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浅谈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浅谈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摘要胡适不但是一个文化巨匠，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中西文化思想被人们吸收学，传承着。

胡适始终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中西文化，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结合点。

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症结在于不曾悔祸、彻底痛责自己，要振兴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进行“民族反省”。

本文从多个层面来探讨他的中西文化观。

关键词：胡适；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一、胡适对中西文化的研究比较与价值评判（一）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胡适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的矛盾统一体，并且始终未能摆脱这种在文化冲突中的彷徨。

胡适对民族传统文化并非只有批评没有肯定、只有贬斥没有褒扬、只有虚无没有信心。

从胡适的许多著述中可以找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誉和眷恋，找到他整理国故的决心和成绩。

因此，尽管胡适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消极性和劣根性采取了彻底否定、大胆批判的态度，但始终没有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整理国故是他“再造文明”的途径之一。

胡适是不是彻底的反传统？胡适始终战斗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他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对孔家店、理学“以理杀人”、孝道、贞操观念等具体问题上，并没有涉及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

尽管胡适时常语出惊人，但这并非他的一贯学术主张，而是他为推行其文化主张而“走极端”的方法策略，他所做的决非盲目地、彻底地反传统，而是要对传统文化坚持一种“评判的态度”，进而重新评价一切价值。

正如胡适自己表述的那样，他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与整理国故。

胡适认为，只有用评判的态度，不盲从、反对调和折衷，然后用科学方法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输入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再度辉煌。

胡适对文化保守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胡适认为，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

由于恢复固有文化在中国行不通，因而胡适尖锐地批评复古主义思潮，坚持文化开放和文化变革的现代化路线，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中国文化道德优越性”和“民族性”为由保守旧文化和抗拒新文化，进而有力地批判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毫不留情地回击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彻底批驳了孟萨武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思潮。

当然，胡适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只有他的极端才能惊醒国人，他的极端正如“当头棒喝”，给复古主义猛烈的痛击，给危难之中国敲响警钟。

胡适在中西文化的未来取向上开明大度，把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必经之路，认为输入学理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

但胡适所谓输入学理并非全盘输入、简单替换，而是有批判地选择并十分注意同中国固有文化结合。

同时，胡适始终未忘整理国故，坚持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整理，从乱七八糟的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批判和整理，扫除“再造文明”道路上的垃圾和障碍；另一方面，也绝不是对西方文化生吞活剥、全盘照搬。

胡适号召人们对旧有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观进行重新评估，这反映了他关于文化的发展是在崭新的、更高层次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反映了他“再造文明”的积极态度。

（二）“充分世界化”并非“全盘西化”仅以“全盘西化”来概括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显然有失公允。

胡适所谓“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是在出现恢复儒教等复古主义潮流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是充分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特别是西方科学技术，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从胡适一贯的精神和一生的著述可以清楚看出，他始终坚持“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主张。

胡适对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倾慕不言而喻。

胡适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

胡适积极宣传新思想，特别是在输入学理方面颇有成绩，对引进西方近代文明可谓倾心竭力。

但胡适对西洋文化决非全盘肯定，对西方近代文明暴露出的弊病也有所揭露。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强调：“西方文化确有不少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仅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不会全盘采取。

但是，胡适对西方近代文明既不像保守派那样躲躲闪闪，也不像顽固守旧派那样苛刻责备、夜郎自大，而是大胆地肯定其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器械的进步、物质的发达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意识。

有必要分析胡适“全盘西化”的提出与含义。

胡适主张西化，并非因为那文化是西方的，而是因为那是现代的、世界的，其西化口号的实质是世界化、现代化。

胡适在总结《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立场时说：“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立场是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

”[2]（P172)胡适认为，对于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抗拒，二是全盘接受，三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承认自己曾经是其中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

为什么胡适又提出“全盘西化”或者是“充分世界化”主张？“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

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

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

看胡适是不是“全盘西化”论者，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看他一贯所持的态度和全部著述中的主线，而非某一时期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某一句话。

胡适曾提出“全盘西化”，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也绝不是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充其量是其“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文化的策略和手段。

胡适在其众多著述中，仅有两处使用过“全盘西化”来表示自己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第一次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把“全盘西化”与“全力现代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作为同义词使用，这并不违其一贯的“充分世界化”的主张；第二次则是在第142号《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为了表明立场，声明自己决非折衷派，而屈从于吴景超和陈序经所划分的复古、折衷和全盘西化三派中的“全盘西化”派，称自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他深信的“文化惰性”的作用。

他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

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

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这句话把胡适折衷调和的目的暴露无遗。

理解胡适的文化观，特别是他的中西文化观，必须了解其“文化惰性”的观点。

“文化惰性”是胡适文化观念的基点，也是其“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理论依据和重要思想根源。

胡适认为：“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

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情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4]只有全力西化，“拼命走极端”，才能矫枉过正，经“文化惰性”之作用实现与外来文化的折衷调和。

可见，胡适承认事实上和结果上的折衷调和甚至是中国本位，因为这是客观趋势和必然结局，但他同时清醒认识到，旧传统和文化惰性如此强大，新文化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谈折衷调和、中国本位，只会有利于保守复旧势力而不利于新文化，所以他必须走极端。

胡适始终坚持中西文化的自由接触，满怀信心地期待最终产生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胡适虽曾提出“全盘西化”，但从未有“全盘西化”的目的，也从未要达到“全盘西化”的结果，而是迫于“文化惰性”这一事实不得不采取的文化改良策略，是打破旧文化阻力、引入先进文化的一种方法。

后来胡适也觉得“全盘西化”这种过激之辞有些不妥，遂于《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重新解释并修正了“全盘西化“的含义：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点语病，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王新命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中分析胡适及陈序经说：陈序经是主张以西洋的文化代替中国的文化，并希望全盘西化的父亲能生全盘西化的儿子。

胡适是主张自己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让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从西化怀里拽自己回到‘中国本位’。

前者是从西化到西化，后者是从全盘西化到半盘西化，前者是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后者是以折衷为目的的全盘西化。

这段话指明了胡适与陈序经“全盘西化”的根本区别，深刻地揭示了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的本质含义，是对胡适西化思想更为深刻的评价。

再看看胡适的“充分世界化”。

胡适始终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西化作为“现代化”、“世界化”的代名词，这就不难理解他所提的“全盘西化”是“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充分世界化”并不是胡适全盘西化论的变通说法，而是他一生坚持的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

胡适的文化建设方向是“充分世界化”的再造文明方向，而绝不是“全盘西化”，他所要建立的始终是中西结合的新文化。

二、民族文化反省与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症结在于“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

胡适由此认定，中国文化要振兴，国人首先必须反省。

尽管胡适的“反省”带有局限性，仅以西洋文明作为“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的自卑，从而显露其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毕竟指明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必须站在反省的基础上，这是很有勇气和见地的。

主张进行“民族反省”是胡适整个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胡适特别注重心理建设和反省精神，并先后有三篇文章专题讨论“信心与反省”。

胡适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目的是催人向上的。

胡适认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固有文化，因为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只要勇敢地承认中国“老文化”的落后，大胆地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民主和法治的“学理”，我们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并能跟上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当然，胡适所提倡的“反省”是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他所提到的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地想，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消灾灭罪。

尽管胡适的目的是要借此惊醒国人，但却暴露出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这无疑是非常有害和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让人丧失自尊、丧失信心，可能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丧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根基。

正如张岱年指出的：“他（胡适——引者注）再三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