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何以后来居上的

西方文明何以后来居上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里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一书中对欧亚大陆中世纪历史进行总结时，在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一个著名的法则，即“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他这样写道：在欧亚大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惊人、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欧从贫穷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

在从约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

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

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教信仰。

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

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相形之下，西欧人正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

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

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

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

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

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

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其困难的。

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97页）“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的大致意思是，一个民族在先前的发展中所取得的领先成就，由于其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阻碍了后来的进步，从而在国际性竞争中反而落在后来者的后面。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拥有的文明已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具备继续领先的条件；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被后来者所超越。

这一法则非常近似于人们通常说到的龟兔赛跑故事中的喻义。

龟兔赛跑中，兔子率先跑到遥遥领先的地方停了下来，而乌龟却不停地赶超，最终率先冲过了终点。

但这一故事与“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最大的不同是，龟兔作为相互竞争的主体是不变的，而不同民族的文明却是可变的。

中国人常说“一张白纸能够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从这句话的反义来说，先前画出的那些并不完美的图案妨碍了后来者的创作，于是，人们再也难以在一幅旧画的基础上创作出理想中的完美图案了。

早熟的中华文明由于其先前的发展为后来的文明进步制造了障碍。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全球性文明的比较中才能产生出来的。

如果世界上仅存在中华文明这种单一性的文明模式，中国人也许再过很多年以后仍然不会知道水的化学分子式，不会在高速铁路上让列车飞驰400公里以上。

因而，所谓“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只有在全球化多文明比较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才有意义。

显然，中华文明不是一张白纸，更不是龟兔赛跑中那只永远跑不快的乌龟。

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是否已经定型到了一种不能改变的地步？回答中华文明能否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否再度领先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我们浪费大量的笔墨才能说出大致的一二来。

这一问题反过来还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论题：中华文明为什么需要发展与超越？中华文明发展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重新找回历史上中央帝国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还是为了实现在更高层次上，比如能够分担起一个伟大民族在整个人类大家庭中的相应责任等诸如此类更具有精神价值的导向性崛起？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全球史观的角度，回到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历史深处，才能从人类多个文明之间的历史性竞争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加以认识。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西方文明在全球性文明竞争中何以后来居上？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性文明竞争中后来居上，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功地开展了三大革命，即空间革命、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这三大革命不仅对于西方文明，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变，一切民族的文明不得不为之改变，甚至可以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一种带有极端性质的词汇来描述。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产生于中日之间在适应西方文明冲突方面适应变化的不同——同样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日本，由于迅速适应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不仅避免了近现代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的悲剧命运，而且转而成为侵略他国的世界性强国之一。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先前发展起来的精神文明、技术文明与物质文明都仿佛都是为了这三大革命作了必要的基础性支持，而后来发生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方面的历史性突变又为这三大革命的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空间革命所谓空间革命，实质上是一种针对人类生存空间控制权的革命，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文明生存权之争。

一种文明能够更多地拥有生存空间，意味着能够更多地拥有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大陆文明时代的制陆权、海洋文明时代的制海权、太空文明时代的制空权与制天权。

由于空间革命发生于文明生存的权力领域，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十分巨大。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诸文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着陆地控制权来进行的。

这个时期形成的帝国往往都是以占有成片相连的广大区域的土地为主要特征的。

如罗马帝国和中国汉、唐时代的帝国等。

陆地控制权主要通过强权与暴力手段来维持，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性要素来支撑，因而这些帝国往往都建立起专制政权来维护其统治。

大陆文明时代，王权控制下的专制势力直接占有土地、人口等各类资源，他们并不需要通过海外贸易等其他方式获取其他利益就能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一切也注定着让他们对于海洋文明的“奇技淫巧”不感兴趣,，宽阔的海洋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个多余无用的空间。

相对于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与扩张性来说，大陆文明最终必将因为有限资源耗尽后的枯竭而陷入崩溃的命运。

海洋文明是对大陆文明的征服与革命，与此相应地，海洋文明的高技术因素也使控制海权的竞争激烈而残酷。

如何更加安全地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如何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处于分享或是处于支配性地位，大大地推动了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因而，海洋时代的制海权之争，往往是整个国家国力的全面竞争。

“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在西方列强进入海洋文明时代充分地表现出来。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及前苏联的相继崛起，而后来者居上几乎成了通行的法则。

16世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向着海洋文明时代的真正来临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

宗教和贸易是促成这两个国家面向海外进行扩张的重要因素。

从宗教方面的原因来看，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攻击岛内外，包括北非甚至更远地区的穆斯林敌人；而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向海外扩张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那时，欧洲前往东方的商路被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封锁。

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

他们分别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发，葡萄牙人向非洲南部探险，绕行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西班牙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坚信向西通过大西洋也一样能够到达东方，结果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当他们的船队在亚洲地区相遇时，便发生了利益冲突，并进而达成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瓜分世界的协议。

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

此时距郑和1431年最后一次下“西洋”仅有78年。

中西两大文明间直接冲突与竞争的时代来临了，而对西方海洋文明浑然不知的大明帝国那时还正在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呢！作为原本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是因为他们具有地理位置上的相对优势、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宗教上的内在精神动力。

但好景不长，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早起的海洋国家很快走向了衰落的命运。

在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诱惑下，族群之间的不团结性更加显现了欧洲人好斗的本性。

他们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以武装力量为最后的暴力手段占领海路，垄断贸易，建立大片的海外殖民地。

西班牙人由于卷入了16、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而耗尽了大量财富，加之大批来自海外的金银财宝的流入，导致国内迅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物价上升为北欧国家的两倍，而工业产品由于价格昂贵无法在欧洲市场上竞争。

西班牙人的海外事业大大地刺激了西北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他们本国经济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海洋文明时代的到来，实现了由大陆文明时代的重农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撬动整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生活的空间。

亚当·斯密（[英]，Adam Smith，1723～1790）认为：“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些发现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将重商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显赫的、光荣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上。

重商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是通过城市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的工业，来使一个大国变得富足。

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现，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已成为为数众多的、兴旺的美洲耕种者的制造者，也是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运输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制造者。

两个新世界都对它们的工业打开了大门，每个都比过去的更巨大、更广阔，其中一个市场每天都在越来越大地发展。

”（转引自《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61页）由于地理位置适于开展航海事业，荷兰在17世纪迅速崛起。

他们于1602年将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虽然该公司的设立较英国东印度公司还迟两年，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

伴随着股份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也得到发展，并且产生了买卖交易转让股票的需求。

这样，就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形成，并促使股票市场完善和发展。

据文献记载，早在1611年就曾有一些商人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进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买卖交易，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即股票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