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

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4]

唐李翱在《复性书》中也指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5]

北宋程颐、程颢则认为：“《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成于子思。”[6]又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7]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8]又说“子思惧其愈久而愈失其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

可见，自司马迁记载“子思作《中庸》”后，这一观点便被沿用下来。但通过对以上各家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庸》是否就是现行《礼记》中的《中庸》。现行《礼记》即戴圣所选编的《小戴礼记》，戴圣生卒年不详，曾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他选辑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而成《礼记》四十九篇。这一选辑的过程，戴圣很有可能对前人的文章有所加工，比如将内容相关的数篇合为一篇，或者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司马迁卒于汉武帝末年，稍早于戴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可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能早于戴圣编《礼记》，那么《礼记》中的就有可能是经戴圣改编了的《中庸》，而非司马迁所见的版本。

二是，从唐朝李翱的叙述中，我们便可见“道统论”的端倪，二程进一步发挥之，到了朱熹，则说得更加“绘声绘色”，认为子思是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因为当时儒家有排佛的理论需要，所以自韩愈起，一个儒家的道统论就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清晰完整，到朱熹时形成了一个“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再传之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统续，那么这样就自然要求《大学》为曾子作（也存疑），《中庸》为子思作。所以理学家为了道统论的完整性而肯定子思作《中庸》，并发挥出一些前人所没有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种观点，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为后人所伪造。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问进士策三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10]

可见，欧阳修认为，“自诚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语“异乎圣人”，因而怀疑“其传之谬也”，不是子思所作。他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揭开了《中庸》作者问题争论的序幕。

欧阳修之后，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二程、朱熹的说法也提出了质疑：

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回）、闵（子骞）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11]叶适从《论语》考之，“中庸”并不占重要地位，只一处讲到；如果《中庸》是孔子的遗言，为什么不对颜回、闵子骞这些主要弟子讲，而“独閟其家”，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是子思自作，那就不是“上世所传”。叶适认为：“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12]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迹，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崔述还解释了世人之所以以为《中庸》是子思的作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

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

而今人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冯友兰先生晚年认为：“《中庸》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是秦统一以后的景象。《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也都比孟轲所讲的更为详细，似乎是孟轲思想的发挥。”

[13]可见，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成书在孟子之后，甚至可能在秦汉之际。

钱穆先生认为，《中庸》为晚出之书，他说：“就鄙意，《中庸》与《易传》，同为晚出书，两书作者乃染有道家思想之影响，而求汇通儒道以别开一新境。”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庸》之宇宙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在宇宙论方面有创辟，能静观，富于艺术精神。《易》、《庸》在此两方面绾合在先，宋代理学家继起在后，皆求于儒家人生论上安装一宇宙论，而亦都兼采了道家长处。”[14]

劳思光则认为：“《中庸》作为《礼记》之一篇，其时代及作者亦均不可确定，但非子思所作，则可断言……就文体、用语、思想三方面观之，《中庸》之内容虽颇杂乱，其大致成书时代，必由秦至汉一段时期，其中曾或记先秦传说之记述，皆不足以论证其早出。……朱订第二十八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此乃反‘复古’之言，孔子及其门人，包括后代之孟子在内，皆喜言尊古，与此段主张相反”此己足见此文是后出。”

[15]

对以上所列古今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他们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庸》思想与孔子思想有异。

二是《中庸》之书语言繁琐晦涩，不似孔孟之言。

以上两点基本是大家的共同论据。

三是《中庸》所描述之景象非子思之时所能见。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

四是《中庸》存在引用《孟子》原文之处，且对《孟子》中的思想有进一步发挥，所以《中庸》成书当在《孟子》之后。见崔述所疑之三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可见，否定《中庸》不是子思所作的学者也并未找到铁证，而只是从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上提出的带推测性的判断。并未给《中庸》的作者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

第三种观点，并不否定子思曾作《中庸》，但认为现行的《中庸》之内容有可能部分不是子思所作，且它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部分。

宋代的王柏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中庸》一文“其文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并提出今本《中庸》实际上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中庸说》两篇。并以朱熹《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为界，把《中庸》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同时论述了其分章理由：

第一，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王柏认为：虽各题一个“性”字，其义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来，一原其性之所实有。虽各题一个“教”字，而其旨亦异，一以行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为主，故曰“明诚”。始于天者终归于天，始于诚者终于诚，分限严而不杂涂，辙一而不差。[16]

第二，哀公问政一章是交构最深之处。其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这十四字出现过两次。第一处，郑玄注《中庸》时提到过，这里是“误重在此。”王柏以此为据，认为这是“前人论旧章之痕迹……其往参之位尚未掩也。”

虽然认为《中庸》本来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两篇，但对于其作者，王柏仍认为是子思：《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而乘圣绪也。[17]

王柏之后，亦有不少人对今本《中庸》的结构完整性提出怀疑。如今人冯友兰先生、徐复观先生，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还有当代学者郭沂、梁涛等。他们不但依据其各自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并且对今本《中庸》的作者问题，也有不同的见解。

冯友兰先生早年认为《中庸》部分出于子思，部分出于后人。他将《中庸》按内容为前、中、后三段：“《中庸》所说义理，首段自‘天命之谓性’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末段自‘在下位不获乎上’至‘无声无臭至矣’，多言人与宇宙之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之神秘主义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体大概为论著体。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则不穷’，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说加以发挥，其文体大概为记言体裁。由此一点推测，则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18]

徐复观先生亦以朱熹《中庸章句》三十三章为基准，重新对《中庸》作了划分。他认为，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八章为汉儒或礼家所杂入，是与《中庸》本文无关的部分，但其依然是孔门的遗简，除此之外的部分才是《中庸》本文之内容，并将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出于子思，其中或杂有其门人的话，是自今本《中庸》首章起至二十章前半段“道前定则不穷”止。下篇是自二十章后半段“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起，一直到三十三章止，下篇是对上篇思想的发展，出自子思门人，也就是将《中庸》编订成书之人，并花了很大功夫来论证，此人必定早于孟子。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中庸》前后在思想内容和文体上都有差别，因此认为《中庸》：“必非一时一人所作，迨后由子思后学所编纂。想其中之原始部分只为《中庸》之前半(朱子章句自第二章至第十九章)，而《中庸》之后半(第二十章以下)乃后人从《中庸》之前半传演之者。”[19]另外，武内义雄把朱熹本之首章和十六章也归入后半部分。因为他认为首章与下半部分所论内容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当在下半部分。至于第十六章，武内义雄认为此章是错简，当在第二十四章之下，所以也是属于下半部分。

社科院郭沂先生认为全书含有两个部分，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是第一部分，即今本《中庸》的第二至十三章、十六章大部分，十七、十八、十九章，二十章的两段大致为《记》或者说是原始《论语》的佚文；其余是第二部分，基本上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第十六章的“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拚如此夫”应当归为第二部分。在二十六章“故至诚无息”至“无为而成”，一段之后，是对这一段的总结。他之所以如此分章，其理由如下：“首先，这两部分的文体不同，一为记言体，一为议论体，且第二部分的各章的语言风格、思想特点上基本一致，显然出于一人手笔，为私人著作；其次，在私人著作中，绝无大量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现象，因而第一部分绝非该书原有；此外，从内容上看，这两部分是有联系的：第二部分欲极中庸之妙，第一部分的原始《论语》佚文亦多为孔子有关中庸的言论。”[20]因此，郭沂认为，今本《中庸》是戴氏按照内容来整理文献时，将内容有关的合并在了一起。

而关于本作品的作者，郭沂认为，第一部分，为原始《论语》的一篇佚文，是孔子弟子记孔子之言，具体为孔门的那一派所记，这个问题己经很难确考，但从多言“中庸”的情况看，不排除子思所记的可能性。第二部分，郭沂认为它就是子思所作的《中庸》，并从语言文字、思想等多个方面论证了《中庸》第二部分早于《孟子》。

人大学者梁涛则认为：“今本《中庸》上下两部分在思想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把它们放在一起是不合适的，这是我们怀疑《中庸》原是两个部分最主要的原因。”[21]因此他认为，今本《中庸》实包括两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议论体的部分应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诚明》，两篇分别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上半部分主要讨论“中庸”，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属于记言体。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及二十章“凡事预则立”以下部分，是一篇观点明确，逻辑严谨的议论文，主要谈“诚明”。

纵观以上三种观点，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但又有所不同。即《中庸》绝大部分内容为子思所作，但一开始是分为两篇以上的，《中庸》只是其中一篇，后来经过子思后学的少量增益及戴圣的编辑才有了现行《中庸》的面貌。

其实，《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中庸》不是或部分不是子思的作品。那我们也无法否认以下三点：一是，子思与《中庸》存在着密切联系；二是，两千年来，特别是《中庸》被列为“四书”之一后，它在儒家典籍中的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中庸》对我们中国人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重要的是，《中庸》参与中华民族的思想史的构建，进入了每个人的历史，而且影响重大；重要的是《中庸》是儒家思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66页。

[2]《孔丛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2页。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2页。

[4]李翔·《复性书》，《李文公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5]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7页。

[6]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

[7]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3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湖南：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3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湖南：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4页。

[1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676页。

[1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文鉴三，四库全书本。

[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礼记·中庸，四库全书本。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08页。

[1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8页。

[16] [17]王柏·《奢斋集》·卷十三·古中庸跋，四库全书本。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19]武内义雄·《子思子考》，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第113页。

[20]郭沂·《<中庸>成书辫正》，《孔子研究》，1995，(4)：54。

[21]梁涛·《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庞朴编《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