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起源诠释中的理性与情结

中文摘要：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进展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大小及其指向性也是变化的。

因此，作为历史过程的大学特征变化，既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也有断裂性和背叛性。

所以，当我们想要通过追溯中世纪大学而获得对于现代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解释时，就必须对于大学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继承性与阻抗性具有充分的认识。

唯此，才能厘清我们思维和诠释中的理性和情结。

关键词：现代大学；中世纪大学；大学起源；当代关于大学诸多问题的探讨和理论演绎，尤其是高等教育史学研究，都难免回到大学起源问题上来。

因此，关于大学起源，就有了不同学者的个人叙事以及围绕叙事所产生的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发生在对于“史实”的叙事角度及分析评价方面。

迄今为止，这些个人叙事相互之间的争议依然在继续，这也许这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过程。

因为，正如争议背后所呈现的事实那样：由于学者个人心智品质[①]的不同，给予同一历史事件和现象以不同的解读。

这种个人心智品质，既包括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个人知识结构和理性认知能力，也包括基于个人情感的价值取向偏好和潜意识支配下的个人思维盲点或规避。

大学，作为一个纵贯人类文明几千年沧桑变化历史的社会组织，她的组织建构权力、组织文化价值取向、组织资源获取方式、组织活动内容和方式等，都无不经受几千年历史过程中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知识进步等变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帕金曾经说：“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

[②]的确可以说，迄今为止，在历史的、社会的开放视野中，即使出于人类理性的共同探索，我们对于大学的研究还相当贫乏，我们对于大学的见识还相当无知。

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在国内外，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正在慢慢展开，并且这种多学科研究已经初步表明：形成珀金所言的尴尬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学或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独特而奇妙的地位所造成的。

之前，大学在社会权力的构成中，其地位是边缘化的。

自大学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以来，在当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中，她正在悄悄地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轴心）地位。

不过，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关于当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研究不可或缺且相当紧迫时，多学科研究视角发现，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如此成分驳杂、价值多元的系统，很难概括性地对其进行阐释和预测。

当代社会的进步，逐步在把大学推向社会中心时，使她不得不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学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服务社会；其二，大学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存在。

在第一个问题中，社会追问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当代功用；在第二个问题中，大学和高等教育诉求自己的社会独立性以及生存合法性。

在围绕这两个方面所展开的思维和话语中，人们往往从大学发展历史中寻找回答问题的经验性依据。

由于如上所述的认知局限性，我们在探讨现代大学起源时同样缺乏开放的视野或多学科视角。

因此，本文也难免存在由于以上原因而产生的局限。

但是，人类的认知活动和成果总是在残缺中进步，本文力求从更开放的视角展开自己的叙述，以磋商的态度丰富我们的认识。

一、现代大学起源与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权力构成如果把古代社会的智者传授知识或传播信仰的活动——比如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等、东方古中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和春秋时期的孔子等——算作高等教育活动的话，那么，在没有大学组织之前，高等教育活动很早就开始了。

同时，根据教育史记载，无论东方或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

但是，人们并不把柏拉图的“学园”和中国春秋时代的“稷下学宫”看作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而是把西欧中世纪出现的“教师行会”和“学生行会”[③]组织，看作是现代大学的母体。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行会组织”，与早期柏拉图的“学园”，或古代中国的“稷下学宫”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不同于柏拉图的“学园”，它不是智者个人潜心思考或作为教师单独传播知识的场所，而是有组织的教师群体在从事教学工作。

第二、它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社会王室“养士”风气的延伸和养士制度的变迁。

它以“官办民营”的形式运作，目标在于服从齐国图谋政治霸权的需要。

虽然各家各派学者云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各家学者思想争鸣的论坛，教学是其附属活动。

第三、就知识传播的内容和应用方向而言，无论“学园”或是古中国的“稷下学宫”，都不传播面向民众社会的职业知识，例如医学教育。

第四、中世纪教师行会还是一个职业教师的再生产组织，一个大学“毕业生”或学者是否适合作大学教师，要经过教师行会所规定的评价程序，比如公开辩论以及之后的教师行会的集体决断等。

第五、就办学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言，早期学者个人化的教学活动，很容易遭遇外部力量（政治的与社会的）干预。

比如柏拉图的流亡生涯和他“学园”的存亡、齐国的兴衰和“稷下学宫”的存亡、孔子的周游列国和他四处碰壁的学问传播等，都有外部力量干预的影子。

中世纪大学则不同，他们以集体的力量抗衡来自城邦市民社会、世俗王权或宗教权力的干预。

即使主动或被动地迁徙校址，即使有教师离任，仍旧能够保证有组织的教学活动。

第六、最为关键的是，中世纪大学设置文、法、神、医四个学部，这种多学科教学机构的建制方式，与知识演进历史中的现代学科理论“范式”相互促进。

[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大学还创立了学位制度。

如涂尔干所言，“要是有一个中世纪的学生回到我们中间，听我们谈论大学、院系、学院、业士学位、执教权、博士学位、学习课程、常设课和非常设课，很有可能这样想，除了从前使用的拉丁词被法语词所取代，其它一切照旧。

只有当他坐进我们的讲演厅或课室，才会体会到已经发生的变化。

他会就此看到，学术生活已发生了转型，但依然在中世纪为它挖就的沟渠里流动”。

[⑤]第七、值得重视的是，中世纪大学是西欧城邦社会民众需求的产物，她既是满足西欧城邦社会民众职业知识需求（比如波隆那大学的诞生和医学教育）的产物，又是西欧城邦社会民众追求精神自由和信仰自由（比如巴黎大学的诞生和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的叛逆性思想）的产物。

因而，中世纪大学同时还是一种的跨越“国家”（城邦）的世界性民间组织。

如果以上所分析和列举的中世纪大学特征是客观的，那么，可以说，前五个特征主要是中世纪大学与古代大学的区别，第六个特征既把中世纪大学区别于古代大学，又把自己与现代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第七个特征，是中世纪大学所独有的，既区别于它之前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又与现代大学特征相阻抗。

因为，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也是大学国家化过程。

大学国家化过程的特征之一，就是伴随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实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认同化和统一化过程，大学的文化使命从自由探索转化为权威灌输。

所以，从后两个特征看，中世纪大学既具有现代大学的起源性质，同时也具有反现代化、反国家化性质，包含着大学后现代走向的基因。

针对中世纪大学产生这一历史现象，有不少学者和思想家作过分析和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说：“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⑥] “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⑦]“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⑧]可以说，历史学家珀金从社会权力构成和文明发展基础两个方面解释了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民众社会精神生活的“适配器官”。

[⑨]他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要以中世纪具有反叛精神的院哲学家阿贝拉尔和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注脚，并不能充分解释中世纪最初以职业教育起源的大学类型，如波洛尼亚大学（波隆那大学）产生的社会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他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角度，解释了当时欧洲民众社会渴望从宗教束缚中寻求精神解放和自由，以及基于这种渴望在权力空隙中所进行的创造性社会组织建构。

中世纪大学是一种民间组织，它不具有后来的民族国家大学的“上层建筑”性质。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这样解释教育的起源：“浅言之，教育的发生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

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地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生活是集体社会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给予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

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

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变迁。

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易。

”杨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中世纪以职业教育起源的大学具有直接的、充分的解释力。

如果我们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在西欧权力结构分裂的中世纪，民众社会如何可能从追求精神生活自由的向度建构起民间组织性质的“适配器官”。

我们还不难从社会权力构成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大学产生的社会机制，并有效地做出它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的比较性分析。

关于关于中国古代大学（或称儒家高等教育机构）产生机制的研究，已经通过零散而又关联的成果达成一个结论：文化发祥很早的古代中国，在以农业社会为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背景基础上，建构了适合这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背景的、自我谐同性极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谐同性之下，儒家学校作为一种最终教育价值选择结果被予以肯定。

儒家学校在学科建制和教育内容选择方面，与中世纪大学相比具有巨大差异，既不能适应现代学科知识发展逻辑，又不能帮助国家适应近现代国家遵从“强权就是真理”的生存法则，最终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落以及它所服务的国家形式的消亡。

至于说中国古代“大学”是否可以称为大学，以及它与中世纪的大学在现代大学意义上的检讨价值，稍后进一步讨论。

二、中世纪大学的“反现代化”属性和特征在脱离事物发展时空逻辑的前提下，声称一个社会的先在之物，反对不可预见的后来之物，这本身具有悖论性质。

但是，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这一命题得以建立的思维逻辑是：我们至今还拥抱着中世纪大学的理念或幻想，把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或行为准则来诉求和评价今天的大学。

所以，不是中世纪大学本身具有反现代化的属性和特征，而是现代人以一种价值观赋予中世纪大学以反现代化属性。

为了使这一判断得以成立，我们从比较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特征开始分析。

可以这么说，现代大学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结果。

虽然现代化运动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相重叠的，主导这场运动的最终主体是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化运动有几个主要向度：第一、在社会政治权力构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