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大千敦煌壁画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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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飞天女神的来历

敦煌飞天女神的来历

敦煌飞天女神的来历
敦煌飞天女神是中国敦煌莫高窟中所绘的一种特殊形象。

敦煌莫高窟是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的一处佛教艺术宝库,壁画数量众多,飞天女神便是其中之一。

飞天女神的形象源于佛教传说中的天女,以及印度教中的仙女和瓦吉拉(Vajra)女神。

根据传说,天女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秘存在,她们拥有美丽的容貌和完美的身姿,能够飞翔于天际,以活跃和充满活力的姿势呈现。

在中国敦煌壁画中,飞天女神被描绘为身穿华丽的服饰,舞姿轻盈,手持花、乐器或法器。

她们的长袖和长裙在画面中形成优美的弧线,勾勒出动态而优雅的形象。

飞天女神的形象常常出现在佛教故事和宗教仪式的壁画中,象征着祥和、宁静、美好和神圣。

飞天女神的来历可以追溯到中国唐代(618年-907年),当时佛教在中国繁盛发展,敦煌莫高窟也是佛教壁画的重要创作中心。

飞天女神作为一种具有令人愉悦和诗意的形象,成为壁画中的常见主题之一。

敦煌飞天女神的形象在艺术领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敦煌壁画中广泛出现,也被绘制在陶器、织物、佛像和其他艺术品上。

如今,飞天女神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重要的符号之一,也是吸引游客前往敦煌参观的重要景点之一。

它代表了中国独特的艺术文化和佛教信仰的精髓。

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事件始末

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事件始末

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事件始末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

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

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如果有毁画之举,又是为何?张大千(Chang Dai-Chien),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张大千先生是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

他的作品体现了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和对民族艺术的强烈自信,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具有典型意义。

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 张大千临摹壁画1941年5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宛君(后二夫人黄凝素加入)、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后又聘请藏画家索南丹巴的四个弟子等赴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画。

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

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

”面壁近三年,他匍匐于昏暗的洞窟角落,神往于斑斓的佛教圣境,倾倒于瑰丽的艺术画卷,如痴如醉。

张大千曾在敦煌面壁两年七个月,临摹了自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两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壁画作品达276幅,敦煌石窟艺术从此走向世界,也为其以后的绘画创作,尤其是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一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

经过敦煌艺术的洗礼,他的视野更开阔,气势更恢宏,技巧更娴熟,手法更多样,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

▲ 张大千在敦煌期间难得的休闲时刻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

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

浅谈谈二十世纪张大千先生艺术世界中的敦煌壁画

浅谈谈二十世纪张大千先生艺术世界中的敦煌壁画

浅谈谈二十世纪张大千先生艺术世界中的敦煌壁画敦煌壁画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具有举世无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张大千,对敦煌壁画深情推崇,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本文将聚焦于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与艺术创作,并探讨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以及对艺术创新的思考。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多次前往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绘制壁画复制品。

无论是在敦煌实地考察还是在绘制复制品的过程中,他都非常认真严谨,力求还原敦煌壁画的原貌。

他不仅对敦煌壁画的图案和色彩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对敦煌壁画的技法和结构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通过这些研究,张大千深入理解了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应用和创新。

张大千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大量运用了敦煌壁画的元素。

他将敦煌壁画的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使之更具浓厚的中国传统艺术氛围。

他的花鸟画中常常运用敦煌壁画中的符号和花纹,使得作品不仅具有装饰性的美感,还富有深邃的文化内涵。

他还将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山水画中,使得作品更富有传统文化的韵味。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和应用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

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和应用,不仅在艺术创作中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他对敦煌壁画的创新应用也体现了他对艺术创新的思考。

他在传承中创新,使得敦煌壁画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

张大千的仕女图都有原型

张大千的仕女图都有原型

张大千的仕女图都有原型张大千绘画作品张大千绘画作品核心提示“同流异彩——二十世纪名家绘画精品展”正在省博物馆展出。

张大千的《簪花仕女》和《拟黄公望山水图》在其中,这两幅作品都是张大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作的,也是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之后创作的作品。

这两幅画作吸引了大量观者驻足品味。

仕女图有原型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与溥心有“南张北溥”之称。

仕女画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成就很少有人能超越。

省博物馆此次展览策展人张盈袖说,张大千笔下的仕女既有古代仕女画遗风,又有时代气息,特别是画出了人物瞬间的表情和内心活动。

此次展出的《簪花仕女》是张大千在1946年创作的。

自题这样写着:“簪花图,仿敦煌石室唐人供养像。

”画中仕女的手,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让人惊叹。

张盈袖说,1940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唐朝人画女人时,不论丫头、小姐还是太太,都把手画得细腻传神。

古人的治艺严谨让张大千敬佩和感动,因此也练就了画手的绝活。

据介绍,张大千的手不太好看,手指又粗又短,皮肤也稍黑,但其几任夫人则无一例外都有一双漂亮的手。

其中,杨宛君的手尤其美。

张大千画了不少以杨宛君为模特的仕女图。

张盈袖告诉记者,张大千画仕女图都有生活原型。

张大千画中的女人穿的都是古装,飘逸轻盈,因为古代女人的衣服有彩带、水袖,有流畅的线条美,因此入画。

而时装总在变,美是暂时的,不容易入画。

张盈袖说,张大千仕女画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仕女画取法于明清诸家,衣纹线条简洁流畅,敷色清丽。

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他结识梅兰芳、马连良、余叔岩和周企何等京剧及川剧表演艺术家。

张大千认为戏里除了古装之美外,女子脸部的化妆最美,因此在描绘女子面部时,承袭唐代的三白画法,将额头、鼻子和下巴处留白,并以红润的脸颊陪衬,使得脸孔的轮廓线条分明,从而形成一大特色。

浅析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浅析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主要可分为由君臣、妇女、孩童等组成的世俗人物形象和由菩萨、飞天、天王等组成的宗教人物形象两大类。

其中,绝大部分宗教人物形象是佛教人物画和佛教影响下衍生而来的变形人物。

这些人物形象数量众多,形神各异,举止装扮多变。

在笔者看来,壁画人物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敦煌壁画成画时间跨度大,受历朝历代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影响不同;二是如此庞大的艺术成果定是出自众人之手,而众多创作者在绘画技巧、艺术理念、能力水平等方面必定是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

更进一步而言,正是上述两方面原因赋予了敦煌壁画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敦煌壁画人物形象是其中最直观的反映群生众相、朝代更迭的图示语言。

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严格,各阶层因地位有别,生活装扮、活动场景等亦有所区别。

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为追溯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信息。

贵族子弟多身着色彩丰富、注重细节装饰的服饰,生活场景也以宴会、游猎等热闹场面为主;底层劳动人民常着素衣,简单朴素,所描绘的场景多为从事生产、服务等。

除世俗人物形象外,细究菩萨、佛像等宗教人物形象的特色可以发现,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地区的历史,以及与中华文化渐趋融合的过程,这对研究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史料记载以布帛、纸张、皮草、竹简等载体为主,这类载体或易风化、受潮褪色,难以完整保留,或价格昂贵、资源稀少,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之物。

相较而言,壁画保存相对完整,成为考古的重要依据,而敦煌壁画的考古学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如,壁画中频繁出现的乐舞人物形象直观展示了古代民间艺术与民俗风雅,对研究中国古典艺术的内涵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几方面的史料价值外,敦煌壁画可以作为研究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古代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典型例证,在此方面,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包含很大的信息量。

敦煌壁画不仅是数千载光阴流转的见证,更是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文化语境中诸多艺术流派和绘画技艺相互碰撞后互相融合的力作。

张大千《仕女》赏析

张大千《仕女》赏析

张大千《仕女》赏析张大千《仕女》赏析张大千先生是山水、人物、花鸟三科均擅,工笔、写意、泼墨兼长的大画家,徐悲鸿先生说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人”,实在不为过。

1941年始,他曾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在敦煌漠高窟进行临摹工作,共完成临摹作品276幅。

1944年先后于渝蓉举行临摹敦煌壁画展,引起极大轰动。

此后大千创作了不少人物精品,其运笔及衣饰效仿唐人者甚多。

这幅《仕女》图作于1945年3月,系为圈中人士所作。

是时大千正借寓成都昭觉寺,完成并展出《大墨荷通屏》、《西园雅集》等巨幅作品。

画中仕女仪态丰满,大有盛唐典雅之风。

盖大千先生自敦煌归来,得古代壁画线描之空灵明快,赋色之辉煌灿烂,气度之高华超迈,所以笔下人物气息高古,出神入化。

开相的妙曼,线条的端穆,赋彩的明丽,构图的变化奇诡,格调的清雅,皆为前人所未能梦见,一洗近世流滑孱弱之习气。

自四十年代初期至离开大陆,是大千精力最为旺盛之时,才思敏捷,目力亦佳,是其工笔人物画创作的颠峰时期。

画中美人呈现出高雅、轻松和沉思之态,这种中国传统美女的气质是西画所无法表现的。

张大千却能以几笔简单的线条画出女人的表情和情绪,甚至不需经过修改。

张大千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很会画美人,也很懂得欣赏美人。

他笔下的美人有优雅的少妇、绝代风华的明星,也有受了惊吓的贵妃,各种类型、各种情绪美人的风情他都能掌握的入木三分。

谢稚柳先生曾评论道,“大千的人物画本来就画得很好,但到敦煌后,目睹了从来简籍所不备的丹青千壁,北魏的冷以野,山林之气胜;隋人的温以朴,宁静以致远;唐人的还焕其文,浓褥敦厚,清新俊逸,并擅其妙,叹为‘先迹之奥府,绘事之神皋’。

尤其是唐代的作品,那种辉煌而灿烂、豪迈而雍容的气度,他认为是最高的艺术境界。

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也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变得更加光彩照人。

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岭南画派书画大师杨善深在此幅画上作了边题:“此帧是大千先生中年时代精制。

敦煌壁画(张大千摹本)

敦煌壁画(张大千摹本)
张大千于1941年春至1943年夏,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

敦煌之行使大千眼界大开,他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

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

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敦煌之行令大千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富丽堂皇,侍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

初唐,南无观世音菩萨
中唐,卢舍那佛
盛唐,药师佛
初唐,观世音菩萨
唐,释迦牟尼涅槃像。

在已知的壁画中,通常涅槃像上释迦
牟尼的头部枕在左方,而在这幅壁画中却是枕在右方,这是唯一一例。

北魏,三世佛
初唐,菩萨
五代,水月观音
盛唐,伎乐天
中唐,南方天王
五代,曹议金夫人供养像
唐王朝灭亡后,沙洲地方政权由曹议金执掌,曹氏家族前后统治敦煌长达140余年。

此画像是曹议金的甘州回鹘夫人。

五代,曹元忠供养像
晚唐,大梵天王赴法会
晚唐,劳度叉斗圣变
中唐,伎乐天
晚唐,伎乐菩萨
持花仕女图
蕉荫仕女图。

敦煌舞飞天形象的形成分析

敦煌舞飞天形象的形成分析
敦煌舞飞天形象,是指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中描绘的一种飞天美女形象。

这种形象长期
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赞誉,不仅表现了唐代时期中国文化艺术的高度水平,也传递着人
们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从艺术特征上看,敦煌舞飞天形象主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外部形象上,敦煌舞飞天形象通常呈现为一位裸身或穿着薄纱舞裙的美女,她们长发飘逸,身姿轻盈,
所表现出的美感十分动人。

其次,从舞蹈动作上看,敦煌舞飞天形象的舞姿优美、舒展迷人,通常描绘为她们飞翔在空中,身体自由自在地旋转起舞。

第三,从表现色彩上看,敦
煌舞飞天形象通常采用鲜艳的色彩,例如鲜红、亮黄等色彩,体现出与大自然的和谐与美丽。

那么,敦煌舞飞天形象为什么在唐代敦煌石窟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呈现呢?一方面,敦
煌舞飞天形象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敦煌作为丝路要道上的重要节点,早在汉
代时期就有着繁荣的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自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风格。

另一
方面,从宗教信仰上看,敦煌舞飞天形象是佛教思想在唐代中国流传和融合的产物之一。

据悉,唐代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就繁荣起来,而在敦煌,佛教美术得到了较长时间的
发展和探索,从而形成了敦煌石窟中的独特壁画风格,其中敦煌舞飞天形象就是比较常见
的代表之一。

总之,敦煌舞飞天形象是唐代敦煌石窟中的一种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形象,它既具有
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唐代中国人对美好未来和宗教信仰的向往和寄托。

在今天,敦煌舞飞天形象不仅被视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为了当代艺术创作的
源头和灵感之一。

浅谈谈二十世纪张大千先生艺术世界中的敦煌壁画

浅谈谈二十世纪张大千先生艺术世界中的敦煌壁画二十世纪的张大千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细腻华贵,不断呈现出东西文化的融合。

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敦煌壁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珍贵遗产,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和创作,为中国艺术界和世界艺术界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

张大千先生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以敦煌壁画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

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享受,更多的是把艺术与人文、哲学相结合,追求精神与审美的统一。

他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尤其是对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线条风格的研究更是深入。

在他的画作中,敦煌壁画的元素运用及其特殊的手法技艺可谓是突出其文化底蕴的魅力所在。

从敦煌壁画人物形象的研究上看,张大千将之注入他的创作之中,在他画作中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单一的,而呈现出融合了各个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东汉时期的魏晋佛像、唐代的飞天、五代的山水,南北画中的官吏、文人,还有《清明上河图》、春宫图等诸多名作,都成了他创作中的元素。

从线条风格的研究上看,张大千将之与其自己的艺术风格相结合。

他所看重的是线的一种生命力和情感力,线条由粗到细、由长到短、由圆到方,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他在描绘圆润的、光滑的、雅致的线条方面极有特色,这正是他长期研究敦煌壁画而形成的独特风格。

此外,张大千先生还将敦煌壁画上的石窟洞壁彩、佛像、残碑石刻等元素运用到了自己的绘画中,将敦煌壁画艺术融入到画作之中,使画作在色彩、构图、造型上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增强了画作的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的张大千先生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将敦煌壁画作为主题研究和创作,充分融入了敦煌壁画中的各种元素,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绘画风格和表现手法。

其作品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传播和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精髓。

他们笔下的敦煌飞天——姿态蹁跹,轻盈巧妙

他们笔下的敦煌飞天——姿态蹁跹,轻盈巧妙敦煌飞天是指画在敦煌石窟壁上的飞神,他们不长翅磅、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千姿百态,千变万化。

所以,自古以来临摹敦煌飞天者众多,其中以“张大千”“潘絜兹”为佼佼者,他们在充分尊重原作基础上,又融入了一些个人创作元素,画面工整细密、设色明丽典雅。

一起来欣赏吧。

潘絜兹(1915~2003)现代著名工笔重彩人物画家。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潘絜兹就来到敦煌,从事壁画临摹研究工作。

此外,他还在敦煌服饰研究、古代服饰研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画中飞天形象取自敦煌壁画,衣带飘逸,线条流畅,有“云动”之感。

飞天女神面容饱满,衣着色彩鲜艳。

有的徐徐降落,有的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有的手抱器乐。

无不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

飞天头戴三珠冠,项饰臂钏,上身裸,下束羊肠裙,珠宝衣饰雍容华贵;面部丰满,眉目清秀,身材匀称丰腴,线条圆浑流转,使画面散发着浓丽与清雅并俱的艺术风格。

我们看到的飞天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礼拜供奉;二为散花施香;三为歌舞伎乐。

张大千(1899~1983)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

从1941年至1943年,在历时近三年的艰苦岁月里,张大千心怀虔诚与对敦煌艺术的膜拜,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主持清理出309个洞窟,摹写历代壁画将近三百幅。

这段非凡的经历可谓张大千学习古代艺术的一次历史性创举,亦对其之后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突破性的关键作用。

谢家孝曾说:“张大千的世界中,敦煌是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章,正如敦煌在文艺历史中占着高峰地位,敦煌在张大千个人艺术生命中,也是最结实的一环!”图中飞天其飞舞姿态,昂首挺胸,双腿后扬,饰带飘逸灵动,洋溢着流动的生气和动感,衬托出云中御风而行的婀娜身姿,魅力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飞天指弹中琴,名为凤首弯琴,此琴图形在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于唐,延续至元代均有绘制,但未必有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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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大千敦煌壁画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及成因作者:王晨荘
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05期
【摘要】文章以张大千敦煌壁画作品中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作品为例,分析张大千敦煌壁画作品中女性形象创造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总结张大千敦煌壁画作品中独特的女性形象特征及其成因,提出的观点对张大千人物画的进一步深层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技法实践研究价值。

【关键词】绘画艺术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人物画
一、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的造型特点
(一)张大千敦煌壁画中菩萨的造型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中菩萨较多,他临摹壁画中的菩萨形象与敦煌壁画原画比较更加趋于女性化和世俗化,在严格贯彻唐代菩萨造型逐渐由传统的清瘦窈窕型过渡到丰腴华美型的同时给予了改进和创新。

菩萨造型的女性特征更为突出。

张大千在对敦煌壁画中菩萨精心描绘时,在描绘时重视分析菩萨冠饰、璎珞、眉式、唇式的同时,将其青春、欢快之情充分体现出来,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融入了自己的审美创造,经过了艺术的处理将人间的生动形象与敦煌壁画中的人物进行结合,作画时加入了对民间生活广泛深入的感悟,赋予人的思想情感,突破艺术表现的程式化和人物性格的模式化的约束,大胆突破和创新,通过表现人物的言行举止来表现其内心的真实情感,进而描绘出充满人间情味的菩萨形象,达到了造型艺术的最高标准至传神,这也是大千敦煌壁画艺术之成就,体现了对人物神情的精准把握。

(二)张大千敦煌壁画中飞天的造型
飞天是中国古代壁画的重要表现对象,更是敦煌壁画的标志和代名词。

飞天有双飞天、单飞天、散花飞天、反弹箜篌飞天、童子飞天等。

张大千对壁画中飞天的造型艺术的描绘,在注重飞天发髻、璎珞、眉式、唇式的同时,总是选取物体的某一瞬间加以描绘,通常表现的是某一凝固的瞬间。

融入了丰富的想象力,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功地把飞天连续的动态过程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通过画家的想象,完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飞天穿梭于菩萨、鲜花、祥云、楼阁之间,身体轻盈,动势灵巧,张大千还利用敦煌壁画飞天造型进行创作,完全改变了敦煌壁画飞天的原构图形式,将工笔式的表现演化为写意式的过渡,充分体现了艺术家创新精神、精湛技艺和充沛的创造力,将飞天的雍容气度、风貌尽情展现。

又是张大千对敦煌壁画女性形象表现的升华。

(三)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服饰表现分析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按“原型原色”的原则实施,其原则首先表现在摹本与原壁画尺寸相同,其次是尽量做到色彩绚丽如新。

张大千探索敦煌壁画色变现象的研究是他的一项突出成就。

他尽力恢复壁画绚丽如新的面貌,凭借已有的古画鉴赏经验和传统绘画色彩表现的实践,以壁画底层暴露出来的没有变色的壁画作为参考,通过观察、试验,掌握了壁画中色彩的变色的规律,他认为敦煌壁画中朱砂和人物肤色和其他部分所用到的白色会发黑,特别是白色因含铅必定发黑,这一点可以证明大千先生的多才多艺,学界评论他为科学家有一定实据的,还提到如果临摹这看到黑色就画为黑色是错误的,另外提出石色,属于矿物颜料,如石青、石绿如果不与白色混合一般不会变色,这也是今天工笔重彩广泛运用矿物颜料、岩彩的原因,其实,研究岩彩画先研究张大千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的形成及其成因
(一)张大千绘画的传统积淀和丰富经历
大千先生自幼还在母亲良好的传统艺术教养的潜移默化之下,使得自幼年时期已吸引了传统的因子,后又在母亲影响熏陶下开始画画,他曾学习花鸟。

17岁学染织,20岁开始学习曾夫子、李夫子,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

临摹八大山人墨荷,石涛山水,以及陈洪绶、徐渭,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

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真正做到“师古人”与“师造化”,奉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大千正是因为见闻广博,经历丰富、善于观察、体验生活的才能有所收获。

由此可证明大千绘画的传统积淀和丰富经历促使他敦煌壁画中独特女性形象的产生。

(二)张大千绘画对中国传统构图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理论非常完备,东晋顾恺在他画论中提到“置陈布势”,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总结“六法论”中的“经营位置”,即为构图,并强调构图与笔法、形象要素并列,最终达到“气韵生动”。

清代八大山人、石涛已形成完备的构图理论,构图就是筹划、谋划画面的结构,是艺术家在有限空间内,设计、筹划骨架气势,决定位置,陈设出有意味的、人为的视觉空间的一种思维活动,颇有今天设计的意味。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称为经营位置,同时构图呈现多样化的审美取向。

以上论述的这些传统构图理论在大千作品中有继承和创新的应用,张大千为了营造、表现独特女性形象,在构图上除了继承传统构图的系统理论之外,还建立多样的语言秩序构筑作品的独特性。

(三)张大千绘画中写实与写意造型结合的审美取向
考察大千先生的作品,其造型是以素描为基础,正如米开朗基罗而言,“素描是一切造型的源泉和基础”,大千先生的造型,强调以线造型的同时,线条被升华成了具有一定写意内涵的线,在他长期的艺术探索和临摹实践中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线描技法,讲究线描的应用,注重线描的艺术审美特质、质感美体现、情感美表达、线条组合表现等等。

这些启发和体会促使大千成功刻画出了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很美。

(四)张大千绘画的现代精神
张大千前半生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文化飘摇动荡之际,张大千不畏时局动荡仍实践壮游之志。

然后用于画艺,才能出入古今、融汇东西。

然而随着时局变化,大千举家迁往海外,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对大千而言有了新的艺术世界。

1965年大千于法国尼斯会晤毕加索,其间毕加索论及对东西方艺术之看法曰:“予多年来惑而不解者,何竞有偌许中国人乃至东方人远来巴黎学习艺术,舍本逐末而不自知,诚憾事也。

”。

由是可证明,要创造中国现代艺术如果只是学习西方的写实或现代的抽象,可谓是“舍本逐末”,必须以自我文化艺术主体本质精神为主,创造出符合现代视觉审美经验的新的笔墨形式语汇。

【参考文献】
[1] 巴东.张大千研究[M].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王晨荘(1992—),男,聊城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研究生,专业:美术,国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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