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论文：中国警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警察论文：中国警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西方的警察制度自1902年引入中国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相对于警察制度在中国日益成熟和完备，有关警察史的研究却长时期处于滞后状态。此方面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90年代的发展，2000年以后步入较快发展时期。目前，虽然中国近代警察史的研究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明确并解决这些问题，方可使此项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警察；警察史；研究 中国近代开埠以来，鉴于租界巡捕制度的优良以及西方警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一部分上层人士开始倡议采用西方的警察制度，并于戊戌变法时期在湖南试办新式警政。由于变法失败，警政随后也被废止。庚子之役后，清政府先于北京、天津等地开办警政，后推行全国，此后历经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但是相对于警察制度在中国日益成熟和完备，有关警察史的研究却“长时”期处于滞后状态。新中国成立前，鲜见此方面的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方面直至“文革”前，由于五种社会形态论、宏大的叙事等模式和研究方法在史学界的统治地位，致使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对“警察”的研究，提不到研究日程上来，这段时期，台湾学者对警察史的研究也未以足够的重视。 警察史的研究起步于七、八十年代，大陆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学术空气日益宽松自由，史学领域的拓展和学术视野的扩大，使得研究内容由宏观转入微观，研究对象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细微的方面。因此说，研究警察的条件逐渐成熟。另一原因为，新中国警察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总结建警经验时，须参考建国前警察的建设成就，而这一方面的论著却近于空白，因此迫切需要历史工作者进行这一领域的发掘工作。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警察史的研究终于开始启动。进入新世纪以后，研究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推进。海外也由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的变化，陆续出版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论著。下面拟以时间为序对警察史研究的论著作一简介。 一、早期的警察著述 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警察的最早著述是由早期出使或游历西方国家的官绅所做的零星记载。1866年，出使欧洲的清朝官员斌椿曾记录伦敦的警察“皆穿红衣黑裤,服饰新鲜,马匹雄壮,各持杖巡守无间”，1867年，游历西方的王韬对巴黎警察的印象“密同梭织,立道左,无不威严”[1]。另外，郭嵩焘、刘锡鸿等出使西方的官员的著述中也都包含西方警察制度的有关内容。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对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予以较多的关注，其后在《日本国志》一书中对日本的警察制度作了较详尽的介绍[2]。 葛元煦在1876所著的《沪游杂记》对上海租界工部局内的警察作过一些描述，“由董事立巡捕头目，分派各种职司。如修填道路，巡缉街市，解押犯人„„通宵巡绰。故洋场盗贼潜踪，市肆安谧”。① 和当时的国人一样，葛元煦也视租界内的警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巡捕，这致使其对警察的介绍并未超出传统的观念认识，加以该书的主要目的为外地的游客充当观光指南，因此该书在当时的国内并无太大的影响。 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警政思想的鼓吹和提倡。郑观应在其著作《郑观应集上·巡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主张：一是否定传统社会治安体系；二是引入西方的警察制度；三是设计创办警察方式和方法。另外，何启、陈炽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和主张。 中国最早的学科性质的警察著作为1903年出版的《警察学》（作新社，1903年），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警察的性质、机构、职能等方面的内容。另外，晚清最后十年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该类书籍。② 民国时期，一些在英美等国学习警察专业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在投身警政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著述工作。1942年，李时珍著《警察行政研究》（商务印书馆，1942年），该书对行政警察的定义、职责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指出当时警政的一些弊端，并提出具体改进的措施，如集中事权，提高待遇等。此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还有 余秀豪著《警察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46年）、邓裕坤著《现代警察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等。 另外，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些省市的警察机关相继创办了警察期刊，如天津警察厅1915年出版的《天津警察杂志》，包括法令、饬文、纪要等内容。其他的警察杂志主要有：《中央警官学校季刊》、《青岛警察月刊》、《首都警察厅月刊》等。现在看来，上述著述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警察史研究，但却是研究警察的珍贵史料，对现今的警察史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中国警察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学界对中国警察史的研究处于空悬状态。此时期，台湾也仅有少量的论著出现。198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家俭著的《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③ 此书是台湾方面较早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警察史研究专著。该书考察了中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认为清末警政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一成就使我国警政得以初具规模，并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80年代大陆代表性的专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警察制度简论》，④ 此书为建国后大陆第一部研究警察的著作。该书以论文集的形式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各时期警察的沿革，包括间谍、特务、法医、 预审、保甲、户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该书指出中国古代警察的特点为：（一）军警不分、政警不分，专业警察的职能寓含于军事部门、行政部门及司法等部门之中。（二）警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是保卫皇帝的安全和维护皇帝的统治。（三）出于对民众统治的需要，在民间基层社会推行联防连坐、保甲等治安组织。该书内容全面，史料详尽，属于基础性的工具书。 此一时期的主要论文有廖一中著《袁世凯与巡警的创建》《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金旭著《我国近代的警察》(《电大法学》1984年第3期)等。 三、中国警察史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研究史的研究经过90年代的发展，2000年以后，步入较快发展时期。 90年代黄晋祥的《论清末警政演变的历史轨迹》（《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2期）考察了清末警察发展的历程，指出清廷举办警政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原因为西方列强的要求和维护统治的需要。詹延廷的《清末巡警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巡警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在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巡警作为一支准军事力量，对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一定的作用。武昌之役后，一部分巡警参加了革命，大部分则陷于分崩离析。此一时期的论文还有汪勇的《警察巡逻的由来、发展、现状 及作用》（《公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苏征著《中央警官学校》（《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等。 2000年以来，警察史的研究有了较快进展，其特点为大量论著出现，研究向广度、深度发展。 大陆的主要专著为朝延龙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该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警察史专门著作，全书分为三卷，以丰富的史料，详尽地论述近代警察在中国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并“探究其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3]。该书的问世，为警察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外的代表性专著为美国魏斐德所著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以一种相关性和连续性的历史观，探讨了“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抢劫者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警察和罪犯之间的联系；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的联系；从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联系”[4]。由于该书的视角较为独特，对开启国内警察史的研究思路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2000年以来，有关中国警察史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论文，下面分为几类来具体介绍。 (一)警政的创办和制度建设 孟庆超的《简论清末警政的创建》（《理论探索》2002年 第6期）指出清末警政建设主要有两方面的成就：一警察组织、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二警察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李宁的《略论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河北法学》2004年1期）指出清末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为：旧的治安体系不足以维护清政府的正常统治，近代警察思想理论的传播，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外部列强的压力等。杨玉环在《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北洋北京政府在警察机构、警察法规及警察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公一兵认为由于北京近代警察制度的发展，“区”由警务管辖区域演变为城市行政管理单位[5]。另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该类论文[6]。 (二)警察的教育 肖朗、施峥考察了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的关系，指出日本教习对中国的警察教育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7]。对于近代警察高等教育的发展，肖朗、施峥指出警察教育的成就为专业化、职业化不断完备，弊病为军事化色彩过于深厚、借鉴日、美等国经验有余而创新不足等[8]。清政府在兴办警务学堂育之初，并未设置《警察学》这一学科，以后随着警察教育的发展，1908年清民政部颁布《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确立了《警察学》在警察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从此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学》在警察教育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基础学科地位[9]。另外，其他论文为：柳卫民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