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隐忧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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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作者:丁心悦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4期摘要: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人们高扬理性,也有了对理性的些许分殊,不管是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还是价值理性的被排挤,归根结底还是主体自身的理性能力,所以对于现代性困境我主要是从我们主体理性的日益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特别是以异化这一视角来切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并用,是讲求科学认知的“是”与价值规范“应当”的统一,不仅以科学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程,还从价值应当视角来批判的审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

关键词:理性异化共产主义政治哲学一.现代性困境何以可能近代以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对理性的崇拜和颂扬使得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对客体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的研究,强调主客体对立,卢卡奇在其著作中写到“近代哲学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

”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要认识对象是由主体创造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和准确把握的,如此,理性日趋取得了独断地位。

康德的两大论断,实质上就是主体的理性能力为自然和为人自身立法。

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把理性分殊为主观与客观。

主观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强调的是对理性的工具性应用来满足理性主体的个人愿望,甚至为了达到主观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客观理性更多的是从价值层面来思考与运用我们的理性。

霍克海默认为随着对理性主体的高扬,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化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同时伴随着客观理性的被挤压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暴露了非理性的多种弊端。

霍克海默的这一观念深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

韦伯的理论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分析,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理性的关系,他提出了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这一对概念,“通过这一对概念,韦伯揭示了理性是怎样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实现其‘狡计’的。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摘要: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

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

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乌托邦;哲学的治疗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28-06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以现代性为建设纲领和追求目标,在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

但是,“福兮祸所伏”,结构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伴随日益加深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等外在困境,以及经受从生存世界进行污染到精神世界内心的焦虑苦恼的内在困境,无不显现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然而,正如罗洛梅所说,“当我们迷失了方向时,我们往往跑得更快”,[1]现代性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鉴于此,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是必要的,而把乌托邦观念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凸显了乌托邦维度对于人之存在和人类命运前景的至关重要性。

因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

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

”[2]本文试图从乌托邦维度揭示现代性的动力品质及内在的不足,由现实性空间转化为某种可能性空间,从而为对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不同的理论思路。

一、现代性的超越维度缺失何谓“现代性”?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和理解现代性,以便使现时代的人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和机遇,又可以避免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后现代性: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

后现代性: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

后现代性: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摘要]现代性就其起源来说是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

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

社会运动是实现这种超越的一种媒介。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社会运动;后现代性现代性这一现象从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各种社会理论流派都从不同侧面、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综观目前研究现代性的众多社会科学文献,吉登斯这位社会学理论大师以一种制度性分析的独特视角对现代性的研究堪称经典,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吉登斯深刻阐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追溯了现代性产生的动力机制,并考察了现代性的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把现代性隐藏在“黑箱”之中的许多特性揭示了出来,从而把对现代性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一、何为“现代性”吉登斯把现代性的产生看做是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理位置相联系,他并没有给现代性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的。

通过深层解读吉登斯的著作,发现他曾在三个地方表达了对现代性的看法。

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他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此外,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中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的谈话中,他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态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现代性的困境何在?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现代性的困境何在?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现代性的困境何在?现代性是指,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模式,它是自工业化开始后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彼得.伯格(1977)在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指出了现代性的四个主要特征:(1)传统的小型社区的衰落。

过去,人们生活在很小的社区里,生活以家庭和社区为主要内容,传统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可以强烈感受到彼此的身份、归属和目的。

而现代化则使人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小型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2)个人选择的扩大。

社会的多元化导致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增多,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生活堪称是一系列永不休止的选择的过程了。

(3)社会分化的加剧。

工业化前的社会是受家庭纽带和宗教信仰所统一的社会,社会分化和变迁遭到阻止。

而现代化则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官僚机构的增多、融合了不同背景的人,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信仰和行为方式。

(4)对未来的关注和对时间更清楚的认识。

现代社会之前,人们关注的是过去,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未来,并且对新发明和新发现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点深信不疑。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这就是“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有如下几个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省:(1)在很多方面,现代性已经失败。

如贫困问题在20世纪很多国家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2)进步的光环在消失。

后现代的人们对未来不再信心十足,过去的乐观主义被悲观情绪所取代,人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逐渐变糟。

(3)科学不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科学并没有解决问题,如健康状况等,反而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4)文化争论加剧。

诸如社会正义、环境和动物权利等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

(5)社会习俗在改变。

由此可以说,我们不能把现代性单纯地理解为一种进步。

我们必须要思考这种所谓的进步背后所隐藏的缺陷。

查尔斯·泰勒三个隐忧分析及反思

查尔斯·泰勒三个隐忧分析及反思

查尔斯·泰勒三个隐忧分析及反思作者:王秀君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08期摘要: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这本书中勾勒了现代社会中的三个顽疾: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至上、工具理性宰制以及自由的丧失。

他认为现代性的隐忧问题只是在于现代文化常常采取了这一理想的堕落或低级形式:柔性相对主义和中立的自由主义,导致本真性理想沉寂。

本文试图简要分析泰勒的这三种隐忧以及最终我们如何走出隐忧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

关键词:个人主义工具价值本真性对于泰勒指出的“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它们分别是:其一,基于“生活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伦理的缺憾;其二,基于“人生的意义”层面的工具理性的宰制,也就是相应的由目的的晦涩而导致的人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其三,基于“存在的意义”上的自由的丧失,在社会层面指工具理性的铁笼和政治层面的监护性权力的无用和丧失。

一、个人主义——意义的丧失泰勒从现代自由的产生入手分析了现代性的第一个隐忧:个人主义。

它导致了以自我主义为中心,以及人们面对的是更大的、自我之外的事物的封闭和漠然。

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衰退现象,也是目前造成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根源所在。

对自我的过度使希腊时代的“荣誉”也失去了原有的面貌,人们“生命的英雄维度正在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渺小的和粗鄙的快乐”,生命中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泰勒在《本真性伦理》这本著作中的后面篇章,说到了一个词:“自恋文化” 。

就是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

自我实现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有“自恋主义”一说。

他提出,在这种文化下使本真性滑向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可用社会科学解释。

现代性隐忧的书写

现代性隐忧的书写

现代性隐忧的书写
作家毕飞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为读者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

他不断地追求自我突破与创新, 由早期的先锋历史叙事转向现实主义题材的书写,一直坚持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现实生存疼痛的描绘,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魅力。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作家, 毕飞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人性问题有着独到的认识与思考, 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反映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某些问题的担忧与焦虑。

本文以现代性作为研究考察的切入点, 对毕飞宇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现代性隐忧进行探讨。

论文从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对毕飞宇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现代性隐忧进行论述。

绪论部分主要对现代性和现代性隐忧作简单的界定, 并概述了毕飞宇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现代性隐忧。

正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毕飞宇的家族身世、“文革”成长背景、精神资源与作家个性三个角度探究其小说中现代性隐忧的创作动因, 第二部分探究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中极权文化对人性的异化的现代性隐忧, 从权力对身体与精神的异化的揭示与批判中传达出对人生悲剧和人性堕落的同情和悲悯; 第三部分探讨毕飞宇当下生活书写的作品中欲望对人性的腐蚀与异化的现代性隐忧, 对现代化进程中金钱至上的价值追求、身体爱欲的放纵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嬗变等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与反思。

结语部分纵观全文, 对毕飞宇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隐忧做客观的概述, 进一步明晰毕飞宇作品中对现代隐忧书写所体现出的重大
价值性与意义。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作者: 张彭松[1]
作者机构: [1]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天津社会科学
页码: 38-42页
主题词: “现代性”道德;个人主义;工具理性
摘要:“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入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
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

“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困境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困境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困境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和进步。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化的推进、民主平等的理念的兴起以及普遍教育的普及等,都标志着现代化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变革,现代性也在日益显露出一些困境和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哲学困境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现代性的特征与困境理性主义与技术主义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丧失。

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对人生意义、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关注。

现代性的权力与社会控制现代性强调个体自由和民主平等,但却也伴随着对个体生活进行监控和干预。

权力与社会控制机构无处不在,在现代社会中无时无刻地操纵着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这种权力与控制不仅来自政府机构,还包括了媒体、科技公司等各种机构对个体进行操纵和影响。

分割与异化分割与异化是现代性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

分割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与自然环境、他人以及自己之间存在种种隔阂和分离。

例如,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疏离;社交媒体和虚拟世界使得人们之间渐行渐远;工业劳动使得人们对自身劳动过程所产生的产品完全失去了继续关注。

后现代性的特征与挑战反叛传统与主流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进行反叛并超越的思潮。

它强调个体独立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文化,试图从传统和权威中解放出来,并尝试重新定义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

然而,后现代性在追求个体解放和独特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和碎片化的问题。

失去中心与滞后感后现代性否定了任何统一而稳定的核心,并强调相对主义和多元观点。

这使得人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感到不安和迷茫。

同时,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可能会感到自己被时代所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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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之隐忧及其超越现代性问题是我们时代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现代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隐忧。

如何克服隐忧,为现代性寻找出路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标签:现代性;隐忧;超越当今的现代性论述,一方面揭示现代性内涵的丰寓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又把现代性看成充满危险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思维。

从总体上来说,现代性论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学、左翼阵营的社会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这几种现代性论述都对“现代性”持怀疑批判态度,在反思现代性时来探究现代性问题。

像大政治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就把“现代性”看成问题重重,在他看来,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此以后,人们就分不清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一切都失去了标准。

现代性最得力的论述者吉登斯也对现代性相当悲观,他说道:“即使是韦伯,也没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

为什么众多思想家对现代性如此忧心忡忡呢?要解答这些疑问的前提是弄清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西文文献中的“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当前的历史时期或时代,“现代性”的字面意思就是与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样态和特征相关的。

尽管人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但是我们大体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来讨论现代性这一概念:一是作为历史意识的现代性;二是作为社会形态的现代性;三是作为意识形态或福科所谓的“精神气质”的现代性。

其中,历史学的概念规定了现代性的历史范围与时代特质;社会学的概念明确了现代性的实体;而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揭示的是现代性的精神维度。

从意识形态层面讲,现代性的核心包括主体性、理性化与世俗化三个主要方面。

1.主体性原则。

由于确立了主体性原则,现代人的主体或主人地位、人的理性、精神性及其自我决定个人的自由意志才得到证明。

也就是说,由于自我意识的自明性,人不但肯定了个体性的存在,也肯定了自身的理智,从而不必祈求上天的启示或神圣的意志,而由自身给出行动的理由。

从自我意识到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就是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现代性在面向未来开放的不确定性中,是通过反思自身而确立自身的地位、调整自身的姿态的。

这种反思性质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现代性的种种现象都充斥着自我结构主体性的确立,实现了道德自律与政治自由的意识哲学的论证。

现代的道德观念是以肯定个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的。

人既然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就应当得到全面的发展。

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还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即应然状态的共同体。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和尊严要想得到保障,就要承认促使自由得以实现的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和思想的自由。

2.理性化策略。

现代性根据主体性原则发展出的操作手段或策略就是理性。

启蒙的理性要求人们不再以神的意志来指导言行,而是借助各自自然的理智能力来理解世界和改变生活。

从自我意识哲学发展出来的理性首先是具有批判性的,它必须符合逻辑的无矛盾性和普遍有效的客观性,因而允许在任何条件下的公开检验。

这样一种批判理性将古代的求真意志发扬光大,最终成就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

在科学面前,一切奇迹都被否认了,因为自然乃是若干个已经知道和认识了的法则的一个体系;人类在自然中感到自得,而且只有他感觉自得的东西他才承认是有价值的东西,他因为认识了自然,所以他自由了。

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科学是现代性方案得到设计和成功展开的理智基础与框架。

科学由此也获得了话语的霸权,导致现代人将理性归结为“算计”的生活秩序、功利主义的道德论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科层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制度铁屋。

3.世俗化后果。

现代性的后果首先表现为世界的祛魅化。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神性的空间隐退,教会及各种传统的权威不再具有往日的威风,一切都恢复了事情本来的自然面貌,在自然的意义上,万物是同质的。

人的感性幸福得到了肯定和鼓励。

宗教图景的瓦解促使政治与宗教、政治与经济、经济与道德的相互独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及文化与教育挣脱了教会的控制,市场原则成为生活的准则,收入、财富与物质的繁荣占据了生活的中心。

昔日来自出身的高贵消失了,等级和身份已经失去了意义,传统的德性本身无法成为评价人的地位的标准,金钱是唯一的尺度。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在利益杠杆的操纵下通过权利与义务来加以平衡的。

每个社会成员由臣民成为与他人拥有同样权利的公民,民主制成为无法逆转的潮流。

政治上的善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等级制的正义,而是作为公平的正义。

文学艺术不再是教会或贵族的特权与奢侈品,而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的文化消费。

从流行音乐到名牌装,从大众传媒到好莱坞大片,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文化时空中享受商品,消费艺术。

不难看出,作为精神现象的现代性在各种现代化模式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硬核”。

二、现代性之隐忧1.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或意义的失落。

现代很多青年接受了一种浅显的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且不可能进行论证。

这不仅是一种认识论立场,而且是一种道德立场——个人价值不应被挑战,个人的生活选择应当受到尊重。

这种相对主义是弥漫于我们时代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衍生品,其原则是:个人都拥有发展自己生活形式的权利,这种生活形式基于自身对何为重要或价值的理解。

人们有责任真实对待自身,寻求自我实现。

最终个体必须确定自我实现由何构成。

任何他者都不能或不应该试图规定其内容。

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实质是在赋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以意义的传统视界消失后的一种衰退现象,也是目前造成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根源所在。

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于他者和社会的关注。

2.工具理性的优先性。

宇宙秩序丧失了其存在论上的神圣意义后,成为我们作为主体对客体加以控制和利用的手段与工具。

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种手段与工具,发挥对象化客体的功效,逐渐成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固定模式,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

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益明显,生活进一步被狭隘化和平庸化,原有的意义深刻性和价值丰富性消失殆尽。

工具理性的盛行,打破了社会的神圣结构,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和正常意义,而是“可以嬗变人”,应对我们生活进行规导的那些独立目的,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

3.自由的丧失。

这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由的丧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技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严重限制我们的选择,惟一能做的就是服从工具理性的逻辑,原本丰富多彩的生活近乎变成了一种循规蹈矩,我们日益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二是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引起的政治冷漠感会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从而对一个巨大的监护权力日益依赖, 并形成温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社会呈现一种“碎片化”的趋势。

真正的危险就是这种“碎片化”,也就是人们越来越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加以落实。

“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是一个成员越来越难以将自己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的社会。

这种认同的缺乏可能反映了一种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据此,人们最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

个体是一种自我规定、自我依赖的主体,个体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权利让渡的契约关系,社会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要求和需要满足的聚合体,而非一种充满爱的依赖和归属意义的共同体。

三、现代性隐忧的克服与超越哈贝马斯曾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有待完成的规划,它虽然出了毛病,但并不是无药可救,关键是找出病根来。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弊端源自于它从意识哲学出发进行自我辩护,个体性主体的膨胀最终造成了启蒙的悖论状态。

走出困境的道路在于建立交往理性,通过有效的程序确立理性的规范,从而使现代性走上康庄大道。

一方面,现代性的合理性论证是建立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理智作用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另一方面,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和未完成,而非最终的和完善的,它需要不断地扩展、加深和修正,现代性因而需要在不断的自我理解中来论证其合理性。

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得到启示。

泰勒认为现代性隐忧的根源是在于一种对个体理解的原子主义倾向和对社会共同体理解的工具化趋势,因而他对于现代性的拯救也主要是从对原子主义的自由观的批判开始的。

泰勒在其巨著《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解读,对现代性道德进行了重建。

自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自由,自由是对自身主体性价值的追求。

在泰勒看来,现代性的自我及其自由是无处境的,带有非常强的原子化的倾向,强调权利概念对于确证政治结构和政治行动的作用的优先性,主张维护个体优先性和个体先于社会,而社会只是为满足个体需要的一种工具性的联合。

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为自由寻找处境”。

为了使自由变得更有内容、有意义,我们应视群体价值和共同体实践为我们设定目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视域,这个视域是我们选择有意义与否的标准。

或许我们能从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努力中得到启发。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现代性本身蕴涵着危险,它只能在深入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开辟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1]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郭大为.现代性的普适性及其风险[J].河北学刊,2004,(06).[3]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06).[4]衣俊卿.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N].光明日报,2004-8-26.[5]韩庆祥.现代性的建构与当代中国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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