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了解：洋务事业兴办的历史背景和洋务事业的主要成就运动。

理解：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掌握：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历史作用。

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已经有了接触和交往，但在泱泱大国的心态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排斥，认为西方先进科技是"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僚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了解和认识西方。在内外交困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一些开明官僚在被迫与西方交往过程中，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希望通过局部的改革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产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一）洋务派的形成及构成

1、洋务派的形成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新政又称“同光新政”,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从事交涉和签订条约,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聘请洋人,雇佣外国军官，依洋法操练军队,用西法开矿筑路设厂建造,兴办航运,电报业,以及学习外洋科学技术,兴办船政,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活动.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中央机构，它的出现标志着朝廷承认“夷务”升格为“洋务”，其办事大臣奕 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奕 是洋务的支持者而不是实践者，洋务派的主要势力和作为都在地方而非中央。地方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堂等.

洋务派为什么要兴办洋务呢？在奕 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威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腹之害”，而俄国则是“肘腋之忧”，英国是“体肢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军）、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对于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 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寻制器之器”。也就是说，洋务派兴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制造洋枪、洋炮用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

2、洋务派阵营的构成

洋务派是对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这一群体并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是后人赋予的规定性称谓。根据洋务派掌握的权力和在当时政权中的地位，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

（1）以奕 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

祺祥政变后，同治皇帝即位，两宫垂帘听政，而实际政务由议政王奕訢负责处理。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奕 集朝廷大权于一身，倚靠文祥、宝鉴、

董询等人为左右手，并开始重用汉族官僚。经过努力，使清政府度过了因为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 等人看到当时清王朝的衰落和与列强交往的增多，主张顺其自然，兴办洋务。形成了以奕 等人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

（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由于奕 功高震主，为慈禧太后所猜忌。1865年4月，她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的罪名，罢斥奕 ，革去他的议政王称号。奕 经此打击，锐气大减，遇事小心谨慎，不敢违抗慈禧太后的旨意。1876年文祥死后，中央权贵派势力削弱，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谓清王朝的“四大中兴名臣”）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

这两个类别的人物尽管在许多方面包括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方面，不无矛盾和分歧，但总的说来，在对待洋务方面是志同道合，上下串通，内外配合，共同构成洋务派群体。如果就它们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实力判定强弱主次的话，那么是以汉族地方实力派实力较强和更居主要，因为从人员阵容上说，汉族地方实力派人多势众，从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所属的主要事业上看，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搞起来的。

（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很复杂，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利用。“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