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孟买共识”的优劣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背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一，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几乎瓦解，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
以里根执政为标志，“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
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陈志广)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与 事后的政治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定义为阻碍 改革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而事后的政治约束 定义为决策已经制定并在看到结果以后的反作 用和逆转约束。事前约束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 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补偿的方案， 或者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必须一拖再拖。与事 前约束相联系的就是改革的是否可接受性。事 后约束则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 与它相联的是改革的是否可逆转性。
2014-1-9 南京大学政治系 沈伯平 10
三、政治、市场与企业
首先我们看一看转型中的政治。在转型过程开始 之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长期被忽视。其中的 主要思想是，改革导致的效率提高使补偿改革 的受损者成为可能，因而改革中的政治因素可 以不予考虑，而且经济学家认为研究这类问题 是政治学家的工作。但是，事实表明政治因素 在实际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经济的 认识
3· 宏观经济稳定化。稳定化就是产生宏观上价 格的稳定，使得价格体系能够对不同商品的 稀缺的调剂起到良好的作用。 华盛顿共识对于转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其支 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 立刻有收获，效率立刻就可以得到提高。因 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 式的。大爆炸式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重大改 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
南京大学政治系 沈伯平
2014-1-9
8
演进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一、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经济 学，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 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他们认为， 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作为基础，市场不能够自 发地做出充分的发展。 信息不完备理论。。对这一理论作出最重要贡 献的有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他们 认为市场要良好地运作，需要完善的信息，经 济主体要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如果这些信息 不完备，市场就不能自发地起到良好的作用。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人民网记者田泓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后来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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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 北京共识” 与“ 华盛顿共识” 之比较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第二讲：转型理论之一,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演进制度学派
二是“制度经济学”吸纳了“演进经济学” 二是“制度经济学”吸纳了“演进经济学”理论进和方 法 ——演进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在 演进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 演进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 20世纪 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人 们的重视，特别 世纪80年代以后 们的重视， 世纪 年代以后， 是随着1981年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尼尔 年博尔丁的《 是随着 年博尔丁的 演化经济学》 年尼尔 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 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演化经 济学终于迎来了其理论日趋成熟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转型经济学》第二讲 转型经济学》
转型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 转型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演进 制度学派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演进-制度学派
王景新 二0一0年十月十八日 一 年十月十八日
转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罗兰的《转型与经济 学》“全面介绍了转型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 即“华盛顿共识”（P6）和“制度经济学”的 演进和进化博弈（P6）罗兰称“演进－质疑，于是“北 京共识”开始引起普遍关注。 本节主要介绍 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 “新制度经济学”（演进—制度学派）
《北京共识》这篇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观点： 北京共识》这篇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观点： 第一部分，提出了中国力量( 第一部分，提出了中国力量(即中国人习惯 实力” 新物理学”的概念( 的“实力”)的“新物理学”的概念(借用 物理学”来说明新的“中国力量” “物理学”来说明新的“中国力量”的性质 和构成，及其变化) 和构成，及其变化)，认为中国正在开创国家 发展的“新道路” 雷默认为， 发展的“新道路”。雷默认为，“根据拥有 多少艘航空母舰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 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 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 错误估计” 错误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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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孟买共识”的优劣
/data/thread/1011/2719/49/25/9_1.html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简单地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因上述三个国际银行总部都在华盛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代表美国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银行组织和拉美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进行研讨，达成一定共识，因而称作“华盛顿共识”。
随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其用意是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其目的是为了摆脱拉美国家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而与此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推翻社会主义的转向巨变，“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也被广泛的用于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甚至为了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直接转变，放弃过渡和审慎政策，采用休克疗法，造成市场和社会短期震荡。
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一所谓“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是“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被砸的支离破碎。
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最初也是由一个人发起的。
这次是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年他发表了一篇夸张而雄心勃勃的长篇论文《“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作为《时代》杂志的前编辑，在论文发表之时，他是高盛集团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当时雷默在中国的专家中基本上还默默无名，但他立刻吸引了中国学者和官方的注意力，并在这片土地上卷起了一场风暴。
提出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
乔舒亚在论文中阐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乔舒亚•库珀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
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商品的重要进口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钢材、石油等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
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
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北京共识”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
乔舒亚•库珀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例如，中国当前参与了４０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
北有上海合作
组织，南有东盟“１０＋３”等。
乔舒亚•库珀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
目前，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
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现在又冒出一个“孟买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9日文章原题：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作者迈克尔·舒曼）
舒曼提出：在减轻贫困、建设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把经济实力转变成政治实力方面，中国都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
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怀疑其所珍视的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还站得住脚。
一些人于是认为，中国倚重国家的、半市场性的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于满足现代世界的需要。
建立在专注于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正在被“北京共识”所取代。
但是，北京共识是否真的是穷国有效的模式呢？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
所谓“孟买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某些西方人把着眼点放在何处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萨默斯认为：“到了2040年的时候，“孟买共识”将会最终战胜“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他认为“孟买共识”是既不同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华盛顿共识”），也不同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职资本主义思想（“北京共识”），是所谓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的，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
印度与中国经济相比的优势在于：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因而需要加强私人消费的作用，以使经济增长较为均衡。
印度已经达到中国想要达到的水平。
与中国经济相比，在印度经济中，消费发挥着大得多的作用。
因此，印度无须实行让全球经济变得扭曲的政策。
事实上，印度从世界其余国家购买的东西要比卖出的多。
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冲击的程度要小得多。
”
“民主。
最使我感到烦恼的就是不得不倾听称赞中国民主集中主义政治制度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如果发言的是并不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西方人。
许多企业家都
认为，中国的民主集中主义一直是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个必要因素。
但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增长的最佳纪录之一——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人民的公民自由。
”
这个共识、那个共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有帮助。
我注意到，萨默斯之所以推崇“孟买共识”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经济以外的因素，即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所创造的奇迹。
但是我认为，萨默斯先生的观点有点过于幼稚，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诚然，“北京共识”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因素，具体原因我就不在这里分析了。
但是他现在就把未来三十年内，究竟那个共识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结论下得未免有点过早。
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共产党已经明确宣布：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把着眼点放在拉动内需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
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既有其内在强劲动力和需求，也有政府自身在发现问题以后的不断修正和矫正，他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中国政府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而采取的应对政策和措施，难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可笑境地。
我认为中国只要按照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成功！让历史来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