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摘 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 子思 作者
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 [4]
唐李翱在《复性书》中也指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5]
北宋程颐、程颢则认为：“《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成于子思。” [6]又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 [7]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8]又说“子思惧其愈久而愈失其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9]
可见，自司马迁记载“子思作《中庸》”后，这一观点便被沿用下来。但通过对以上各家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庸》是否就是现行《礼记》中的《中庸》。现行《礼记》即戴圣所选编的《小戴礼记》，戴圣生卒年不详，曾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他选辑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而成《礼记》四十九篇。这一选辑的过程，戴圣很有可能对前人的文章有所加工，比如将内容相关的数篇合为一篇，或者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司马迁卒于汉武帝末年，稍早于戴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可
1 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能早于戴圣编《礼记》，那么《礼记》中的就有可能是经戴圣改编了的《中庸》，而非司马迁所见的版本。
二是，从唐朝李翱的叙述中，我们便可见“道统论”的端倪，二程进一步发挥之，到了朱熹，则说得更加“绘声绘色”，认为子思是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因为当时儒家有排佛的理论需要，所以自韩愈起，一个儒家的道统论就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清晰完整，到朱熹时形成了一个“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再传之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统续，那么这样就自然要求《大学》为曾子作（也存疑），《中庸》为子思作。所以理学家为了道统论的完整性而肯定子思作《中庸》，并发挥出一些前人所没有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种观点，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为后人所伪造。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问进士策三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 [10]
可见，欧阳修认为，“自诚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语“异乎圣人”，因而怀疑“其传之谬也”，不是子思所作。他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揭开了《中庸》作者问题争论的序幕。
欧阳修之后，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二程、朱熹的说法也提出了质疑：
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回）、闵（子骞）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11]叶适从《论语》考之，“中庸”并不占重要地位，只一处讲到；如果《中庸》是孔子的遗言，为什么不对颜回、闵子骞这些主要弟子讲，而“独閟其家”，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是子思自作，那就不是“上世所传”。叶适认为：“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 [12]
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迹，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崔述还解释了世人之所以以为《中庸》是子思的作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
而今人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冯友兰先生晚年认为：“《中庸》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是秦统一以后的景象。《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也都比孟轲所讲的更为详细，似乎是孟轲思想的发挥。”[13]可见，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成书在孟子之后，甚至可能在秦汉之际。
钱穆先生认为，《中庸》为晚出之书，他说：“就鄙意，《中庸》与《易传》，同为晚出书，两书作者乃染有道家思想之影响，而求汇通儒道以别开一新境。”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庸》之宇宙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在宇宙论方面有创辟，能静观，富于艺术精神。《易》、《庸》在此两方面绾合在先，宋代理学家继起在后，皆求于儒家人生论上安装一宇宙论，而亦都兼采了道家长处。” [14]
劳思光则认为：“《中庸》作为《礼记》之一篇，其时代及作者亦均不可确定，但非子思所作，则可断言……就文体、用语、思想三方面观之，《中庸》之内容虽颇杂乱，其大致成书时代，必由秦至汉一段时期，其中曾或记先秦传说之记述，皆不足以论证其早出。……朱订第二十八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此乃反‘复古’之言，孔子及其门人，包括后代之孟子在内，皆喜言尊古，与此段主张相反”此己足见此文是后出。”
[15]
对以上所列古今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他们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庸》思想与孔子思想有异。
二是《中庸》之书语言繁琐晦涩，不似孔孟之言。
以上两点基本是大家的共同论据。
三是《中庸》所描述之景象非子思之时所能见。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
四是《中庸》存在引用《孟子》原文之处，且对《孟子》中的思想有进一步发挥，所以《中庸》成书当在《孟子》之后。见崔述所疑之三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可见，否定《中庸》不是子思所作的学者也并未找到铁证，而只是从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上提出的带推测性的判断。并未给《中庸》的作者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
第三种观点，并不否定子思曾作《中庸》，但认为现行的《中庸》之内容有可能部分不是子思所作，且它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部分。
宋代的王柏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中庸》一文“其文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并提出今本《中庸》实际上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中庸说》两篇。并以朱熹《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为界，把《中庸》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同时论述了其分章理由：
第一，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王柏认为：虽各题一个“性”字，其义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来，一原其性之所实有。虽各题一个“教”字，而其旨亦异，一以行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为主，故曰“明诚”。始于天者终归于天，始于诚者终于诚，分限严而不杂涂，辙一而不差。[16]
第二，哀公问政一章是交构最深之处。其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这十四字出现过两次。第一处，郑玄注《中庸》时提到过，这里是“误重在此。”王柏以此为据，认为这是“前人论旧章之痕迹……其往参之位尚未掩也。”
虽然认为《中庸》本来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两篇，但对于其作者，王柏仍认为是子思：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而乘圣绪也。[17] 王柏之后，亦有不少人对今本《中庸》的结构完整性提出怀疑。如今人冯友兰先生、徐复观先生，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还有当代学者郭沂、梁涛等。他们不但依据其各自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并且对今本《中庸》的作者问题，也有不同的见解。
冯友兰先生早年认为《中庸》部分出于子思，部分出于后人。他将《中庸》按内容为前、中、后三段：“《中庸》所说义理，首段自‘天命之谓性’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末段自‘在下位不获乎上’至‘无声无臭至矣’，多言人与宇宙之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之神秘主义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体大概为论著体。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则不穷’，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说加以发挥，其文体大概为记言体裁。由此一点推测，则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 [18]
2020年秋冬智慧树知道网课《国学与人生》课后章节测试答案
绪论单元测试
1
【判断题】(2分)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后出现的。
A.
对
B.
错
2
【判断题】(2分)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一致的。
A.
错
B.
对
3
【多选题】(2分)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表述正确的是（）
A.
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
B.
狭义上，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学说。
C. 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
D.
广义上，指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
4
【多选题】(2分)
关于“轴心时代”表述正确的是（）
A.
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
B.
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
C.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
D.
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
5
【判断题】(2分)
国学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的。
A.
错
B.
对
6
【多选题】(2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A.
哲学思想
B.
道德理念
C.
人文精神
D.
教化思想
7
【判断题】(2分)
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A.
对
B.
错
8
【多选题】(2分) 孔子认为，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哪些？（）
A.
学而知之
B.
生而知之
C.
困而知之
D.
及其知之
第一章测试
1
【多选题】(2分)
中国人历来重视蒙学教育，其基本功能，主要包括（）。
A.
立志
B.
学习传统文化基础知识
C.
立德
D.
守礼
2 【单选题】(2分)
司马相如写过一本蒙学教材，它是（）。
A.
《凡将篇》
B.
《急就篇》
C.
《史籀篇》
D.
《仓颉》
《中庸第二章》原文译文学习心得
《中庸第二章》原文|译文|学习心得
中庸是最高的德行，但很少有人能长久坚持。《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中庸第二章的原文翻译等相关资料，希望大家喜欢。
《中庸第二章》原文
作者：孔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有书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也有书作“小人之中庸也”)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第二章》译文
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
“君于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注释
(1)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
(2)中庸：即中和。庸，“常”的意思。
(3)小人之中庸也：应为“小人之反中庸也”。
(4)忌惮：顾忌和畏惧。
《中庸第二章》心得
第二章之后的好几章，皆引用孔夫子之言，旨在说明首章之义。许多人批评中庸，认为中庸是一种骑墙态度，这是一种误解。虽然具体行为可以体现中庸之道，但中庸本身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它不完全是对行为、态度的指导方法。所以需要在道德修养的层面讨论中庸。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能行中庸而小人却违背中庸，何也?因为君子能“时中”而小人“无忌惮”。前文说过：“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君子有此德行，并且随时都做到合度之中、心怀畏惧、谨小慎微，做的事情都不逾矩。小人不知修养，无此德行，肆无忌惮，好走极端，离中道远矣。这里“时中”指的是情感已发时的状态，与未发时的“在中”不同。
《论语·先进》中的一则故事能加深对本章的理解。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贤能?”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够是一样的。”)吾感叹：做到中庸，困难啊!成为君子，困难啊!
中庸之道：《中庸》之精髓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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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中庸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 中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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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庸》之精髓作者：鼎乾坤《中庸》之精髓所
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
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
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中庸之道的理论
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
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
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
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
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
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
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
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
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中庸》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读书心得——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读书心得——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一、引郑玄和王肃注考论
在朱熹《章句》所引注的第一阵营中，所标“郑氏”为东汉经学家郑玄；与之有别，引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王肃，则以其原名标注。朱熹征引郑玄注4处、王肃注1处，其所选古注整体上代表了汉魏时期注经特征和朱熹征选古注的原则倾向。主要彰显了其对汉学工于文本之义治学思路的褒贬、扬弃。
(一)引郑玄注考
朱熹共引郑注4处[，见今本《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1]，见《礼记正义》。郑玄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博采众家、遍注群经，其经学成就为后人称道。分析所引郑注可知，郑氏之注聚焦于章句训诂和简明的解语，朱熹引郑注略作删改。
以注3为例。据记载，朱熹曾对郑氏该注有所评述：“郑康成解‘非天子不议礼’云：‘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然后可。’若解经得如此简而明，方好。”于此也表明了朱熹的解经观：注经力求“简明”，这概是其选郑氏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朱熹对郑玄赞赏有加：“直卿举郑司农五表日景之说。曰：‘其说不是，不如郑康成之说。’”当被问及：“《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朱熹径直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不仅如此，朱熹对郑玄本人及其注经作品还不吝誉美之辞，曾直言道：“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于此可见，在朱熹对郑玄称赞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他对汉儒注经路数的某种肯定。虽然朱熹肯定郑玄注经风格且赞许不绝，但他并未一味盲从郑注：“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识土圭，郑康成解亦误。”甚至直言郑玄解经“益谬”。此即朱熹对郑玄注经思路的立体述评。
进一步，就经学解释观来看，朱熹一方面明确肯定汉学对文本之意的重视及贡献：“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4]卷31但另一方面，朱熹对汉儒忽略作者之意(即圣人作经之意)的做法唏嘘不已：“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3]卷113在以上论断中，无疑流露出朱熹对汉儒拘泥于章句训诂(泥于文本之义)，放逐阐发圣人之意(作者之意)的治经方式不满，同时也彰显了朱熹力求兼顾二者的诠释原则和诉求。
《中庸》三句话，中正做人，中肯做事
图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和目
标。 中庸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德性，中不离用，离用则无中庸，所以它又是一种处世之
道、政治之道、安身立命之道。
中庸做人做事追求平衡、适度、优化、不偏不倚，掌握一个“度”字，无过也无不及，恰
到好处，收放自如。做事不懂得中庸，会处处受阻；做人不懂得低调，会处处碰壁。“
低调”和“中庸”这两个词一直被很多人误解。其实，低调不是低人一等，不是一味地忍让
，也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一种超越别人的智慧，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攻伐之术，是一种不
争而获的谋略。 中庸不是随大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圆滑老练，而是一
种均衡之术，是一种保守不偏激的态度，是一种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
《中庸》开篇说：君子的言行常守中庸的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则违反中庸的道德标
准。君子之所以能够常守中庸的道德标准，是因为君子每时每地都守中庸之道。小人之
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经常肆无忌惮地做事情。所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同意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哲理。
1.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
解读： 崇尚中庸的人处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而平常的道理是天命所定精妙至极。中
用朱熹所做《中庸章句》的说法，即其师程颢所说的“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朱熹
又自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是周全，中庸思想强调的
是一种重要做事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出发
，实事求是，并见机行事。中庸思想强调要认清环境，认清自我，周全考虑，这是做事
成功的保证。
中庸是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凡需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有大成；人要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绪，“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给《中庸》加注说：“
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能力测试》文史、地理常识专项课讲义：诸子百家
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能力测试》文
史、地理常识专项课讲义
诸子百家 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能力测试》文史、地理常识专项课讲义
《
职
业
能
力
测
试
》诸子百家（讲义）
一、儒家
（一）孔子
1.思想
（1）礼——“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仁——“爱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3）中庸——“过犹不及”、“和而不同”
（4）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教育
（1）对象——有教无类；兴办私学
（2）态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方法——“学、思、习、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
反三
（4）内容——《诗》、《书》、《礼》、《乐》、《易》、《春秋》
3.著作
《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语录体为主，孔子弟子、再
传弟子编著。
宋代朱熹将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
（二）孟子
1.思想
（1）仁政——“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义——道义，“得道者多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性善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5）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
2.著作
《孟子》——作者：孟子及其弟子。
（三）荀子
1.思想
（1）性恶论——礼法并用。
（2）“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3）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能力测试》文史、地理常识专项课讲义
《
职
业
能
力
测
试
》（4）“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2.著作
《荀子》——作者：荀子及其弟子。
（四）其他
1.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天人感应
2.朱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3.王阳明——陆王心学，“知行合一”
【真题链接】
《中庸》与《周易》的中道思想管窥
《中庸》与《周易》的中道思想管窥
李松生
内容提要《周易》与《中庸》皆为早期儒家的重要文献，但是由于二书成书年代、作者以及相关的文献学
问题，学界始终争论不定，很难从学术谱系上断定其关联。因而本文通过对二者文本中的重要思想、概念的比
较，着重对“德”与“位”合一的论述，以为《中庸》未发之中，与《周易》变易从道之中有对应关系。在这种对应关
系中构建出儒家“大德必得其位”的中道思想。
关键词德 中道位 时中 天命
《中庸》是四书之一，《周易》乃五经之首，二者
皆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由于成书年代以及作
者等问题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这里将不作论述。儒
家重视现实关怀，探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圣”
者，德也，体也；“外王”者，位也，用也。“内圣”与
“外王”，一也，即“中”也。拙文将试图从文本上去
解析《中庸》与《周易》之间“内圣外王”的思想关联
性，以期得出儒家的核心内容即是“中道”的思想。
《中庸》与《周易》之关系，清钱大昕《中庸说》：
“孔子作《易・十翼》，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
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日‘正中’，日‘时中’，
日‘大中’，日‘中道’，日‘中行’，日‘行中’，日‘刚
中’，日‘柔中’…故尝谓《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
以蔽之，日‘中’而已矣。子思子述孔子之意而作
《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周易》与《中庸》言“执
中”“得中…‘用中”等处中的思想内容确有一致而
不可掩，如钱氏所论者。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也说
“《中庸》是把‘中’作为道德理想，而《彖传》与《象
传》是子思学派的人运用《中庸》原书的思想来解
２０６ 释《易经》的产物”。②《彖传》《象传》与子思学派的
关系，学界无定论，但认为《易》《庸》都把‘中’作为
道德理想则不为无见。钱穆先生认为“《易》《庸》
是在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段较宽较长的
中间过程，此即儒家所谓的‘中道’。”⑧熊十力先
生则明确指出：“《中庸》本演《易》之书。”
论《中庸》的致中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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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庸》的致中和思想
作者：杜杰
来源：《新课程·教师》2014年第12期
摘 要：《中庸》原著中，中庸表达为致中和，体现为中和之天道、中和之人道、中和之治道。全面看来，中庸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价值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庸诉求的是执中，作为一种价值论，中庸诉求的是中和。
关键词：中庸；致中和；方法论；价值论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与《大学》同是儒家诸经的普及读物，也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宋儒朱熹曾在《中庸章句》中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值得注意的是，《中庸》开宗明义说的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在于致中和，并且经世致用，体现为中和之天道、中和之人道、中和之治道。由此而论，中庸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价值论。长期以来，把中庸作为一种形式方法论来理解，是在理论上把中庸思想空壳化了，遮蔽了中庸的致中和思想内涵。
一、中和之天道
《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并且，“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联系全文思想看，《中庸》论道与《易传》语体类似，显现出其时儒家学者建构儒学形上学体系的时代文化特征。《易传》明确提出了“天人合德”的命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乾文言》）而《中庸》更侧重纯粹的德性思辨，直接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建立起德性关联，从而达成致中和的天人合一关系。
中国传统思维善于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通过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对主客体进行类推，寻求同构性。如，“易”思维构造了一个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传统宇宙图式，并认为宇宙万象有其同构性，故有其可模拟性。而在《中庸》中，天人合一首先体现为中和之天道，即是诚者与诚之者的相和关系。“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意谓“诚”是天道，人道的本质在于能够“诚之”，即体会和追求天道。中庸哲学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天理与人理是相合的；人固有的道德属性，是源自于天道的；人愈能往内心反省，就愈能上通于天道，愈能了解宇宙自然中所潜藏的诸多意义。 龙源期刊网
论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论文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这样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他注解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两种解释，在“中”的含义为中道上没有差别，只是在“庸”的含义上有一点分歧，而这一点分歧实际并不是本质性的。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大学》《中庸》退还《礼记》与明末清初理学的自我批判和转向
２５ 《大学》《中庸》退还《礼记》与明末清初理学的自我批判和转向◎黄 芳 郑 熊内容提要 《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退还于《礼记》中的倾向。明末清初学者在将《大学》《中庸》退还《礼记》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东林学派顾宪成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将两篇退还《礼记》后，加入理学新经典来重构“新四书”，从内部对理学系统展开修正。其次是焦、郝敬及王夫之等人提出恢复《大学》《中庸》原本的礼学特质，将两篇退还《礼记》以保证儒家之道的完整性，但其实质在于去除两篇以本体心性为核心的理学解释。最后阶段以陈确、姚际恒为代表，他们通过作者、文本等文献的考证斥责《大学》《中庸》并非孔门圣学，由此动摇了理学的经典结构体系。明末清初的《大学》《中庸》退还《礼记》运动是晚明理学自我批判与反思的产物，这种退还行为动摇了宋元以来的“四书”经典结构，反映出明末清初儒学由虚转实的新动向。关键词 《大学》 《中庸》 理学转向 明末清初〔中图分类号〕Ｇ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２５－１２ 南宋时期，朱熹集结“四书”使得原属于《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在经学史上脱离传统“礼学”范畴，转入支撑理学的四书经典系统。随着宋元时期四书儒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四书”作为经典名称也逐渐固定。然而《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返归于《礼记》中的倾向，不仅书目典籍重新将两篇归入“礼类”，经典传注也重新收入两篇并为其作疏解，同时思想界对两篇退还《礼记》的声音更为多元。①实质上，将《大学》《中庸》归入“礼类”还是“四书类”，指向的是将两篇定位为汉唐经学或宋明新儒学两种不同的经典理解，暗含着学者对理学与传统经学系统的认同或拒斥。这也表明，明末清初《大学》《中庸》定位问题争议背后，是学者对宋元以来学术重心与话语体系转变的重新思考。本文以明末清初学者对《大学》《中庸》定位问题的争议为切入点，通过《大学》《中庸》退还《礼记》发展历程的梳理，探析明末清初理学转向的内在问题及其思想史意义。①对此石立善从文献角度爬梳了清代《大学》《中庸》经典地位的下降过程，周春健、蒋明从目录学史角度考察了明末清初“四书”目录分类设置对两篇的处理情况。参见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成中英、梁涛主编：《极高明而道中庸———四书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１～１６４页；周春健：《〈学〉〈庸〉类目设置与清初学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２４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２３～１３６页；蒋明：《明至清初目录书四书类的生成演化与安置纠葛》，《中国经学》第２９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９９～１１０页。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