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吴昌硕的一生
吴昌硕暌允槿牖,书画并臻牖婊艺术风格
吴昌硕暌允槿牖,书画并臻牖婊艺术风格吴昌硕的花鸟画艺术在中国现代画坛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
1844年，吴昌硕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1927年卒于上海寓所。
幼年家境清苦，他自学成才，在书画和篆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他的绘画雅俗共赏，气韵生动。
“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到气势”，其作品总体注重气势，连每一局部处理都重笔墨法度与技巧，耐人寻味，引人注目。
吴昌硕的金石篆隶苍茫古厚，艺术思想恣意烂漫，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和中国文人的笔墨精神。
他的诗寓意美，作品构图有跌宕之美，画中的金石味有古拙的美和篆隶的朴素美，这就是吴昌硕的“缶庐四美”。
本文以吴昌硕的花鸟画艺术为研究对象，从笔墨、章法等方面深刻地分析了吴昌硕花鸟画的艺术风格。
一、苍茫古厚的笔墨（一）潜心金石吴昌硕的早期篆刻学习浙派，规规矩矩，平正规范，《朴巢印存》是他二十七岁自己拓成的印册，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篆刻风格。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养的深厚，作品的面貌有所改变，有一种创新的突破在里面。
他入印采用多种篆法，不恪守汉印，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个时期也是他形成自己书法风格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与他潜心研究篆刻、篆刻上的突变是分不开的，两者相得益彰。
（二）精研石鼓吴昌硕以石鼓文的造诣最为精湛。
可谓得石鼓之精华，已经到了出神入化、形神兼备的境界，并能在精心钻研《石鼓文》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有的个人艺术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法有着高古的格调，李斯以后篆书早已衰落，他却又开拓了一条篆书大道，堪称“石鼓篆书第一人”。
从吴昌硕早期所临《石鼓文》看，阮元本《石鼓文》对其影响颇多，阮元本起笔有圆、有方、有尖，收笔有剑尾、圆尾、尖尾，笔有中间粗两头细、中间细两头粗、前粗后细、前细后粗、粗细相等，吴昌硕三十五岁写的小篆七言对联“司马名高文纪汉，?麋光重字临王”，已具个人特色：用笔含蓄，结体严谨，很具“石鼓”气息。
例如，“纪”字绞丝旁的上部，“汉”字右边中间部分，“麋”“临”“王”字等，人们从中可明显看出他追求“石鼓文”的意识，此时书写的篆书对联，与同类早期的作品比较，显得大方劲健，线条爽利舒展，富有韵致；结体取纵势，呈上下舒展，有些左右结构的字实现左低右高之势。
昌硕故里的大师足迹
昌硕故里的大师足迹作者：余连祥来源：《文化交流》2014年第08期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他在印社观乐楼题写长联道：“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一耕夫来自田间”，既是自谦，又为实情。
吴昌硕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初一，即1844年9月12日，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
鄣吴村原先称鱼池乡归仁里。
此地山青水秀，宜居又宜稼穑。
吴氏高祖吴瑾于南宋年间由淮安渡江，在此繁衍生息，至明代中叶成为第一大姓，归仁里由此改叫“鄣南吴家村”，简称鄣吴村。
嘉靖中，吴氏有“父子叔侄四进士”，传为浙西科举史上的佳话。
及至清代，吴氏一直是官宦望族，举人、进士不下百人。
官宦富豪在鄣吴村大兴土木，铺着卵石的街巷纵横交错，高大的门楼、牌坊溪边林立，亭台楼阁鳞次栉比。
村民引山溪穿村而过，名鲤鱼溪。
这条溪从吴氏大户人家的厨房间缓缓流下来，各家取水洗涤特别便利。
传说，吴氏宗族操办红白喜事，菜肴放在木盘上，可以从上家厨房漂流到下几家厨房。
现在，这条溪还淙淙流淌；鄣吴人尽管喝上了自来水，但仍爱在清溪水里淘米洗菜。
山坡上的吴氏宗祠，气势雄伟，被当地人误誉为“金銮宝殿”；吴家官墓，当地俗称“天官墓”，附有“金头御葬”的神奇传说。
因而当地有“大大鄣吴村，小小孝丰城”的童谣。
如今，村里尚留有“状元坊”“状元桥”“天官府”“天官墓”“下马石”等地名和遗迹。
吴昌硕为吴氏二十二世孙，初名俊，又名俊卿。
父亲吴辛甲，咸丰元年（1851）举人，有“截取知县”虚衔，著有《半日村诗稿》。
鄣吴村西有崇山峻岭，村东和村中溪边古木参天，日照短，人称“半日村”。
吴昌硕晚年忆故乡，刻有一方“半日村”朱文印。
祖父吴渊，嘉庆戊午（1798）举人，曾任嘉兴府海盐县教谕，后任孝丰古桃书院山长，著有《天目山房诗稿》。
吴昌硕六岁时即由父亲破蒙，七八岁时便入亭子山下的溪南静室读书，十二三岁时随父亲下田劳动。
吴昌硕简介
吴昌硕（1844－1927），我国近现代金石书画艺术大师，名俊、俊卿，初字香补，中年更字昌硕、仓石，民国元年（1912），号缶庐、苦铁等，敬慕者以“缶翁”称之。
他成功最早的是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功力最深的是书法，尤擅石鼓文；影响最大的是国画，以篆书、狂草入画，喜作大写意花卉。
他的艺术达到熔诗、书、画、印“四绝”于一炉，为近现代书画篆刻大师，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一代宗师”。
鄣吴镇是一代书画宗师吴昌硕先生的故里，更值得一提的是：鄣吴还是制扇之乡。
镇域经济以制扇和竹制品加工为主，从业人数达3800余人，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地。
吴昌硕绘画作品艺术风格浅析
吴昌硕绘画作品艺术风格浅析夏万杰（江苏省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盐城224001）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苦铁、大聋等，为浙江安吉人士，出身于一个贫穷的书香门第。
他一生经历了诸多磨难，尤其是在其早年，十七岁时遭遇战乱，一家人流离失所，在外飘泊五年之后才得以重返家乡，到那时全家九口人只剩下了吴昌硕父子二人，父亲迁居安城，开垦荒园，过了近十年的耕种生活。
后来吴昌硕出门游历，以篆刻为生，直至50岁，经友人推荐才做了一个安东知县，但一月便辞官而去。
辞官后久居上海，潜心于书画、篆刻的艺术创作，终成清末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观中，把传神写照、笔精墨妙、不似之似、超以象外、迁想妙得等传统审美观点视为评判中国画的重要标准。
中国画讲究“神韵”，要求表现对象在似与不似之间，继而有创造性地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境界。
在吴昌硕的画中既有传统画风的精髓，同时浓厚的个人情感，用墨用色大胆、运笔流畅、笔力苍劲、独具一格，具有高超的艺术境界。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选择和表现对象，融合晚清各家之长，然后遗貌取神，加以创造革新，以极度简练概括的笔墨来表现深邃的意境，抒发丰富的思想感情。
他所作的画笔恣墨纵、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内蕴浑厚、虚实相生、能纵能收、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这正是“大处着眼，小心收拾”的结果。
他以泼墨写叶，浓墨勾叶筋，淡墨画花卉蔬果，而盘旋往复，贯通全画的则是以书入画，画因书的流动而生意盎然。
设色古朴，用笔豪放，充分表现了吴昌硕古拙、浑重、豪迈的画风。
吴昌硕有着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先习篆刻、石鼓文，而后学画，致使他的笔法与他人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总是以篆籀之法入画，用石鼓文的笔法作画，精心苦练，创造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并自成一家，开拓了宽博厚朴的画风。
他的画作一扫清末画坛的萎靡柔弱之风，将钟鼎金石之力、气、姿、韵融于绘画中，使笔下的蔬果、花卉，绝不飘浮轻滑，而是古茂厚重，色彩斑斓，有一股雄劲苍古的金石之气，百看不厌，耐人寻味，流露出苍茫厚重、雄浑遒劲的古韵。
吴昌硕 西泠印社记 赏析 01
吴昌硕《西泠印社记》赏析已打印一、吴昌硕简介吴昌硕，诞于清道光廿四年（1844），殁于民国十六年（1927），享年84岁。
年轻时曾从俞樾、杨岘学艺（两人分别为道光进士、咸丰举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结交名收藏家、画家，多见历代名迹，心追手摹，书画篆刻皆卓而不凡，成为中国近代一大书画篆刻名家。
书法着力于《石鼓文》，参以草法，篆书凝练遒劲，气度恢弘，自出新意；楷书从颜真卿入，又取法钟繇；隶书以《祀三公山碑》为主，遍习汉碑；行书初学王铎，后冶欧阳询与米芾于一炉。
晚年以篆隶笔法作狂草，苍劲雄浑，恣肆烂漫。
篆刻融会皖、浙两派风格，更吸纳秦汉玺印、封泥、瓦匋等文字，独创以厚刃钝刀冲切入石，雄浑苍劲，别于浙、皖成规，自成一派。
作画以花卉为擅长，效法陈淳、徐渭、朱耷、任颐，融合篆书笔意入画，气酣墨饱，气势磅礴，不落前人窠臼。
综观其书画艺术，皆以雄浑苍劲为显著特点。
特别是晚年，在挥洒自如中毫无柔滑、甜熟姿态，将气势的酣畅与笔画的苍茫、涩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风中残荷，傲骨凸显。
昌硕在书画篆刻方面的艺术成就，既是他多年勤奋耕耘的结果，也与他的文学修养、立身气度密不可分。
早年从艺于俞、杨，苦研辞章、训诂，中晚年则显其诗才敏捷，援笔立就。
昌硕也曾遵循当时多数文化人读书做官的道路，53岁时曾任江苏安东县令，但为官一月后，深感统治者压迫百姓之不公，即弃官而去，终身以艺术为业。
昌硕在世时，已是誉满天下的艺坛巨匠。
晚年寓居苏州、上海，传人众多，形成名扬天下的海派书画篆刻艺术，为中国的艺术领域注入新的气象，成为中国艺术百花园中枝繁叶茂的重要组成部分。
赏析吴昌硕撰写的《西泠印社记》，应对其习篆的历程进行一番分析。
吴昌硕的篆书，甚得益于对《石鼓文》的反复研习。
他在65岁时自记：“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早年昌硕临《石鼓》，循守绳墨，点画毕肖（见其46岁临写的《石鼓文》）。
石鼓文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秦地的文字，唐张怀瓘称石鼓文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一方面它与商周金文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它又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所厘定的小篆的始祖。
西泠印社·资料
创作背景1920年，吴昌硕罹患足疾，数月乃缓。
是帧写于1920年仲秋时节，时“足楚稍平”，故如释重负，写来轻松自如。
[2]4画家简介吴昌硕，浙江孝丰县人。
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
吴昌硕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
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
[4]不盈尺的小幅中，绘竹篱旁低矮的丛菊，淡墨渲染花叶，浓墨勾筋；焦墨写花，赭石东篱秋菊立轴设色纸本[1]填色；再用淡墨湿笔随意写出篱笆和枝干，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题跋中“乘兴涂此”句，流露出病痛舒缓后惬意的心情。
[1-2]绚烂的花朵离不开污秽的土壤，正如文人心中的菊都开在东篱一样。
自从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吟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历代文人就把菊端放在了自己心中，将菊种在了东篱之下。
菊已不仅仅是陶公的菊，这东篱也不仅仅是陶公的东篱了。
菊花满山野，东篱最高洁。
西泠印社1904年创建于浙江杭州西湖。
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
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
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
西泠印社的创立西泠印社创立于1904年。
时值清末，金石研究和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
众多的金石名家，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国粹，在杭州的篆刻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等人相聚西湖，研讨印学。
于是结社于孤山南麓西泠桥畔，“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西泠印社”。
当时清朝杭州府与钱塘县均以官府批文登记备案。
在西泠印社印社初创的10年，四位创始人团结同仁，集资、规划，“买山立社”，先后建造了“仰贤亭”等九处园林建筑，印社初具规模。
1913年，举行了建社10周年纪念大会，修启（西泠印社成立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发展社员，公推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为首任西泠印社社长，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
吴昌硕｜从仿作飞鸿堂到“重量级”篆刻大师60年
吴昌硕｜从仿作飞鸿堂到“重量级”篆刻大师60年吴昌硕是近代篆刻史上“重量级”的大师，习印过程与多数大家无异，都有着逐步发展、探索创新、成熟定型的过程，在不同地域和条件下，交友、学习、研究、创作等外在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伴随着他的艺术探索过程，其篆刻风格亦随之而变。
萌生与基础29岁之前，居安吉老家，风格多以模仿前人为主，取法对象主要有浙派的丁敬、黄易、钱松以及皖派的邓石如等，亦有相当的秦玺、汉印样式，偶有《飞鸿堂印谱》等流传甚广的集体印谱的痕迹。
美人香草小景在屈原词稿金彭挚父仓石刻于吴门寓馆。
（文彭款略）飞鸿此期印风，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初具潜质，为其篆刻生涯之“序篇”，作品虽优劣参半，却也是任何一位艺术大家所必经之路。
广收博览29—44岁，云游江浙沪各地，结交了诸多的金石书画家，见到了在老家安吉无以得见的各类金石拓片、名家真迹、印石原作等，眼界大开。
模仿借鉴的方向不再囿于浙、皖二宗，而将重点转移到以秦汉印章这一体系为核心的古代经典上来——细致而深入研究古代诸多风格，为其个人风格的塑造积聚了丰富的资源；进一步熟练掌握了各种字法、布局、线条等形式语言，得心应手、渐入佳境。
仓硕·俊卿之印（1877年，34岁）丁丑九月刻面面印，以便行箧携带。
缶记。
此拟穿带印，昌硕。
明道若昧（1884年，41岁）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甲申，仓硕吴俊刻。
安吉吴俊章京口月明船不哗，大江东去天无涯。
便须挂席翦沧海，击楫和以铜琵琶。
庚辰作于京口，仓硕。
三百里程争一日，望亭亭野接丹阳。
云沉水国天何远，秋入芦花气乍凉。
失路几惊穷鸟叹，踏车休笑老牛僵。
河鱼香稻纷纷饱，输尔南归雁数行。
丹阳道中。
竹里西风搜破屋，无眠定坐镫前卜。
谁家马磨声隆隆，大儿小儿俱睡熟。
寄内。
十月十五日还吴下，又刻。
癖斯（1874年，31岁）和嶠有钱癖，杜预有左传癖，非余斯焉癖斯。
甲戌二月，昌石道人。
溧阳程云驹长寿日利（1876年，33岁）丙子中秋后四日，为宽弟作，吴俊。
吴昌硕走近大师吴昌硕和他的后代们
吴昌硕走近大师吴昌硕和他的后代们吴昌硕(1844—1927)，号老缶，为我国近代画坛之巨擎，二十世纪书坛第一人，亦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是近百年来“海上画派”的一面旗帜。
在近现代中国书画史上，一代宗师吴昌硕的光芒最为耀眼。
吴昌硕在诗、书、画、印等方面造诣极深。
他的艺术道路与众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创新。
他的作品有一种雄劲苍茫的生命力量，一扫明清画坛萎靡柔弱之风，是时代与个性创新结合的典范。
即便最普通的花卉、山石，进入他的画面中，亦灵动、野趣，富含生命的感悟与哲性的启迪。
吴昌硕的艺术影响到他以后的二三代人，众多现代绘画大师或出自他的门下，或受他的艺术影响。
如近代海派诸家、北京画派的陈师曾、齐白石等，现代最具实力的几大家如傅抱石、李可染等无不源自于吴昌硕。
吴昌硕的影响甚至传播到了亚洲乃至世界。
日本书画界对他也极为推崇，专门铸吴昌硕半身铜像，赠西泠印社陈列。
艺术永远不会一蹴而就，没有艰辛的付出与深厚的积淀，大师的名号只能是空中楼阁、异想天开。
回首吴昌硕先生的一生，我们便能明白艺术恒久的分量和魅力。
今年是吴昌硕逝世80周年。
时光的流逝无损大师的煌煌业绩和赫赫声名，反而更添他在后人心中的熠熠光彩。
大师级人物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大师出江南，后人长相念。
如今，当中国经济建设日益红火的时候，当日本，韩国对自己本国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越发重视的时候，审视我们自己，艺术于中国究竟能走多远，老一辈们的硕果又是否能在我们一代一代的子孙后代中发扬呢?值得欣慰的是，大师吴昌硕的后代仍秉承着大师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粹继承、发扬与创新的宏大抱负，正齐心协力，宏艺中华。
走近一代宗师吴昌硕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名俊卿，字仓石头，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号缶庐，为我国近代画坛之巨擎，二十世纪书坛第一人，亦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
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吴昌硕的力作《花卉十二屏风》以16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吴昌硕书画作品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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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吴昌硕的一生摘要：如果说书画天地也有王国，有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号缶庐、老缶），堪称“帝王级”人物。
笔者不习书画，但这无碍于敬仰大师，深为家乡（浙江安吉）有如此大号人物而自豪。
吴昌硕未成名时，以艺会友，以金石篆刻铺垫，结交名人雅士，有心奔走于“朱门”，并非一个潜心书斋、甘于寂寞的宅男。
晚年是个“热闹人”，其社交生活呈流俗或迎俗取向。
爱赶“场面”，喜欢结交名流，留恋上流社会酬酢。
缶翁到老有虚荣心。
如果说书画天地有王国，有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号缶庐、老缶），堪称“帝王级”人物。
笔者不习书画，但这无碍于敬仰大师，深为家乡（浙江安吉）有如此大号人物而自豪。
介绍、评述、研究吴昌硕的文字很多，多从褒扬角度述其人其艺。
但在以尊崇之心仰望大师的同时，不妨换个角度，考察缶翁另一面。
既可见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也可略窥大师的立体性或多面性。
一中青年时期吴昌硕，热心交际、喜攀附名流。
太平天国战乱后，吴22岁，在安城芜园定居。
耕读之余，他和本邑施旭臣、朱正初、张行孚等文人多有交集。
当时寄籍安吉的外地士子，如潘芝畦、沈楚臣、袁学赓、钱国珍、徐士骈等，不论长辈还是同辈，吴亦多有往来。
年轻时，吴就表现出爱多方交友的外向型性格，尤喜和志同道合者切磋交流。
但在家乡能结识的名流或良师益友毕竟不多。
26岁后，吴不时外出游学。
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先后结识名儒俞樾、画家高邕之、金石家吴云等。
32岁时赴湖州，在陆心源家任司账，并协助整理文物。
借此平台，结识了丁葆元、施补华、凌霞等“湖州（潜园）六才子”。
36岁时编成《篆云轩印存》，携往杭州，请俞樾题辞，有借名人以自抬的考量。
39岁结识晚清大书法家、经学家杨藐翁。
40岁在苏州与当地望族、著名收藏家、朝廷大臣潘祖荫结交。
47岁，结识金石学家、高官吴大澂。
在攀援名流上，一直“可持续发展”。
吴昌硕看重中青年时期的交游。
49岁时作回忆生平交游事迹系列文二十余篇，结集为《石交录》，以志师友之谊，多少也有自炫人脉之意。
他自我总结：“自余策名微秩，十余年来，风尘奔走，德业不加进。
每思之未当不悔。
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
”还说：“非敢引公自重，然不可谓非受知。
”话说得有点圆滑。
这些结交对象不乏达官贵人。
如陆心源任福建盐运使，吴云官至苏州知府，潘祖荫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杨藐翁曾任常州知府，吴大澂曾任广东、湖南巡抚，工部左侍郎。
这些人兼具书法家、学者、大收藏家等身份。
吴还期望高攀更重量级的朝廷要员。
1894年，他在北京拜谒翁同龢不遇，即以诗和印谱赠翁。
当时以篆刻出名的吴，曾多次主动以印章赠当朝重臣，盼其援引。
他刻过“张之洞”一印，还为直隶总督端方治印。
“雅贿”说不上，“干谒朱紫”则无疑问也。
当然，吴昌硕并非只攀援权贵。
其挚友中，也有毫无官场背景的职业画家任伯年，贫困潦倒、一生清寒的蒲作英。
总之，吴昌硕尚未成名时，喜欢以艺会友，以金石篆刻为铺垫，结交名人雅士，有心奔走于“朱门”，并不是一个潜心书斋、甘于寂寞的宅男。
不过，和众多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型官员交往，并没有让吴沾染官场习气，而在学识和眼界上获益颇丰。
吴昌硕研究专家丁羲元在论及其广泛交游时说，这“对吴昌硕的艺术形成及其一生艺术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信然。
二仕途情结和遗老心态分别贯穿吴昌硕前半生和后半生。
吴22岁时考中安吉县补考庚申科秀才。
后来很长一段时期，他对功名的渴望虽未淹没习艺的热情，但仕途之想一直念兹在兹。
其心理动因大致有三：一是想为家族增辉。
吴有“我祖我父皆通儒”“回思祖德诵清芬”等诗句。
明嘉靖年间，其先祖中先后有兄弟父子四人考取进士，号称“父子叔侄四进士”，并分别官至中央或省级大员。
吴想以仕途发达为家族增光，有宗族文化传承之因。
二是现实生计所迫。
29岁成亲到整个中年期，吴昌硕的生活状态可谓清苦乃至惨淡。
“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
”（《饥看天图自题诗》）鬻艺为生，不足以养家糊口。
1885年，吴41岁时在某印章上刻“功名未成”边款。
1884年，吴又自取“印丐”号并刻自用印，还自嘲“刻印只能吃到菜饭”（相比与后来“画画可吃到肉饭”）。
艺术之外，吴身无谋生之别技，欲改变生活窘境，也只有期望在仕途有所斩获。
三是吴昌硕较早就厕身于“体制内”。
38岁时，在苏州经友人荐举为“佐贰”小吏（帮助主官处理事务者）。
自嘲为“酸寒尉”的吴，也算踏入了仕途。
公务之余，他以书画为媒介结交名儒大宦，其中不乏欣赏他的人。
他一心期盼得到“贵人”提携。
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同乡丁葆元保举下，吴56岁时，破例得到淮安府安东令（今江苏省涟水）截取县令的实职。
虽只当了“一月安东令”，但不妨说在辞去安东令前，“吴昌硕曾对仕途不离不弃，以之为人生唯一正途。
”（吴晶语）在60岁前，做纯粹的艺人并不是其人生终极目标。
一位在混乱的封建末世，半生营求入仕的文人书画家，最终自觉放弃仕途而转向市场活跃的海上艺林，以书画为职业和志业，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大师的必然选择。
缶翁的人生和艺术之路，在近现代书画史上颇有特殊意义。
相映成趣的是，吴昌硕的遗老心态在晚年一直挥之不去。
1912年是民国元年。
这一年他开始以字行，自刊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
此年作此举，显然有本名（俊、俊卿）已殉清之意味。
民国前期，他在上海仍以故清廷官吏之身份，频繁与一些著名遗老交往。
在《缶庐集》卷四中，常“写有背于时代潮流的对逊清的孤忠”（王家诚语），如：“帝王家在山河破，雅训何堪续内讧。
”在缶翁看来，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内讧”。
难怪在清朝灭亡后，他有时书画落款居然还是“宣统××年”。
吴昌硕大半辈子生活在清朝，接受的是传统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
他当过清朝的官，结交的对象不少是清廷旧官僚。
从内因外因看，缶翁不做遗老也难。
晚年身边不乏遗老遗少。
如民国以后，郑孝胥以大牌遗老曾蛰居沪上，与吴交往颇频繁。
十多年间，彼此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诗酒流连的交谊。
郑孝胥《日记》屡及吴昌硕。
民国十四年（1925年），郑还为吴之子吴藏龛代订润格。
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个人情感上，吴昌硕对民国心存隔阂，甚至有违拒心理。
其墓志铭由陈三立撰文、朱孝臧书丹、郑孝胥书盖。
人选想必正合缶翁心意，因这三位皆大号遗老也。
台湾王家诚在其《吴昌硕传》中，对缶翁的遗老情结多有说辞，然缺乏“同情的理解”。
不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对晚年吴昌硕几乎毫无影响，可见其时他已明显落后于时代。
三吴昌硕虽不乏艺术家性情，但在为人处世上多有世故的一面，称得上人情练达。
69岁到上海后，他敏锐觉察到浙江人、湖州人在上海的地缘和人缘优势，便充分利用同乡之谊和原先的人脉关系，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和周旋于海上诸团体，如书画会、印社、诗社、同乡会等，在社交活动中扩大自身影响，逐渐确立并彰显艺坛领袖地位。
还自立社团，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在吴昌硕定居上海之初倡议成立。
同时，广收弟子（晚年先后投其门下执弟子礼的多达百余人），以壮门庭声势。
再加上王一亭等海上达人及日本友人的大力追捧，缶翁晚年尽得地利人和。
在待人接物上，缶翁也自有心计。
如他有“大聋”之别号，表面上指晚年重听，其实是取装聋作哑、以聋自晦的姿态。
耳聋心不聋，颇有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之用意。
其诗友诸宗元曾戏探着问他是否“聋以自晦，其有托耶”，吴含笑点头。
不愿听的就装作听不见，“大聋”其实不聋。
篆刻家陈巨来说：“有时其子女细声谈论老人贪吃零食等等，渠必声辩不认多吃。
故有人云他的聋是做作云云。
”在小事上也可见吴昌硕不乏“计谋”。
他酒量不大，家中待客时，却频频举杯祝酒。
原来他用一只特制的青瓷杯，大小看上去和别的酒杯一样，但杯身、杯底特厚，可盛之酒很少。
客人用常规杯，主人用特制杯。
秘密被揭穿时，缶翁妙语解颐：“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
”吴昌硕晚年享有盛誉，很多人向他请教。
然在艺术品评和传授上，他常以打哈哈的腔调敷衍之。
对他人作品笼统地称好，很少发表实质性意见（对潘天寿这样的天才则另当别论）。
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诣缶庐进谒……余以所作印存汇订一册，恭敬呈求匡谬。
乃渠一手接了印册，只见封面，未阅内容，即连连说道：‘好极了，好极了，佩服佩服。
’余对之深为不满。
”后来，陈又向吴昌硕请教篆刻刀法，“昌老云：‘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没有的。
’”不过，这倒合乎其大师口吻。
李可染中年时向90岁的齐白石请教“笔法三昧”。
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了好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
”南吴北齐，大师腔则一。
不过，当缶翁得知陈巨来是自己当年在苏州时老友的子侄辈时，“乃改容相对”，其“所说、所示范，无一不诚恳异常”。
另外，吴昌硕在日常生活中不失艺术家性情的同时，也略有放任之嫌。
比如晚年在上海喜欢出席各色应酬，且常吃花酒。
冒鹤亭在《孽海花闲话》中，不客气地爆料吴昌硕与赛金花相会的一桩糗事。
黄裳《珠还集》里有《吴仓硕小笺》一则，记缶老当年应邀去妓院吃花酒而留便条的掌故。
不过，黄裳有持平之论：“吴仓老是近代鼎鼎大名的画家、书家、印人。
我也看过几本他的传记，记载的大抵是他怎样刻苦作画、吟诗、刻图章的故事，但对画家生活的全貌却不大清。
这张便条使我们知道他有时也吃花酒，就很有价值。
好像也不会成为盛德之累。
因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无法跳出那个具体环境，这一切原是很自然的。
”以前吃了那么多苦，如今乐享人生，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书画本身是一门感性的艺术。
至于缶翁晚年乐当女戏子的干爹，多少就有点流俗了。
陈巨来说：“其时大世界大剧场有小女伶名潘雪艳者，面貌娟秀，一无伶人习气。
吴、况（况周颐、号蕙风，著名词人）、朱（朱孝臧，号彊村，著名诗人）三公群相赞美。
步君（沪上小报娱记）遂提议拜三公为寄父，三公一致同意。
乃由步君设席于先外舅（况蕙风）家中，宾朋满座。
朱丈端肃如恒，昌老与先外舅，欣乐高兴，一洗平日道貌岸然之态矣。
”再如王一亭不时请吴昌硕到“六三园”（日本人在上海的一家私人高级会所）聚餐，席间常听日本歌妓叶娘鼓琴。
吴有多首写六三园招饮的诗。
如《六三园樱花齐放约贞壮一亭往游，叶娘鼓瑟花下》，内有“琴声入耳风泠泠……似诉似泣传幽情”之句。
另一首中则写道“杏失故态娇，桃羞静女姝……携手素心人，蹑级苔径行。
”喝花酒赋诗，语不乏暧昧。
如今还有一张摄于1926年的传世照片，吴、王两位听叶娘弹琴的三人合影。
1935年，上海《新闻报》在社会新闻版刊出此照，并题为《大师情事》，披露一代海派书画巨擘晚年的桃色秘辛：与合影中弹筝的艺伎有红颜白发情。
此类花边新闻，可能是无良报人为博眼球而捕风捉影或胡编乱造。
不过，陈巨来说的一则轶事恐非空穴来风：“昌老在七十前，曾纳一妾，未二年，即跟别人不别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