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与文化战争观

论《孙子兵法》与文化战争观

[摘要]：《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曾一度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今天走向世界的“孙子兵法”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孙子兵法》，其蕴涵的时代文化，已是历经了2500年战争洗礼的当代文明。《孙子兵法》的现实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认知上，需要把它从一种军事谋略提升成为文化智慧；最根本的，是要把“兵以利动”的“利”，提升到更高的文化的层面。“兵以利动”的思想，一直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功利主义，其实这种理解非常的表浅。“利”是战争的目的；战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所以，“利”指的是一种根本的利，而并非简单的夺城掠地。“利”是与民族大“义”相统一的，它的本质是出于一种文化的目的。“文化战争观”得出的结论是：战争不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出于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文化意识、精神文化、国家意志、文化战争观、文化认同、和谐文化、文化战略、人文关怀、民族大义、恐怖平衡、战争、军事、政治、经济、科学、孙子兵法。



一、《孙子兵法》一般性认识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揭示战争规律的兵学圣典，它在军事上的供献，曾一度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唐代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明代毛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由此可见古人对其评价之高。《孙子兵法》十三篇，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学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命题，且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

从军事思想上，一般认为：《孙子兵法》的战争观概括为，“慎战”的思想。“兵者，国之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它不否定战争，但反对穷兵黩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可概括为“全胜”战略思想，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推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的战术思想是它文字论述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可概括为：“争取战争主动权”——“知己知彼”、“致人而不至于人”，以及灵活多变，“避实而击虚”的作战方法。《孙子兵法》的治军理论可概括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从哲学层面上，一般认为：《孙子兵法》的哲学思辩源于《周易》的“自然辩证法”。即：简易，变易，不易（简易：表面错综复杂的事物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一旦认识到它的本质，它原本就是简朴而明了的。变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世界上没有什么事

物是一层不变的。不易：万事万物虽然都在永无休止地变化着，但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这就是变幻出万象的那个“道”是不变的。《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的万物与其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孙子兵法》十三篇中，辩证地阐述了：义与利、力与谋、常与变、奇与正、我与物、虚与实、利与害、迂与直、勇与怯、全与偏、知与行，这些矛盾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孙子兵法》从战争现象中抽象地得出了战争的一般性规律，它一方面提供了指导战争的不变原则；另一方面，又通篇地强调制定战术的灵活性。是所谓，“兵者，诡道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内涵丰富，逻辑缜密严谨，自成体系。《孙子兵法》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又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成为享誉世界的兵学经典。在今天社会里，《孙子兵法》也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诸多非军事领域。

二、历史的反思

《孙子兵法》作为享誉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其军事思想的崇高地位，无庸质疑。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却两次被游牧小民族以战争的形式“征服”。无论从当时的综合国力，还是文明的程度上看，华夏民族都没有理由输掉那两次战争，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的确输掉了战争。历史的事实往往被一些学者们忽视或回避了，但历史却不可抹灭，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活的教材。我们为此的反思，并非要把这些战争的失败简单的归咎于一部《孙子兵法》，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从纯粹军事的角度直接找到那两次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也许我们不太情愿承认，导致那两次战争失败的内在原因，竟然出于我们古老的文化之中。要对此做出更具意义的历史评价，还需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视角。历史的事实已经说明，我们古老的农耕文明，曾经在面对游牧民族的战争时，还显得有些“软弱”！通篇“诡诈”的《孙子兵法》却植根于我们这个“君子”的国度。我们这个曾抱着《孙子兵法》而屡战屡“败”的东方巨龙，将怎样去应对下一场战争？文化是长久的，而政治是现实的。新的历史命题已经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三、《孙子兵法》的文化支点

《孙子兵法》这部百代谈兵之祖的一些战术理论，已面临当代“信息战争”形态下，一系列全新战争概念的挑战。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是把《孙子兵法》当作传统的兵法，或只是把传统的军事观念死死套在《

孙子兵法》上不放，那么，《孙子兵法》除了只剩下品牌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其它实质内容了！我认为：对《孙子兵法》的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早已经过时，《孙子兵法》的研究应该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孙子兵法》的现实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他“兵法”的本身。《孙子兵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生生不息而活着的文化。《孙子兵法》在字里行间所传承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这些文化已经遗传到我们的骨髓里，并成为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孙子兵法》清晰地展现出先人对战争的态度，以及我们某些深层的民族文化心态。没有什么事件，可以比战争更能够深层地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也没有什么书，可以像“兵法”这样毫无掩饰地说出对“敌人”和战争的态度。从文化的高度来研究《孙子兵法》，我们便可以本质地认识到它的理论意义，从而找到它在政治和军事中的现实应用价值。今天，我们已经占在了历史的高端，我们不仅仅是要从历史的灰烬中去找回残留的余温，我们也无需把曾经的辉煌当着过市的招牌。我们须回到文化的起点，从历史的高度，重新诠释《孙子兵法》，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内涵。在面临全球化的今天，离开文化而谈政治和军事，已经没太多意义。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我们根本无法解答历史上曾两次被外族“征服”的难题。

四、文化战争观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战争如同它的影子，无时不在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找到摆脱战争的有效途径。人类以往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几千年以来，虽然战争的形态随着文明的进程不断发生着一些变化，但战争的本质并未改变。与过去的几千年一样，当今人类依旧遵循着战争建立的规则。历史的演绎，至少验证了人类有史以来，战争的必然性。人类已经在战争与文明的悖论中苦苦地挣扎了几千年，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都没有能够把人类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战争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在国家政治中，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和政治的最高形式。在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旗帜下，战争被赋予神圣的使命，而这背后的动机则是文化的欲望。

“文化”的本质，是人天生具有的那种“超越性”的意识。文化在精神层面，体现为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创造动机。“文化意识”是一切思想形成的内因，一切思想观念都是“精神文化”的整体反映。“精神文化”本能的表现欲望，使它张显出一种主动扩张性的属性，它总是力图去同化那些它认为是沉旧了的观念。文化在“求证”自我的过程中，强烈地追求着一种“

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它得到安全和满足。文化在群体中，呈现出一致的社会的属性，它整体地体现为一种社会意识和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正是国家战争发动的起源。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在一种强力国家意志的驱使下，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战争的文化起因往往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从一方面看，历史上的战争总是首先发生在同源文化的国度之间。从另一方面看，战争总是带有突出的经济目的。如果因此而否定战争的文化起因，其实是忽视了文化认同的物质性。文化认同的最终体现，并非只抽象在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上，它需要具体地统一在“国家”的意志之上。“国家”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它总是力图最先将那些游离于它之外的同种文化或相似文化，强力地纳入到它的版图，由此而进行的战争正是文化为了最终实现自我统一，而采取的强力手段。文化的统一性，表现为，文化、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不同形态的展现。

从“文化战争观”的角度来看，战争的掠夺和残杀并不是文化的终极目的。“文化战争观”得出的结论是：战争不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出于文化的目的，是追求文化的认同和统一。因此，战争最终的目的已经超越了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或夺城掠地。

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两次被游牧民族以战争的方式“征服”，华夏民族输掉了战争，却胜了文化。中国的版图并未因那两次战争而消失，反而“被动”地扩大了。从这个历史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另一属性：文化不仅是主动地去同化异己，而且，文化还会主动地去学习异己，异化自己。历史上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就演绎了文化学习的典范。

中国历史上两次被游牧小民族的发动的战争“征服”，在文化战争史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它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胜负与文明程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胜利不一定必然是文化的胜利。在物质条件基本对称的情况下，战争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人对战争的“态度”。

《孙子兵法》植根于华夏古老的农耕文化（一种“和谐”文化），相对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农耕文化的扩张性要小很多，它几乎

没有毁灭异己文化的意图。这种文化特性，也充分地反映在《孙子兵法》战争观，的“慎战”思想之中。从文化的高度来看，与其说《孙子兵法》是一部教人打仗的书，还不如说它是一部约从文化上约束战争的著者。试想，如果成吉思汗当时抱着这样一部兵书，而遵循它的文化思想，我想，他或许

就不会侵犯中原，也不会打到欧亚大陆去了！当然也就不会有他的胜利。然而，古今中外的这种缺乏文化根基的穷兵黩武，最终能够为本民族带来些什么呢？毛泽东诗词中的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却站在了历史的高端，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评价。

用今天的战争术语来说：华夏民族在历史上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不对称的战争。这种不对称性，并非体现在物质或军事上，它完全体现在精神文化上。如同“人”与“狼”的战争，我们祖先的“仁义”战争法则，根本不能成为当时那种战争致胜的法宝。

我们的民族曾饱尝历史的屈辱。一度里，有人把一切都怨怒于传统的文化，企图彻底砸烂“孔家店”。四十年前的神州大地上，甚至由政治家发起了一场浩荡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曾被作为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整个传统的华夏文化被极端的政治所颠覆，由此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动荡，把国家经济和传统的道德推向崩溃的边缘。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一切，只不过是文化自我反思和挣扎的痛苦经历。当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从新回归自我的时候，这一切似乎只是一场悲剧。虽然近代文化运动负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历史的教训，也使我们又一次更加清楚地感到了5千年文化的生命力。在世界上那些强势文明早已夭折了的今天，我们这个柔软如同“太极”的“和谐文化”却依然焕发着光彩，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文化的构建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自新的过程，那些想要切断母体文化，通过文化革命或全盘移植方式来建立新文化的企图都将演绎成为历史的悲剧。《孙子兵法》是我们母体文化中的一部分，文化的沉淀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存在，民族的存在又使文化生生不息。

五、《孙子兵法》的文化性

《孙子兵法》和《道德经》、《论语》等经典著作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孙子兵法》真实而直接地展现了古代华夏

民族对待战争的文化心态。

由地缘而决定，中国（华夏）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在古代的农耕社会里，人们被土地“锁定”在彼此相邻的固定空间，土地、自然天气、以及人际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农耕经济作为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其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滋生出一种“和谐”的文化观。由这种“和谐”文化而形成的，中国式的“自然哲学”，体现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庸”的价值观、“仁爱”的道德观、以及“自然”的辩证观。无论是历史上的“儒”、“释”、“道”，还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各种异样学说，它们最终都

在“和谐”文化观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孙子兵法》正是这种“和谐文化”在战争观念上的体现。

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商周时代，华夏古代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已贯穿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中。文化、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一场巨大的历史革命正在孕育，新的时代已如同即将诞生的婴儿。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历史分娩的一刻，历史所承受的阵痛记入了那段永载史册的战争。《孙子兵法》就产生于那个变革的时代。

《孙子兵法》之前的军事观，还只是一种“泛仁义”的战争观念。以《司马法》为代表的兵学，所阐述的战争观点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说：以“仁”为根本，以“义”去治理才是正道。正道行不通就要采取权变的方式，即使避免不了使用武力，仍要以行仁义为前提条件。“泛仁义”的战争观念出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那时的土地和臣民都属于周王，“仁”和“义”的运用是为了调解社会的内部矛盾，当时的战争多以展示力量，使对方屈服为目的。《孙子兵法》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兵学思想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新”兵学。《孙子兵法》尤其在战争谋略和战术理论上，突破了旧传统的战争观念，其“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在当时是全新的战争概念。“诡道”思想反映了军事谋略在战争运用中的本质特征，超越了一般传统道德意义的范畴。《孙子兵法》中“兵以利动”的军事动机使它更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

《孙子兵法》里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意思是，顺天时，因时制宜。“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意思是说国君施行仁政，以恩信道义爱抚民众，则民众便与国君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天”，是中国文化中类似于宗教里的“神”的概念，但“天”并没有具体的映像。中国人的“天”是大自然中一切安排的智者，它是与人合为一体的，具有灵性的大自然。“道”，在道家的思想中，是指那个生出万物的本源。“道”，超过了天，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规律和法则。《孙子兵法》中的“道”与“天”，是去掉了其神格成份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是理性的概念。“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拒绝鬼神的存在，不相信占卜。而先前纵横学说的鬼谷子在分析之余，却总是要使用一些神秘的语言。《孙子兵法》的无神论思想及“诡道”的战争谋略思想，使先前的华夏

文化迈出了历史性的发展步伐。中国人从此大多不信鬼神，虽然有很多本土的，外来的宗教，但在中国，宗教几乎只是形式上的，神前膜拜的还是他心中的“天”，而这个天却是与人合一的。中国人相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相信一切在冥冥中自有定数，但不相信有个上帝会来救赎，凡说不出道理的，中国人都不信。

相对于“诡道”的谋略思想，《孙子兵法》“慎战”的总体战争观和“全胜”的战略思想，则更多地是传承了之前的华夏文化。《孙子兵法》的“诡道”思想并非是对整个战争毫无顾忌和不择手段。“诡道”其实被一个更大的“和谐”文化罩着，整个战争的起始被约束在更高的道德文化层面之上。从《孙子兵法》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律性”所表现出来的“内严外柔”的特色。中国文化好比是一个从不主动攻击外部天体的黑洞，而那些主动攻击它的物体一旦进入到它的范围内都会被它吸住，再也别想逃逸。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对外的攻击力是微弱的，但它获得自我实现的“统一”意志却是惊人的强捍。《孙子兵法》的文化性，使它更适合成为历史上民族统一战争的瑰宝。而在针对那些具有“狼”性的异族的战争中，它似乎并没有显出很大的神通！

《孙子兵法》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它对战争的“顾忌”，这种“顾忌”并非只是出于民族自身负担的考虑，它的确还出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精神。假如，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这种“顾忌”，凭着中国历史上的实力，我们的邻邦不知会遭受何种程度的战争涂炭！然而，我们不需为祖先曾经缺少一种“狼”性，而感到遗憾，我们应当庆幸，纳粹式的民族大屠杀未曾发生在我们手中。历史将会做出正确的评判。中华民族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的文化品格，终会得到历史的报偿！

《孙子兵法》的文化贡献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它所阐述的理性战争观念己经超越了军事的层面。无论世界上其它民族对它的研究，是用来学习，还是用它来了解中国，它都是一座贯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供献，曾一度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

六、《孙子兵法》在文化战略的运用

《孙子兵法》的现实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认知上，必须将它转换到当今的时空。这需要把《孙子兵法》从一种军事谋略提升成为一种文化智慧，最根本的，是要把“兵以利动”的“利”，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层面提升到更高的文化的层面。《孙子兵法》，“兵以利动”的思想，一直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功利主义，其实这种理解非常的表浅。“利”是战争

的目的，战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孙子兵法》中的“利”是指一种根本的利，而并非简单的夺城掠地。“利”是与民族大“义”相统一的，它的本质还是出于一种文化的目的。

民族的根本利益随着时空的转变而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但以文化作为最终目的却是不会改变的原则。

各式各样的古代文明，绝大多数已经在几千年的国家战争中彼此地融合了，大规模的民族统一战争也已经成为了历史。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发展，一时形成了国际寡头政治的格局。籍由经济和高科技支撑的先进武器装备成为主导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机械化”、“信息化”的战争形态相继出现，军事的非对称性成为当代战争的新特点。强权国家借着经济和军事装备的绝对优势主导着世界政治，维持着国家的利益。一度间，武器决定战争的观念成为一种思潮，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和两极冷战一直维持到前苏联瓦解。随着文明的进程，冷战思维模式很快地被人类抛弃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类并不甘心陷入冷战的“零和”游戏之中，国家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已开始逐渐地淡化，国家意志被集中体现在经济竞争上。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全球化经济的浪潮进一步推动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正在逐渐地形成之中。这一历史的宏观发展趋势，应当作为国家大战略的考虑大前提。

当然，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国际寡头政治的强权逻辑与人类先进的文化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战争一时还无法避免，甚至比任何野蛮时代更加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强权国家之间由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建立的恐怖平衡，仅仅只是从技术的层面降低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军事的非对称使弱国长期被掠夺，甚至有可能激发出另一种“恐怖”与“文明”的非对称战争。

从文化的角度看，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特别是西方社会得益于它，在近200多年里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科学的问题在于，它对于物质创造的速度远大于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速度。科学发展给人带来的物欲膨胀和环境问题几乎正在抵消它的正面作用，这种矛盾正在突显，如果处理不好，人类就可能就会毁在自己所创造的科学成就之上。当人类为求得安稳而把老虎用来看门的时候，猛然间才发现，最大的危险竟然就是这只看门虎。当代文化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反思和痛苦之中，即便是西方那种仍然保持着某些“狼”性的文化，也不得不为此而

反思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为什么能够超越两千多年的时空而被当今世界所关注，原因就在于此！

文化的反思，已经意识到，仅靠恐怖平衡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如同玩火者的把戏。当一切寄予科学的幻想破灭之后，抑制战争的唯一途经，只能依靠于文化自身的再造。“文化意识”作为一切思想观念产生的动因，它将在反思中自觉地进行自身的改造，这正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文明在历经了几千年艰苦的跋涉之后，已籍由科学的发展把人类推到了“毁灭”与“重生”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仍无法等到上帝的救赎，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让文化再次的超越！新的文化必须具有宏大的人文关怀精神，必须具备普适的道德价值观，必须不以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来实现这种文化。未来的大规模战争，是没有赢家的战争，是毁灭人类的战争。未来世界共同的敌人正是战争的本身。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大战略，一定是立足于文化之上的战略，一切战略的制定，都必需从“文化战争观”的角度来考虑。《孙子兵法》的应用也只有纳入新时期的文化时空中，才能具有现实的意义。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说：百战百胜，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就能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的最高明。所以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击败敌人的军队，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孙子说：战争的指导原则是，能够保全敌国而战胜它是上策，击破敌国而战胜它则是下策。《孙子兵法》的战争韬略无疑是符合国际现实背景的。

作为军事韬略，《孙子兵法》的文化底蕴，使它穿越了2500年时空，成为今天依然活着而且焕发生机的军事哲学思想。作为文化，《孙子兵法》在经历了2500年历史沉淀之后，已成为当代文明的一个载体。今天走向世界的《孙子兵法》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孙子兵法》，其植根或蕴涵的文化，已是历经了2500年战争洗礼的当代文明。

在当今“大国政治”的世界里，由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建立的恐怖平衡，足以使各方对大规模战争产生顾忌。核大国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各方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对待战争。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推进，经济、科技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未来30年期间，世界多极政治的形成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可以预见，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将率先成为世界政治的五极。世界将在多元文

化互融的形态下形成多极政治相互制衡的格局。

中国21世纪的国际文化大战略，是以文化为目的，从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跨世纪战略。

《孙子兵法》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首先是运用于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建立本民族，文化、政治、经济高度一致的国家形态，同时应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按照“上兵伐谋”的行动原则来制定我们的对外战略。“伐谋”的核心是，广范地在世界范围展开文化交流活动，推广中华“新和谐文化”。所谓“新和谐文化”即：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而构建的，符合现代道德观念的，既有中国人文精神又包容西方文明的，更具时代特征的新中华文化。

在文化大战略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必须是新文化的高度体现，《孙子兵法》在文化大战略中的现实应用也必须本着民族大义的精神，总体上谋求国际互信的合作关系，局部可根据战略需要采取权变或战术性的对抗，以求得整个态势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