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京共识
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_北京共识_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_左宪民
“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左 宪 民摘 要 “北京共识”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某种试图寻找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和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并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
中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文章认为用“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的经验比较恰当。
当然,“中国道路”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关键词 北京共识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左宪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 100091) 中国的发展及其成就,引起了世界很多人的关注。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实业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试图找到中国在30年内迅速崛起的真正原因。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价值意蕴到底是什么?它的模式架构与中国道路有没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对此加以准确透彻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视阈下解读中国道路,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把握。
一、原生态“北京共识”解析乔舒亚·库珀·拉莫先生是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曾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对中国有较多了解的人。
他在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中,深感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他认为,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
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那么,中国这样的新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拉莫先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基于与中国专家学者的一百多次非正式讨论,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于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
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在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
_北京共识_与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亦译为“拉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
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二是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整齐划一。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理性面对“北京共识”宣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教授邹东涛：中国30年发展成功的经验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中国的发展遵循了“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性组合的改革之道。
“北京共识”弘扬了中国，大大扩展了中国改革发展成就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挑战。
中国自己该如何感受，该怎么看待？首先，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切实实地“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其次，中国既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北京共识”，又不为其昏昏然，不沾沾自喜。
应当高度冷静、理智地面对“北京共识”的宣传，但我们自己不去输出“北京共识”，而是鼓励各国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努力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清晰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把握好自己的发展和崛起。
北京共识
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的"G2模式"--美中联盟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模式对中国非常适用。
但仔细分析，显然北京的目标关不在于此层面。
就目前形式来看，与美国的关系保持在"不对抗、不妥协、不主动、不积极"对中国是恰当的。
而北京的深层意图，是向世界输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而非认同"华盛顿共识"--民主政体。
事实上，民主自由体制下失去监控的金融危机恰恰暴露了所谓民主政体的片面性，即掌握金融决定权的阶层决定了国家体制走向与最终结局。
而在此情况下，经济形式多样化，但国有资本占有绝对地位的国家模式，以及严格管制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定价权国有体制，虽然不及西方模式灵活，但在风险控制上，却有借鉴意义。
从宏观领域来看，只要中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与美国及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就会快速缩小。
这只是有利的一面。
问题在于，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努力而减少对中国的打击。
相反，危机之下，原来潜在矛盾却渐趋显露出来--钓鱼岛危机、南海危机等，无一不让人产生靖康耻、犹未雪的感觉。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于中国来讲，台湾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只要保持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两岸快速靠近，则对方的意图就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说没有看到马英九的三心二意吗？没有看到宿敌日本侵占我钓鱼岛屿吗？就连小小的南海国家也骑到中国头上拉屎，是可忍，殊不可忍！但冷静下来看，假设中国对外用兵，打台湾心疼，还是打其他这些地方心疼？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不骨肉相残，兄弟刀兵相向，估计打那一个，中国都不会手软！随着民进党的衰落，台湾走向危险边缘的可能性在大大降低。
作为中国来讲，没必要在这微妙的时期主动破局。
在前面我们说过，目前中国要做的，是给世界带来信心、安全与秩序。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人民网记者田泓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后来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北京共识是否具有普适性
北京共识是否具有普适性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
普适性是指某一事物特别是观念、制度和规律等比较普遍地适用于同类对象或事物。
事物普适性源于事物的共性和规律，普适性和针对性意义相反。
“北京共识”因其有中国持续经济增长这辉煌业绩做支持，很可能对已经成为社会主流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而且就目前来讲“北京共识”的社会认可度很高，这也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北京共识”将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
即“北京共识”。
但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
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胀。
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
迄今，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合法性的策略是成功的，但已开始显露山穷水尽之迹象：收入失衡不断加剧，内部和外部的发展不平衡。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到0.47，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同时，中国增长的奇迹也留下了不稳定因素。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 -回复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回复[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 是指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挑战，北京共识提出了三个关键定理，即“和平共处定理”、“共同发展定理”和“合作共赢定理”。
本文将逐步回答这三个定理，并探讨它们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定理，即“和平共处定理”，强调国家之间应以和平共处为基础，并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互信显得尤为重要。
和平共处不仅关乎各国的国内安宁与发展，更是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之本。
推行和平共处定理需要遵守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重视国家间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及尊重对方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而通过对话、谈判、外交等手段解决各种争端和矛盾。
第二定理，“共同发展定理”，强调各国应增强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与互利共赢的关系。
共同发展定理强调各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通过开放与联动，实现各方面的互补与共赢。
各国的发展与繁荣是相互促进的，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对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定理，“合作共赢定理”，强调通过合作取代竞争，实现更好的结果。
相较于零和博弈的竞争模式，合作共赢定理指出通过协作与合作可以实现更好的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依赖不断加深，也带来了更多共同面临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等。
合作共赢定理鼓励各国在这些共同挑战下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
通过协商一致、资源共享、知识共享等方式，各国可以共同应对挑战，实现更加可持续、和谐与繁荣的世界。
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不仅代表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更是适用于当今全球化的国际体系。
和平共处定理强调了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发展定理强调了国际合作与发展，合作共赢定理则提出通过合作实现更好的结果。
这三个定理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解决共同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引领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北京共识
1、经济学家眼中的“北京共识”市场竞争本身并不能必然的、自动地导致高效，在不少领域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政府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市场竞争本身可能也保持不了公平和公正。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放松政府的管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陈平：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目前有一场很大规模的讨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经济学的信条正在变革，还是近年来很热的地缘政治学讨论的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影响？斯蒂格利茨：实际上，除了中国，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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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北京共识”？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最近发表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的一篇论文，提出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
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
乔舒亚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
样。
乔舒亚在论文中阐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其中，创新和
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乔舒亚认为，中国的变化极为迅速。
他说，按当前的速度，中国每10年就使产出和收益增加1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已经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知识推动创新，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调整企业结构，引进外资与外国技术和人才，解决知识鸿沟问题。
另外，中国在经历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的阶段之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与平等的发展环境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维持社会稳定、减少环境污染和惩治腐败。
乔舒亚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
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商品的重要进口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钢材、石油等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
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
是支持自身的增长。
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北京共识”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
乔舒亚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例如，中国当前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
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10＋3”等。
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
目前，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