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和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陶行知生活教育和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内容摘要:陶行知与杜威都是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是杜威的学生,其教育观点自然受到杜威的影响,但他并非照搬杜威的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思想与杜威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差别。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杜威生活教育差别

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生活教育是核心内容之一,它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教育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种教育理论,主要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部分组成。

从理论来源上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离不开杜威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曾是杜威的学生,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并非照搬杜威的观点,而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办学经验,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是重要组成部分。杜威教育的着眼点是学校里的儿童。在他看来,“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教育的重心不在长远的、理想的未来,而在当前的、具体的现在,因此,学校里的一切设施都应从当前着眼,以儿童为中心,呈现现实社会的生活。显然,杜威的教育是一种学校教育,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教育显然不符合中

国的实际,当时的中国,受教育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陶行知大力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力图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无知的状态。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将杜威的思想“翻了半个筋斗”,提出“生活教育”的口号。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从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阐发和他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地的教育实践来看,“生活教育”与杜威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从理论出发点看,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其出发点是教育,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其出发点是生活,生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不局限于儿童。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出发,杜威提倡“从做中学”,主张把各种“实际作业”交给学生,鼓励学生从“做”中获得知识。陶行知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出发,提倡“教学做合一”。从表面上看,“教学做合一”与“从做中学”并无多大差别,但深究之,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形成有一个过程,并非简单地将杜威的思想中国化。1919年,陶行知在《教学合一》一文中便提出了相关观点。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时,还是以“教学合一”为题,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岭先生提议将题目改为“学做合一”,这使他大受启发,逐渐形成“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到1926年,他便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一思想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教育的工具问题,即教什么?这就需要好的教材;二是教育的方法问题,即怎样教?他认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

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是对传统的“因材施教”的补充和发展;三是教育的对象问题,即教谁?教需要知识的广大群众,并且“要晓得受教的人在生长历程中之能力需要”,即教给群众以能力;四是师资培训问题,即谁教?他的建议是,应该训练那些有才能并对教师职业有兴趣的人做教师。可以看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结合中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实际,根据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

其二,杜威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艺术即经验”,经验是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他所鼓吹的“从做中学”,实际上就是“从经验中学”,这种经验主要是直接经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一方面不排斥直接经验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将直接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还主张接受直接经验以外的间接经验,这就不是单纯的“实用主义”所能涵盖的。

其三,杜威强调学生从“做”中学,从而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要求教师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为根据来组织学生的学习,因此,他又否定了传统的教育经验,反对学校中的“分科教学”,这导致学生很难系统地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陶行知既重视教材工作,又注重师资培训,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际工作。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一定关联,但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提出来的,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差别。

张迪平,安徽桐城师范学校教师,王颖玮,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