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滥用的抗生素

被滥用的抗生素由于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超级病菌”来袭中国黄小洁的相亲再次宣告失败。

对方是一个军官，回复介绍人的理由是“她的牙齿不健康”。

这已经是黄小洁的第N次相亲失败了，并且依然是同一个失败原因。

作为护士的黄小洁拥有清秀的相貌和苗条的身材；影响她相亲结果的，是她一口灰黑色的牙齿——典型的“四环素牙”。

黄小洁只是千千万万个因小时候过多使用四环素来治病而导致“四环素牙”的受害者之一。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四环素在中国一度被当成了“万金油”在使用。

然而，随后更多种类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留下的就不再只是如同“四环素牙”一样的简单印记，而是催生了具有强耐药能力、医生对它几乎束手无策的“超级细菌”——今天，具有强耐药能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抗生素滥用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从弗莱明1929年发表《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论文算起，抗生素与人类疾病的作战已历80年。

然而，当第1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月24日)来临之际，我们却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个结核病病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单在中国，目前就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50万。

曾经因为抗生素的杀菌威力而一度近乎绝迹的结核病卷土重来。

更要命的是，今天的结核病病菌多数是具有强耐药能力的所谓“超级细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无抗生素时代。

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抗生素的滥用，促使细菌进化至耐药；同时，曾经遥远的“超级细菌”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度接近。

2009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传口号仍为“我来控制结核病”。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针对这一主题切实的做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珍惜仅存的抗生素资源，停止对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

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10～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本刊记者/蔡如鹏严冬雪文/李赫然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但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

”刘正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

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

“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

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

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

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的诞生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超级细菌”了。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

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的病菌，可引起皮肤、肺部、血液、关节感染。

当年，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时，用来对付的正是这种病菌。

在抗生素发现之前，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的主要杀手之一，医生拿它根本没有办法。

青霉素的问世，使它的猖獗有所收敛。

但随着青霉素的广泛使用，某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开始出现了抵抗力，能产生青霉素酶，破坏青霉素。

为了对付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科学家又研制出一种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

1959年应用于临床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仅时隔两年，在英国又出现了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MRSA对许多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进化出来后，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据估计，每年大约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住院治疗。

中国尽管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MRSA，但这种“超级细菌”蔓延的速度却十分惊人。

1978年，医务人员在上海抽检了20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出的MRSA还不到5%。

“而现在，MRSA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刚刚完成了一份针对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的研究报告。

这意味着，在医院的病人体内，有超过六成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难以杀灭的MRSA。

与MRSA同样具有强耐药性的泛耐药肺炎杆菌、泛耐药绿脓杆菌，则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耐药，它们被称为“超级细菌”。

2006年10月，肖永红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大政策性研究课题“抗生素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课题组对北京、湖北、四川、山东、宁夏五省市区的调查显示，目前国际医学界公认的“超级细菌”在中国已十分普遍，它们已经成为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事实上，医院正是“超级细菌”产生的温床。

美国传染病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莫勒林说，MRSA最早就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中。

10年以前，有关它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医院或者疗养院里。

“它们之所以在医院里流行，是因为那里使用抗生素频率与强度最大。

”肖永红说。

他们调查发现，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外科患者更是几乎人人使用，比例高达97%。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

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

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张永信教授惋惜地说。

与此同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乐意使用新型、广谱抗生素，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用于严重感染、挽救患者生命的。

肖永红说，医院使用最多的10种抗生素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型抗生素。

耐药性越强，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

肖永红等专家调查发现，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11.7%)比普通感染的病死率(5.4%)高出一倍多。

也就是说，如果你感染上耐药菌，病死的几率就增大了一倍。

据此推算，2005年全国因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抗生素无处不在抗生素，中国人习惯叫“消炎药”，作为家庭的最常备药，人们只要有点儿头痛发热，都会习惯性地吃上几片。

肖永红等人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除去原料出口(约3万吨)外，其余1 8万吨在国内使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人的10倍。

“可以说，当今几乎没有一个人一辈子未曾用过抗菌药。

”张永信教授这样介绍抗菌药物。

以拥有1 600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例，近五年的抽查发现，40多家样本医院使用的各类药物中，抗菌药物的费用高居首位，年消耗5亿～9亿，约占全部药品费用的1/3。

在所有药品里，消费前十位中，抗生素占去半壁江山，如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由这些数据可见，抗菌药是何等常用。

感染虽然仍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但毕竟已不是国人死亡的首要病因，其药费却仍占首位，那就难以解释了。

”张永信说，对于当今抗菌药物，尤其是抗生素，人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据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49%，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18%～21%。

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

在肖永红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

由于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大约在45%左右。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左绪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分娩感染，妇产科长期以来都是抗生素滥用重灾区。

根据他们科室多年来的监测显示：目前青霉素的耐药性几乎达到100%，在这种情况下还使用抗生素，除了浪费钱财，并无其他意义。

因此，在长宁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左绪磊对科室医生们的抗生素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

“在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

”肖永红说。

然而，这些药物并非用于治疗生病的动物，而是用于预防动物生病。

因为目前大规模集约化饲养，很容易爆发各种疾病。

另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已是养殖业内通行的做法。

有一种理论说抗生素杀死了肠内细菌，减少了它们对能量的需求，使得动物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长得更快。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农场周围的空气和土壤中、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零售的肉和禽类中，甚至是野生动物体内到处都充斥着抗生素。

这些抗生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蓄积。

它不仅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而且能把人体变成了一个培养“超级细菌”的小环境。

刘正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许多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既没有传染病史，也没有住过医院，病因十分蹊跷，“这很可能与环境有关”。

政策：有制定，无执行抗生素滥用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科学家和政府的注意。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2001年，他就受卫生部委托，开始参与编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这一原则于2004年颁布实施，并首次在中国国内建立系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

张永信也参与了这一条文的制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份《指导原则》中，全面系统地把中国细菌状况、抗菌药物情况、合理用药原则(比如什么情况要口服，什么情况要注射，什么情况要静脉给药，什么情况下要多药联合)都规定清楚，目的就是规范医生用药。

“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问题依然很严峻。

”吴永佩说。

2003年6月，SARS席卷中国期间，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发表论文《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与“非典”发生的启示》，文中指出：在举国上下抗击SARS的战斗中，更应充分认识到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危害，更应加强抗生素使用管理，防止广大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为防治SARS而滥用抗生素，在短时间内出现耐药微生物的急剧增加，再次引发新的问题。

其后，新华社记者据此论文写成“内参”，被国家有关领导人阅读后作出重要批示。

以致SARS期间，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抗生素科学使用的具体建议，被下发到各省有关部门。

令人惋惜的是，这并未阻止抗生素类药物在SARS期间的大量使用。

在90多家医药类上市公司里，1/3的上市公司牵扯到SARS药品的生产，其中真正获益的主力即为生产抗生素的企业。

华北制药、鲁抗医药、华北制药、白云山等医药公司，其一线的销售业绩和该公司的股市表现一样全面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