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的演绎

中国古建筑演绎 青铜发明——商代建筑技术显著提高 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商朝的统治以河南中部黄河两岸为中心，东至大海，西抵陕西，南抵湖北、安徽，北达河北、山西、辽宁。在商朝，我国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已发现的记载当时史实的商朝甲古卜辞已有10余万片。大量的商朝青铜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反映了青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已很明显。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大量奴隶劳动的集中，使建筑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83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东五六公里处的尸沟乡发现了一座早商城址，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宫城位于内城南北轴线上，外城则是后来扩建的。宫城中已发掘的宫殿遗址上下叠压三层，都是庭院式建筑，其中主殿长达90米，是迄今所知最宏大的早商单体建筑遗址。 商朝后期迁都于殷，它不仅是商王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遗址范围约30平方公里，中部紧靠洹水，曲折处为宫殿，西面南面有制骨、冶铜作坊区，北面东面有墓葬区。居民则散布在西南、东南及洹水以东地段。宫殿区东面、北面临洹水，西、南两面有壕沟作防御。遗址本体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为王室居住区，中区为商王朝庭、宗庙部分，南区为祭祀场所。中、南二区房基下均有殉葬奴隶，反映了奴隶主的残暴。而宫室周围的奴隶住房，则仍是长方形与圆形的穴居。

合院鼻祖——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遗址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以周公营洛邑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奴隶主实行政治、军事统治的城市。根据宗法分封制度，奴隶主内部规定了严格的等级。但随着奴隶制的急剧崩溃，这种建城制度也跟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战国时期大量新兴城市。 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址当属陕西歧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它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瓦（瓦的发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这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却是我国以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并无不同。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当时封建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建筑组合的变化体现着当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高台美榭——春秋宫室极奢尽华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贵族们的私田大量出现，随之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发展，相传著名木匠公输般（鲁班），就是在春秋时期涌现的匠师。春秋时期，建筑上的重要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砖的应用和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筑（或称台榭）的出现。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宫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十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故都新田遗址中的土台，面积为75米*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构架建筑已不存在。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为发展，如《论语》描述的“山节藻 ”（斗上画山，梁上短柱画藻文），《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镯、刻橼，就是明证。 近年对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雍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每边约长3200米，宫殿与宗庙位于城中偏西。其中一座宗庙遗址是由门、堂组成的四合院，中庭地面下有许多密集排列的牺牲坑，是祭祀性建筑的识别标帜。

斧锯锥凿——战国铁器风流渐现 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地主阶级在许多诸侯国内相继夺取政权，宣告了奴隶时代的结束。战国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那时手工业发展，城市繁荣，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一个城市建设高潮，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魏的大梁，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又是诸侯统治的据点。据记载，当时临淄居民达到七万户，街道上车轴相击，人肩相摩，热闹非凡（《史记 苏秦传》）。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战国时齐都临淄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大城内散布着冶铁、铸铁、制骨等作坊以及纵横的街道。大城西南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达14米，周围也有作坊多处。 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同时，建筑技术也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锥、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广泛应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装修用的砖也出现了。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下所筑墓室中，用长1米，宽约三、四十厘米的大块空心砖作墓壁与墓底，墓顶仍用木料作盖。可见当时制砖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陵汉墓——砖石遗址至今犹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前221年），大力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统一法令，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统一文字，修驰道通达全国，并筑长城以御匈奴。这些措施对巩固国家政权起了一定作用。而由于国家统一，便可以集全国之人力物力与六国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迹犹存。 阿房宫遗址和骊山陵目前尚未发掘，但其遗直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近年来秦始皇陵墓东侧发现了大规模的兵马俑队列埋坑，而阿房宫则留下了巨大的夯土台。 整个汉代（前206—公元220年）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产生显著进步，形成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又一个繁荣期。它的突出表现是木架建筑渐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很大发展。而砖石建筑利于保存的特点，使许多遗址存在至今。 战国时创造的大块空心砖，出现在河南一带的西汉墓中。在洛阳等地还发现用条砖与楔形砖砌拱作墓室，甚至以企口砖加强拱的整体性。我国的石建筑主要是在两汉——尤其是东汉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贵族官僚们除了用砖拱做规模巨大的墓室外，还在岩石上开岩墓，或利用石材砌筑梁板式墓或拱券式墓。其中山东沂南石墓，系梁、柱和板构成，后面有精美雕刻，是我国古代石墓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至于地面的石建筑，主要也是贵族、官僚的墓阙、墓祠、墓表及石兽、石碑的遗物。

塔窟苑囿——魏晋南北朝建筑崇尚佛教 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战争破坏严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一个阶段。在这300多年间，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东汉初就已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统治阶级予以大力提倡，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500所，僧尼10万多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大崇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今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岗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图3-6-A) 中国的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地，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公元366年。以后各地石窟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古代建筑体系 自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朝至明初约600年时间，建筑在形制艺术上更趋成熟，在施工技术和组织管理上也益加严密完善。 唐代的繁盛使各族文化融合而予以统一，居住制度更为完备。 北宋有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及技术经验总结的完整巨著《营造法式》，主要记录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系统反映出官式建筑的发展水平。礼制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宋史舆服志》）” 总之，隋、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无论在城市建设、木架建筑、砖石建筑、建筑装饰、设计和施工技术方面都有巨大发展。

隋：统一后的城市建设 隋唐洛阳城平面想象图 隋朝（581~618）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南北分裂的局面，为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穷兵黩武，隋朝很快就灭亡了。建筑上主要是兴建都城——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以及大规模的宫殿和苑囿，并开凿南北大运河、修长城等。大兴城是隋文帝时所建，洛阳城是隋炀帝时所建，这两座城均被唐朝所继承，进一步充实发展为东西二京，也是我国古代宏伟、严整的方格网道路系统城市规划的范例。其中大兴城又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城市 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著名的河北赵县安济桥（又称赵州桥）。它是世界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或称空腹拱桥），大拱由28道石券并列而成，跨度达37米。这种空腹拱桥不仅可减轻桥的自重，而且能减少山洪对桥身的冲击力，在技术上、在造型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瑰宝。负责建造此桥的匠人是李春。除石桥外，还有大业七年所建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 近年在陕西麟游县发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