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的三种模式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
——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随感
荒岩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伴随着中外史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化, 大量优秀的西方中国研究著作开始进入国内史学家的视野, 西方学界的历史研究风格和理论方法极大地影响和撞击着国内许多已经定形的思维陈述和研究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真正审视自身的切入口。

尤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最兴盛的近代史领域, 其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成果倍出, 而且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创新, 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从众多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述中把握西方中国近代史观的发展和演变, 或在西方中国近代史观嬗变的基础上理解各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的论著, 都应是国内史学界需要做且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美国学者柯文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所探讨的主要方面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整体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形态与变化动力，并力主进行多科协作研究，该书从上述方面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广泛的思考。

虽然作者的着眼点仅限于美国, 但事实上在作者所分析的三十多年里, 美国俨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中心, 由此可见, 柯文这一著作同时也体现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和研究范式。

（一）“西方中心观”三种模式的类型
步入近代的中国, 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遭逢到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西方入侵文化, 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是西方因素介入到中国内部，也就是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中国传统固有的发展模式被强行切断, 历史在夹杂着本土与西方的冲突与融汇过程之中向前发展。

因此, “二战”后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都趋向于把研究起点选择在西方，即所谓的“西方中心观”。

按照柯文在书中的总结，他把“西方中心观”这一观点总结为经历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依次相继的三个阶段。

（二）“西方中心观”模式的内在特征
1.“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兴起离不开费正清先生的努力。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里, 他个人以独撰、合著等形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并写了多篇以创造性研究为基础的论文和书评，这些都奠定了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良好基础。

其中, 他在与邓嗣禹合作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 首次比较明确地提炼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大致有两层内涵, 其一是单一决定论思想, 换言之, 即: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领域, 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其二, 上述思想招致的相应评价即是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只能说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最初预设。

其思想背景的关键, 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文化, 或者有人称之为“美国精神”突显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发展趋势是紧密相联的。

由此, 在美国史家的内心观念深处, 近代中国历史就自然被演绎成一个在西方冲击下如何汇入西方世界的过程。

很显然, 这是一种带有史家自身情感、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研究。

然而, 中国近代史料的完备和丰富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因素, 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史观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学科现状和语言等因素方面存在的限制, 这一时期主要的中国近代史料集中在中西有直接关系的层面, 如费正清就长期关注于海关史料的整理, 这又使“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式得以强化, 同时也简单化了。

而在柯文《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柯文也简要阐释了这一模式，在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所依据的前提假设, 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 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 费正清与埃德温·莱肖尔和艾伯特·克雷格合著的《东亚文明史》等等, 也提出了这些著作都是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 也认识到了其明显主观性的一面, 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 也就表明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这样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

2.“传统—近代”模式：从柯文《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中得知，对于美国中国近代史家而言, 源于欧洲而在美国得以长足发展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

其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主要阐述了“传统与近代”模式:介绍了这一模式发展的相关背景并指出其存在的缺陷, 即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著作经历的重大变化与近代化理论的提出发展等情况。

接着叙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如孔多塞、赫德、黑格尔等人的看法, 带有很明显的主观色彩。

柯文又从李文森和20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史学、重新界说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立、19世纪的残余对立三个方面的情况分析了此模式的发展趋势。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美国中国近代史论著给人的感觉就是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或模式。

但代表性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如果仔细推敲, 仍更多地是史家出于对现实的感应。

相反,60年代则使美国史学家步入了一个欢愉的时期, 特别是现代化理论所孕含的“传统—近代”框架, 更使这批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家们如虎添翼。

“传统—近代”模式的前提是将传统与近代假设为对立的两极, 其中, 西方近代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

由此推演,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只能是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而且, 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 只有等待西方猛烈一掌, 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可见,“传统—近代”模式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取代了现代化的标准, 割裂了历史发展具有的特殊性一面，它无限放大其普遍性的一面。

因此,“传统—近代”模式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前者的理论色彩明显浓于后者。

“传统—近代”模式不仅在美国, 甚至在同时期的中国, 也产生了即时的效应, 著名的如台湾学者金耀基在60 年代后半期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 说明了中国学者对域外研究的积极认同与改造。

总体而言, “传统—近代”模式框定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路径, 需要深化研究的是近代化的必备条件、动力、机制等问题, 目前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正是朝着这一方向作有益的尝试。

3.帝国主义模式：柯文其书的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主要阐述了帝国主义模式:开头简单介绍了帝国主义这一词语的相关来历与含义, 从而
指出帝国主义取向与反对派两种派别。

接着分别从帝国主义的新版:世界经济论、大象和跳蚤:壮志未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存在等方面进行逐一分析, 旁征博引, 指出其优点与缺点。

然而无论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 还是“传统—近代”模式, 对于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作用普遍持单一的肯定态度, 即认为西方冲击是必不可少且有益的。

与之相反, 帝国主义模式则发展出一种新的见解, 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 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

不过也有少部分人坚持其有益的观点。

在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 帝国主义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

这恰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与批判潮流是相一致的。

众所周知,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什么是工业化与如何工业化两大问题以及因此而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突破了以往普适的西方国家发展经验, 开始着眼全球。

可见, 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近代史观,与前两种史观相比, 视野是拓宽了, 然而, 问题也最严重。

其原因是这种史观更多地带有道义上的考虑, 结果常常是分析很难令人信服。

（三）“西方中心观”模式的客观认识
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到帝国主义模式,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还是史料的丰富, 均有了明显的发展。

然而, 这三种模式均涉及这样一个前提, 即近代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内部, 始终无法产生近代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只有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

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审视, 这样的预设或者说“西方中心观”思想,是很难继续深化和先前发展的的中国近代史观，如此一味地迷信从“西方中心”出发，这样必会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根本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了狭窄的死胡同。

总的来说, 这三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的确促进了当时美国史学研究的先前发展, 但它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广泛存在，无疑也是给现今的史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