.[9]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10]粟进英，李经伟.言语适应理论与身份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2010，（6）：38～41.[11]郭聪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J].兰州学刊，2008，（9）：90～92.（盛柳柳严建雯浙江宁波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