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学研究发展综述

我国行政学研究发展综述

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离开实践妄谈理论无异于缘木求鱼。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理论而言，理所当然地要依托于、依赖于中国独特的行政实践体系和过程，这是研究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命脉所在。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更多的将注意力投注在西方的理论上，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中国的实践，这一切所诱发的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实践活动，有必要对中国行政学的实践基础和研究依托进行深入考量。

1．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各项制度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新的制度体系和框架正在从过去的粗枝大叶到今天的面面俱到，从计划经济的依托者到市场经济的附着者。这一切制度体系构成了中国行政学理论赖以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制度根基。不得不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6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主要依托于“计划经济”，可以说当时的一切制度、政策和措施更多地都是为“计划经济”服务，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伴随实践的深入发展，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不足愈发凸显，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的不二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正如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中国成：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是中国在新世纪取得更大成就的基石，这些构成了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实践来源和依托，离开中国的实践来探究行政学理论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当前行政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解决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服务，立足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基本命题。

2．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及其完成质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巩固政权问题、解决温饱问题、实现人民生活小康问题构成了政府立足解决问题的主线，可以说，这是政府在特定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将发展成果惠及国民，不断增进国民福祉，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需要明晰的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比较突出的。就当下而言，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就医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调控问题等都不容忽视，而解决

的效果和质量也直接影响着政府的信誉和未来政策的执行力，不可掉以轻心。诚然，西方政府积累了城市化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外反华势力仍在用放大镜窥视中国和“中国的问题”，并且不乏把“中国的问题”无限放大，以此来干扰和影响中国发展建设的情况。当然，政府在梳理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应以系统的“行政学”理论为指导。

3．对未来行政实践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帮助。“行政学”不仅是溯源学和现在学，同时也是未来学，不仅要总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研究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要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预测未来，不能“拍脑袋”，要遵循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借助适宜、得当的理论形成完整的概念、判断、推理框架。这既需要深入研究和开掘中国的行政实践，梳理和总结过去有益的行政经验，为行政活动提供理论前导，同时，也要借鉴其他国家在行政实践中被证明了的有效理论，认真分析、融会贯通，加工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和规范，为我所用，以此来指导和推动中国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当下，必须注意经典式的案例梳理和总结，把问题从宏观拉到微观，从抽象拉到具体，诸如对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政策网络建设而言，我们必须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既一方面需要从宏观上说明社会或公众的诉求意向和目标，而在此基础上要对微观领域给以深刻关注，具体而言包括医疗改革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调控问题、上学难问题、就业问题等诸多方面。

二、提升我国“行政学”研究质量的基本路径

1．注重凝缩与提升，开掘行政学研究的中国范式。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提出：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系。”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或定位往往是在对西方理论梳理后而进行的中国式的话语转换，于是大致形成了这样较为一致认可的三种范式，即“行政管理范式、公共行政范式和公共管理范式”。但就其依托内容来看，其范式都是与具体的行政实践相结合、相一致的，并且是与行政实践的发展、变化所联动的。从具体的内容来看，行政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发展的大背景是相一致的，如果稍微斟酌一下，不难发现，三种范式的转变基本上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即行政管理范式着眼于框定政府的职责，尤其看重行政效率。公共行政范式注重公益性与政府职能的双向定位；公共管理范式注重多元的协同与协和，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可以肯定，这一切都与政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扮演角色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范式而言，必须注重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协和性。所谓的协和性强调的是行政学研究必须将中国的政治与中国的行政相结合，毋庸置疑，我国的行政依附于政治，也就是开展行政学研究必须注重中国政治的特点，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二是即时性与动态性。即时性强调的就是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指向性，着眼于“即时”问题是行政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所谓行政学研究的动态性就是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毕竟行政学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且即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背景下呈现的情状也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行政学理论要有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视角。三是人本性。行政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

2．结合行政实践，行政学研究更应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谓行政学本土化“就是要以中国公共行政环境和公共行政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继承中国文化思想遗产、总结中国经验和吸收国外行政学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学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行政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学者功不可没，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一行政二分”理论更是框定了行政学研究的限阈。与之不同的是，“政治与行政的分而不离、和谐统一，应当成为行政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理论支点。”开展行政学研究必须保持中国同有元素，尤其是在话语方式和表述技术。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这一层次上，既可以采取“表诠”的方式，即从正面先清晰地梳理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应当是怎么样的?也可以采取“遮诠”的方式，即从反面说明哪些内容不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所谓行政学时代化就是行政学研究的内容应具有现实性，即注重对现实的中国问题和具有一定意义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性问题进行研究，为解决中国类似的问题提供方法、思路和借鉴。所谓行政学的大众化就是要求行政学必须走出“象牙塔”，行政学不能单纯的是精英之学，更应成为社会大众易理解、易接受的简洁之学，实现行政理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3．注重帮扶，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优质的资源保障。任何一个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保障，行政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就目前我国行政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支撑行政学发展的资源有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获取一手实践资料的困难限制了行政学研究。不可否认，行政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包括决策制定、政策分析、政策评估等，在系列问题上，理论界很难得到行政实践或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内部资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为实践服务的质量也打了折扣。二是行政学研究的理论更多的是理论围绕理论转，缺乏必要的实践验证和检验。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行政学领域闭门造车的理论并不少见，这也限制了理论自身的发展，成为行政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诚然，从为行政学发展提供优质的资源保障来看，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行政学研究给以资金保障。行政学研究得好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因为得到了政府、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而我国在行政学研究的主体依靠上也是政府、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从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