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

<div class="article_tit"> 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 </div> <span>作者&nbsp;:&nbsp; 庞中英</span> <p> 摘要：本文试图从实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总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若干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br> 关键词：1945年全球经济治理经验教训 <br/>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2－0001－08 <br/> <br/> 人们对“全球治理”问题存在着不少误解，甚至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认为在全球层面真的存在着一个由不同于国家治理的 <br/> “世界政府”，或者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即全球性的“中央”权威)，行使对世界事务的管理。

如若存在这样的理解，则这只是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并只存在于思想史中。

在实践上，这样的构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也难以实现。

但是，从二战结束至今六十多年中的世界经济，不同于历史上的世界经济，是受到管理的。

谁在管理世界经济?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各国政府，尤其是占据了国际体系权力高地的大国政府。

所以，我们理论和实践上的全球经济治理，指的还是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调控。

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单独某个国家，也指的是若干个国家的联合。

国家单个或者集体到底如何管理世界经济?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和国家的联合是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来调控、治理世界经济的。

<br/>这些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一般被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正式的、全球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性的安排，它们试图使世界经济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使参加这些规则的国家都按照规则办事、受到规则的约束。

例如1947年于古巴哈瓦那签订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冷战结束后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WTO)即为此类。

第二类是非正式的、只有数个国家参与的国家集团机制，参与国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安排，磋商和协调它们之间的经济政策。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七国集团”(G7)就是这样的机制。

第三类是地区性的经济治理，即在某个地区(指世界性地区或者世界性地区的次地区)，邻国之间实现经济整合和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和谐化与自由化。

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到底能从过去的国家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br/> <br/> 一、历史关键点上的全球经济治理 <br/> <br/> 有一种文章是在“汲取教训、总结经验”。

虽然这类文章很重要，但是把握历史、对历史进行正确的或者相对正确的解读并非易事。

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使世界经济成为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庞大、最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经济是受到国家政府治理的。

其中一些关键因素需要充分注意：(1)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心性。

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其实只是在“自由世界”代表的半个地球)中具有中心性。

但是，这个中心性一样有着兴衰的过程。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性的反映，但“华盛顿共识”也走过了一个沉浮的过程；(2)“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开始陆续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达到一个高潮，冷战结束后，这一要求暂时处在“低谷”。

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再次要求重建国际经济秩序；(3)“冷战”(意味着世界经济分裂而非世界经济一体化)、“冷战的终结”(意味着世界经济有可能重新一体化)和“后冷战”(意味着世界经济重新一体化)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影响了世界经济治理；(4)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独特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开始加入并影响全球化进程，这成为西方(尤其是西方市场)眼里的“新兴经济”。

这些新兴经济在外交上也开始进行协调，甚至合作，西方把这种现象解读为是对原来的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挑战；(5)由于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真正主导世界经济的并非单个国家，而是以西方和一些非西方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

<br/> 为了总结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教训，首先，我们需要对当前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做个简要的判断：第一，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世界，世界存在的问题不仅是传统的“国际问题”，而且也是超越国际问题的“全球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问题)。

第二，尽管美国的权力超一流，但还并存着一系列的其它权力上的世界大国(不管是“旧的”还是“新兴”的)，这是一个既非一厢情愿的“单极”―某个大国全面主导的世界，也非国际关系史上大体存在过的或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出来的经典意义上的“多极”――世界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大国”，它们组成了几个世界力量中心。

<br/> 其次，我们要充分意识到重大的历史相似性和差异性。

当我们处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刚经历了全球金融大危机的世界局势，这是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的情况。

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规律再次被印证。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政策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分歧。

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国际体系中的强势国家，试图通过“外部”渠道或者进一步转嫁危机、或者寻求“外部”的帮助克服国内危机作为解决方案。

结果，如同20世纪30年代，互相指责、推诿责任、单边措施、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零和博弈)、保护主义等事态在世界经济中一再出现。

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不同的，今天的世界与昨天的世界毕竟不同。

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广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相互依赖的那种态势都无法相比的。

不仅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汲取了30年代大危机及其惨烈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教训，世界建立和形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作为复合体系，尽管不完善，却是“规则基础上的治理”，这对过去世界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也是确保世界经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制度保障。

<br/> 大危机之后是大冲突，大冲突之后则是大治理。

按照这个规律，在21世纪初，大危机后，难道注定要经历新的大冲突?而大冲突之后才能再次实现大治理?我们现在要竭力避免大冲突的出现。

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从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到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能否通过改革和创新，进而避免世界大冲突，实现新的大治理? <br/> 第三，回顾近代历史，自世界经济形成以来，只有过去的这六十多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

为什么?不得不指出的是，美国，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即美国的领导作用。

从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贸易制度，从G7到G8的非正式的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美国都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心作用。

国际社会对美国塑造了全球经济治理并无争议。

但问题是，美国不是总是发挥这种正面作用的。

作为世界强国，美国之所以领导构建国际制度，是为了“锁定其它国家(较弱国家)进入一个未来可预测的政策方向”，即可以“约束”和“限制”其它国家。

当然，美国同时也受到这些规则的某种程度的约束。

一旦美国的势力相对衰落，美国对组织和领导国际经济制度的动力也就下降，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治理就出现问题。

20世纪70年代，在西欧和日本经济复苏和重新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就不再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其它货币“钉住”美元的标准，而是让其转化为国际浮动汇率制度。

今天，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尽管在政治和外交上，奥巴马政府说美国将再次回到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但在经济上，美国没有也难以重新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作用，相反美国采取诸如“量化宽松等明显与其它经济体(如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的政策相互冲突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

<br/> 第四，原来的世界经济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内部。

在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等“新兴经济”崛起前，确实如此。

但伴随着“新兴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冲突不仅仍然存在于西方经济内部，而且新发生在西方经济和非西方经济之间。

经过了“冷战后”的犹豫和整合，由于内在的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崛起的“焦虑”，俄罗斯终于与西方实现某种程度的大交易，逐渐加入“大西方”，以寻求俄罗斯在动荡世界的战略稳定。

<br/> 第五，美国仍然是人们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时的主要关切对象之一，但对西方以及其它“新兴经济”来说，中国历史性地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新的焦点议题。

这反映了世界发生的深刻改变。

不管中国是否决定继续“韬光养晦”，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巨大现实挑战。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指出，“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是中国”。

<br/> 第六，国家之间出现重大分化。

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中，除了相对而言的“强国”和“弱国”、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等的传统区别外，还出现了“(贸易)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如美国)和“非储备货币国家”(如中国)，以及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经济复苏的程度)的国家、奉行紧缩开支的国家和奉行财政赤字的国家等区别。

<br/> 第七，市场力量，具体说是国际商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里，全球经济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政府以“国家(利益)的理由”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

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到跨国公司的限制。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是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相应政策为标志。

无论是地区性的领导人峰会，还是全球性的领导人峰会，公司和商业的力量都如影随形。

这一点在联合国峰会、欧盟峰会、欧亚峰会、亚太峰会、G20峰会中看得特别清楚。

代表全球商业利益的民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甚至可以组织起比联合国大会或者联合国安理会规模更大、更具吸引力的世界领导人会议，讨论当今世界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