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脉络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酝酿期：1840-1898；

发生期：1898-1917；

发展期：1917-1949

（１）1917五四运动前夕—1927大革命失败

（２）1927大革命失败—1937抗日战争爆发

（３）1937抗战爆发—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二）现代文学的源头、前奏—近代文学

（１）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导致哲学思潮上的“求变”，外来哲学思潮（如《天演论》的进化论思想）的引进，推动了文学思潮的更替、发展。

（２）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和思想解放高潮兴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五四新文学的质变（从封建贵族文学向平民大众文学的转变），早已蕴藏于近代文学的量变之中，《官场现形记》等现实主义谴责小说出现。

（３）近代鸳鸯蝴蝶派文学、言情文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成为现代言情文学的源头。

（４）近代翻译文学是产生五四新文学的外因。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强化了民主意识、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外来文体、文风、口语特点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外因基础。

（三）近代对文学优秀传统的激活和发展

（１）文学发展观的启示；强调“变易”的思想，康有为的“善变以应天”、龚自珍的“自古及今，法无不变”等求新求变思想与传入的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

（２）“经世致用”传统的发展；主张文学应与“当世之务”相结合，为社会现实服务。

（３）启蒙文学思想的影响；反对程朱理学对人的情感和个性的束缚；摒弃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温柔敦厚”的美学原则；对世俗生活和普通人情的注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趋向。

“诗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他以为,中国如果没有“诗界革命”，那么诗运就将断绝。他认为“诗界革命”应达到三个标准：“新意境”，“新语句”，“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所谓“新意境”：就是“理想之深邃闳远”；所谓“新语句”：指来自欧美，表现新思想的名词术语。所谓“古人风格”，就是要“渊含古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主张，有其革命的一面，但也有其保守的一面。那就是革其精神而不革其形式。显示出革命终不彻底的一面。

“新文体”

——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发表政论时创造的一种新文体。这些政论具有空前开拓的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白之间。条理明晰，笔锋含情，有很强的鼓动性。“新文体”是梁启超借鉴了日本和“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而创造的过渡期文体形式。“新文体”突破了桐城派古文的藩篱，便于表达新的思想。

小说界革命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向来没有正统地位，只能附于“四部”子、史部中。严复、夏曾佑鉴于“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于是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出发，提出“小说为正史之根”。第一次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在小说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梁启超在严、夏之后，从小说具有的“启蒙”、“新民”社会功能角度，把自古视为卑贱文体的小说提高到史无前例之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四）近代文学的特征和四大谴责小说

中国近代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李嘉宝（字伯元，江苏武进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字研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佛山人）

《孽海花》——曾朴（字孟林，号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

《老残游记》——刘鹗（字铁云，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图人）

清末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

近代文学特征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

（１）深重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２）犀利的社会批判、道德鞭挞；

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

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１）五四新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不彻底，未从根本上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社会思想领域为配合袁世凯称帝掀起复古逆流；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

（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

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两大口号：民主（Democratic）与科学（Science）

（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酝酿过程中，派生了五四文学革命，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４）五四文学革命发起与开展情况：

主要发起者：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李大钊（1889-1927）、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

主要阵地：《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新青年》编委会成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

《新青年》：

《新青年》：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1915年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和社会进化论。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发表于《新青年》文学革命重要文献：

（１）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期（通信栏）胡适率先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２）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5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八事”概括为“八不主义”，提出“文言统一”的主张，打出白话文和施、曹、吴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之正宗，正式揭开文学革命序幕；

（３）1917年2 月《新青年》二卷六期《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阿谀的、雕琢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４）1918年12月《新青年》五卷六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倡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文学，对胡、陈的文学革命理论具体化和深刻化；

（５）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五号，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提出人的文学应该以广大平民为主要描写对象；

（６）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由李大钊主编，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二、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理论及文学译著：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史妥夫人《黑奴吁天录》、《一磅肉》（莎剧）；林纾译小仲马《茶花女遗事》；鲁迅、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外国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１）引起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

（２）对创作方法的明确意识和自觉运用；

（３）文学题材和主体方面的新突破；

（４）促进了文学题材的创新和创立；

（５）极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艺术描写手段。

三、新文学社团与流派

１、主要社团：

（１）文学研究会——1921.1在北京成立，由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十二人发起。

文研会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一般的问题”。会员的创作多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尤其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矛盾与冲突。创作方法上强调写实主义，故习称“为人生”派。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文研会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

（２）创造社——1921.7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穆木天等。

文学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追求文学的美感，同时也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因而文学主张本身存在矛盾。创作方法上倾向浪漫主义。侧重自我表现，有浓重的抒情色彩。文学史习称“为艺术”派。

创作社会刊：《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

创造社以1925年“五卅”惨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因增加了李初梨、冯乃超、李一氓、阳翰笙等人，他们提出了“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使创造社出现“左”倾倾向。1929年终被当局查封。

（３）新月社——1929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胡适、余上沅等。多为英美留学生。最初开展戏剧活动，1925年以徐志摩为核心逐渐形成新月诗派。1926年６月之后，由于徐、闻等人陆续离京南下，新月社无形中解散。1927年，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诗刊》季刊，成员增加了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方令孺等，形成后期新月派。新月社至1932年停止活动。

新月派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团体，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比较重视。创作上倡导新格律诗，对中国新诗发展有较大贡献。

（４）语丝社——由《语丝》杂志主要撰稿人形成的同人团体。《语丝》杂志1924年11月创刊，主要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因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获“语丝派”的称号。

语丝社的文学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因而积极开展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主要成员有：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等。鲁迅是语丝派的主将。

（５）其他社团——未名社、南国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等。

四、五四文学创作实绩及其特点

１、实绩：

小说方面—鲁迅《狂人日记》（1918/5《新青年》）《孔乙己》（1918/12）《药》（1919/5）……黄庐隐《海滨故人》（1917）

新诗方面—郭沫若《女神》（1921/8）胡适《尝试集》（1920/3）沈尹默《人力车夫》《三弦》、刘大白《卖布谣》《田主来》、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相隔一层纸》《滑稽歌》《学徒苦》、汪静之《蕙的风》、周作人《小河》，以及朱自清、鲁迅（唐俟）、冯雪峰、康白情等人的诗作

散文方面——最早五四散文由于文学论战需要，多为议论文，1920年周作人的《美文》是白话散文由议论文向抒情文演进的转折点。

抒情文（美文）代表作家——朱自清、俞平伯、冰心、周作人等；

议论文（随感录）代表作家——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

剧本方面——胡适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3）、汪仲贤《好儿子》（1921）

第二章鲁迅

一、生平与思想发展道路

１、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志士

（１）家庭与童年（1881-1898）

1881.9.25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周福清（字介孚），父亲周凤仪（字伯宜），外祖父鲁晴轩，母亲鲁瑞。周树人，原名周樟寿（字豫才，笔名鲁迅），二弟周作人（魁寿），三弟周建人（松寿），四弟周椿寿（早夭）

（２）南京求学和接受进化论思想（1898-1902）

1898年鲁迅来到古都南京，进入南京水师学堂管轮班（机关科）学习；次年初，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物铁路学堂，学习矿业科，1901年底以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1902年春，考取官费留学资格，赴日本留学。

南京的学习生活不仅使鲁迅走出故乡，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使他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著作及其文学作品，接触了后来对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进化论”（赫胥黎著、严复翻译《天演论》）从此进化论的思想成为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武器。

关于“进化论”：《天演论》又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的重要著作。比赫胥黎早几十年的达尔文著有《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其学术的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物种强盛和生态平衡的规律），阐明了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基本法则，这一学说给教会的“神创论”以及物种不变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以致命的打击，被列宁称为“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自然界的发展变化。”

赫胥黎借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则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因为赫胥黎只生物的人，而非“社会的人”。《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半部分阐述自然进化的理论是科学的，后半部分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是唯心的、不科学的。

《天演论》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世界万物处在不断的、激烈的发展变化之中，新形态的出现和旧形态的消亡是自然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赫胥黎学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鲁迅所接受的部分。

鲁迅从憎恶和反对旧的封建制度的要求出发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这种反封建的愿望和要求促使他吸取了进化论中的积极因素。从进化论中，他得出了“将来必胜过去，青年必胜老年”的观点。其论文《我们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都是从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的。因此，鲁迅进化论的特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尚不能认识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质。

（３）日本留学与弃医从文（1902-1912）

1902年春—1909年夏，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经历了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仙台学医、东京从文三个阶段。

弘文期间：鲁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跑书店，听演讲，往集会，追求新知识和真理。赴日不久和同学许寿裳一起剪掉了辫子。1903年写下著名的《自题小像》，体现了强烈的爱国反封建思想。撰写文言小说《斯巴达克之魂》，宣扬战斗到底的斗争精神。

仙台学医：1904年鲁迅耻于与清国留学生为伍，来到偏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希望通过医学救国。1905年下半年因课间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认识到“第一要著是救治国人的灵魂”，遂于1905年底决定弃医从文。1906年回到东京。

东京从文：回东京后，鲁迅主要从事文艺活动，评介外国优秀文艺作品，编译了《域外小说集》，积极推介外国被压迫民族文学。并开始撰写政治论文，对近代以来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抨击。

1907年撰写了长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站在民主革命立场，批判复古派和洋务派，提出改造中国道路——启发民智，改造革命，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909年下半年，鲁迅离日回国。

（４）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1912-1916）

1909年８月鲁迅回国，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化学科教员。次年８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教授生理卫生课并担任监学。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王金发成立绍兴府军政分府，并自任都督。鲁迅被革命政府任命为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２月，应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担任教育部任职。５月，教育部迁到北京，鲁迅随部去京，任教育司第二科科长，８月被任命为检事，主管文化教育，至1926年离任。

残酷的现实，使鲁迅对革命从希望变为失望、颓唐，此间占思想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进化论和个性主义。

2、从革命呐喊到文学革命的旗手

（１）遵命文学（1917-1923）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文学革命，连续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张”，文学理论上的探讨得到初步的展开，但是理论的探讨需要向纵深发展，新文化、文学的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迫切需要以创作的实绩来促使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

鲁迅本着“遵从文学革命”、与革命先驱取“统一步调”的原则，做出积极呼应。经钱玄同的“劝驾”，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下《孔乙己》《药》《故乡》等小说、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人与时》和社会论文《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呐喊》，意为“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殚于前趋。”又因为《新青年》不喜欢太黑暗、阴冷，所以鲁迅在小说《药》里设置了光明的尾巴，目的在于“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有了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因素，已经开始了量的积累。

（２）彷徨与探索（1923-1926）

此间，鲁迅一边自由撰稿，同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讲师，同学生一起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亲历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8月，鲁迅接受林语堂邀请，赴厦门大学任教，很快因不满于厦大庸俗污浊的空气愤而离职，年底接受广州中山大学邀请，前往赴职。1927年，

鲁迅在广州经历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大革命以来，鲁迅目睹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低谷（从王金发——刘和珍——毕磊），特别是目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大屠杀，使他开始认识到进化论的思想武器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尖锐复杂的斗争的需要，开始了“从怀疑到扬弃”这一极为艰苦而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

1927年鲁迅写下《答有恒先生》借题发挥，公开宣布了自己进化论思想体系的破灭。

（３）从厦门到广州（1927）

1926.8，鲁迅应林语堂邀请，离京赴闽，到厦门大学任教，至12月底辞职。1927.1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教授。“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发生了“4.15”政变，许多进步学生被抓，鲁迅多方奔走营救无效，三次提出辞呈表示抗议。

革命的多次失败、历史的惨痛教训和残酷的现实，使鲁迅思想上又一次陷入苦闷，4.26他写下《野草·题辞》，反映了希望烧毁旧世界、新的革命到来的愿望。

３、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１）鲁迅的最后十年（1927-1936）

1927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到上海不久，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斗争中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思想上从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瞿秋白概括鲁迅思想转变的三个原因：

A、严酷的、长期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B、自觉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C、共产党人的影响；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鲁迅积极参与革命运动，成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主将、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者。培养了柔石、殷夫、萧军、萧红、沙汀、艾芜、冯雪峰等大批文学青年，写下《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大量杂文。

1936年10月19日凌晨５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逝世，终年56岁。

鲁迅著作一览

小说集：《呐喊》《彷徨》；新编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35万字）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篇》《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共700多篇，约135万字）

辑录、校勘的学术著作：《稽录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约80万字）

翻译著作和作品：中长篇小说、童话９本，短篇小说78篇，戏剧2本，文艺论著8本，短篇论文50篇（共约310万字）书信：《两地书》（1350封）《鲁迅书信集》二册（1200封）（共约200万字）

日记：二本（1916.5.5—1936.10.17）（约82万字）另有70万字佚文、佚诗。

鲁迅创作总字数约1000万字。

二、鲁迅的小说

《呐喊》出版于1923年8月，共收录1918.4-1922.10创作的小说14篇：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彷徨》出版于1926年8月，共收录1924.2-1925.11创作的小说11篇：

《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

鲁迅小说创作目的：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自序》）“……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要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殚于前驱。……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呐喊·自序》）

《呐喊》与《彷徨》的主要内容

（１）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礼教害人的罪恶；

（２）展示社会底层劳动者悲惨的生存境遇并刻画出人物卑微的灵魂；

（３）对知识分子境遇命运的关注和探索；

重点作品分析：

１、《狂人日记》（1918年4月）

（１）写作背景与目的：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深切感受；1918年３月钱玄同的上门劝驾；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２）狂人形象：披着狂人外衣的艺术形象，是鲁迅借以表现反封建主题的艺术载体；

（３）主题：揭示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呼吁“救救孩子”；

（４）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比较；借鉴其日记体形式，但立意更高，果戈理的终点恰是鲁迅的起点。

（５）对西方小说手法（如意识流）的借鉴；日记体、第一人称的运用；

２、现代小说经典之作——《阿Q正传》（1921年）

《阿Ｑ正传》成因：《晨报》“开心话”栏目的设立与孙伏园上门索稿；族中人物行为提供了某些原始素材；“阿Ｑ影像”的由来已久——对国民性的思考；

阿Ｑ形象：

首先是一个不觉悟的农民典型；

其次是一个当时中国国民性劣根性的缩影，浓缩了各个层次国民共有的弱点；

再次，阿Ｑ形象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是被奴役、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典型。

阿Ｑ形象的性格特点：愚昧、麻木、无知、无赖、浅薄、欺软怕硬、妄自尊大又自轻自贱。

“阿Ｑ精神”的具体表现：

（１）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

（２）精神的麻木和惊人的健忘；

（３）受辱后向更弱者泄愤；

阿Q精神的产生：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又有着久远的社会、历史、思想根源。

《阿Q正传》的艺术特色

（１）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２）披着喜剧外衣的真正悲剧；

（３）轻讽意味；

３、《伤逝》（1925年10月）

（１）《伤逝》的写作背景

（２）子君、涓生形象及其意义；

（３）艺术特色：

采用独特的“手记”形式，以涓生的第一人称和独语式抒情语言方式，强化了小说低沉、舒缓、忧伤的情感基调；

小说具有鲁迅小说少见的浓郁的抒情风格，语言追求诗化，一些抒情语句的反复运用，产生了回环往复的抒情效果，将情感层层推进；

《呐喊》《彷徨》的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中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又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可以说，现代白话小说这一形式在鲁迅手中开始起步，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不多见的现象。

（一）表现的深切——

１、开拓新的文学题材领域：

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的变革时，首先注意到文学题材、主要是表现对象的变化：“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才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总退却·序》）30年代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始终关注“病态社会”的人们，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２、创造人物刻画新模式：

（１）注重“画灵魂”，不仅写出人的生存境遇的不幸，更侧重精神状态的传神描写——“画灵魂”；

３、创造现代小说两大基本情节结构模式：

（１）“看——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如《示众》《祝福》《药》等）

（２）“离去——归来——离去”的归乡模式；（如《故乡》《祝福》《在酒楼上》）

（二）“格式的特别”——

《孔乙己》中，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是小说叙述的核心，孔乙己的自命清高（自我价值判断）与他人眼里的实际地位（充当无聊生活笑料），形成巨大的反差，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小说故事由三层环形结构组成：

第一层：孔乙己是一个“被看”的角色，酒客们是“看客”；

第二层：小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店里的小伙计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此，他以一个旁观者（看客）的身份，同时观察和描写孔乙己的可悲可笑与看客的麻木残酷（被看）；

第三层：而在小伙计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的冷静旁观，从而构成小说复式的“看—被看”的结构模式。

２、多样性。

（１）将诗歌、戏剧、散文、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多种因素融入小说；（如《伤逝》、《故乡》的诗化因素；《兔和猫》、《鸭的喜剧》中的散文因素；《起死》中的戏剧因素；《狂人日记》中的医学、心理学因素；）

（２）表现上的含蓄、节制和简约、凝练的语言；鲁迅：“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３）多种人称、角度以及叙事方式在小说中的使用。

三、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1、《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自传性散文集，写于1926.2——1926.11之间，总计收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10篇。

《朝花夕拾》散文目录

（１）《狗、猫、鼠》 1926.2；（２）《阿长与〈山海经〉》 1926

（３）《二十四孝图》1926.5；（４）《五猖会》 1926.5；

（５）《无常》 1926.6；（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9；

（７）《父亲的病》 1926.10；（８）《琐记》 1926.10；

（９）《藤野先生》 1926.10；（１０）《范爱农》1926.11；

注：（1）（2）写于北京寓所；（3）（4）（5）写于流离之中；（6）（7）（8）（9）（10）写于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

（１）《朝花夕拾》的社会背景和作者思想特征

《朝花夕拾·小引》“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它立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眼前一闪烁吧。”

（２）《朝花夕拾》的思想内容

Ａ、回忆故人故事

《朝花夕拾》的10篇散文中，除了夹杂一些针砭时弊的议论外，几乎全是回忆旧事。

《朝花夕拾·小引》：“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

Ｂ、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风云的折光

散文中记述了充满各种矛盾和风波的大家庭、绍兴民间赛会及演戏的盛况、黑暗社会的炎凉世态；骗钱害命的庸医、南京乌烟瘴气的水师学堂、日本不平静的留学生涯、以及“骨子里依旧”的辛亥革命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一定程度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鲁迅追随时代步伐的履痕。（《五猖会》《琐记》《无常》《藤野先生》《范爱农》等）

Ｃ、抨击封建教育、封建伦理道德

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除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还反映了封建私塾教育对儿童身心的禁锢和残害，百草园的欢乐气氛和三味书屋的严厉压抑成为鲜明的对比，鲁迅借此批判束缚儿童的封建教育。

《二十四孝图》对封建卫道者激励宣扬的“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所谓纯孝的典范人物，提出道德质疑和批判。

（３）《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

（１）散文中杂糅着杂文笔法——回忆的温馨和战斗的火花的交织；

（２）情感复杂——欢快与怅然、温馨与伤感、幽默与悲愤的交融；

《无常》节选：人民之于鬼物，唯独与他最为捻熟，也最为亲密……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讽刺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阴间的神往。……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实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怨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曾没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么样呢？未曾“跳到半天空”么？没有“放冷箭”么？（陈西滢在《致志摩》中骂鲁迅的话）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算盘，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

（在回忆旧事中，借题发挥，抒情写意，针贬时弊）

２、“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散文诗集《野草》

《野草》共收散文诗23篇（不包括题辞），写作时间为1924.9——1926.4；写作地点：北京，全部作品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

《野草》成因：“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伙伴的分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独自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了一本，谓之《野草》。”（鲁迅《自选集·自序》）

（１）《野草》社会背景和鲁迅思想特征

《野草》的写作时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中期，南方各省革命运动已蓬勃展开，而北方仍暂处低潮。鲁迅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封建战士，一方面仍然坚持战斗，另一方面也难以遏制地产生了孤军奋战的孤独、迷茫、苦闷和失望情绪，甚至感到空虚和绝望。

鲁迅自己评价：“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后写出来的。”（《给萧军的信》）《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域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英译本《野草·序》）

鲁迅当时的思想特征：政治上不停止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思想上却不可遏制地出现了苦闷和消极的情绪，既不能摆脱怀疑和悲观，也不肯停下前进的脚步。

（２）《野草》的主要内容

Ａ、否定黑暗现实，向往光明理想，代表作《秋夜》、《好的故事》、《淡淡的血痕中》

Ｂ、剖析“病态国民性”，批判奴隶哲学和骑墙派的处世哲学；代表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Ｃ、解剖自我灵魂，袒露思想上的悲观、孤独、失望和矛盾情绪。代表作《过客》、《希望》、《影的告别》、《死火》、《墓碣文》

（３）《野草》的主要艺术特色

诗的情绪和诗的意境——鲁迅的散文诗情感浓烈，构思新颖，哲理性强，形神兼备，注重诗的意境的营造。

象征主义手法的应用；鲁迅的散文诗不同于杂文写作，更多是通过象征比喻的手法，将客观事物人格化、主观事物形象化，曲折含蓄地表达内心世界的复杂感受。

鲁迅散文诗的语言凝练、犀利、形象，具有音乐性和色彩感，且能根据内容需要富于变化。

第三章二十年代小说

一、“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鲁迅的小说创作奠定了白话小说的地位；

“五四”文学革命给小说的现代化带来契机；

西洋小说的引进，是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推动力；

小说新人涌现、作品迭出、读者众多，加速了小说地位向文学中心地位的游移。

二、“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小说

（一）“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

“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是指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和与之主张相近的未名社、语丝社成员创作并形成的小说创作潮流。这个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又分为“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

“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是：立足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针砭社会痼疾，执着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劳动者，表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体现了“为人生”的文学观，有着较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问题小说”的艺术倾向是：虽不乏浪漫抒情成分，但基本倾向是客观写实。强调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再现。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创作使现实主义在20年代形成了一股壮阔的洪峰。

（二）“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是以文研会为中坚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最早的创作潮流。它直接师承“文学革命”倡导期《新青年》和《新潮》作家群的写实传统，发端于1918—1920间，极盛于20年代初。

“问题小说”旨在“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题村比较广泛，举凡家庭之变、婚姻之苦、女子之地位、教育之不良乃至劳工问题、儿童问题、青年问题……都有涉及。

“问题小说”是黑暗矛盾的社会现实和写实派作家上下求索的创作心态碰撞的产物，也是五四启蒙精神和作家的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精神心理需求。

“问题小说”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社会针对性，追求哲理色彩，因其“只问病根，不开药方”或以“爱”和“美”来弥合、净化人生，不免带有观念化和抽象化的弱点，人物形象为社会问题所冲淡，削弱了小说审美价值，因而“问题小说”只是一股文学潮流，而并非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

“问题小说”代表作家和作品

鲁迅：《狂人日记》、《药》俞平伯：《花匠》

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一生》）《隔膜》、《苦菜》、《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许地山：《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

杨振声：《渔家》、《贞女》胡适：《一个问题》

冰心：《超人》、《两个家庭》、《斯人独惟悴》、《分》、《微笑》

王统照：《沉思》、《湖畔儿语》、《黄昏》、《刀柄》、《生与死的一行列》

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

叶绍钧是新文学开创期最早、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短篇小说创作最有成就和特色的，是描写城镇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小城镇教育问题，暴露了教育界的黑暗与腐败。

《潘先生在难中》：通过潘先生避难上海前后的行状，多侧面塑造了一个自私、虚伪、投机、苟安、卑琐的小市民知识分子典型形象，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和心灵；

小说运用讽刺喜剧的手法，同情与讽刺兼备，辛辣而平静，暗发冷气，有鲁迅的犀利和尖刻。

艺术上，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融主观热情和见解于客观描写之中。结构多变，精于布局，结尾饶有余味（为军阀歌功颂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

叶绍钧长篇小说《倪焕之》

叶绍钧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小学教师倪焕之的命运，较完整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追求与遭遇。

倪焕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事业上追求“理想的教育”，在生活上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所有理想都碰得粉碎。最后投身革命，但又经受不了革命的曲折，终于在苦闷、彷徨、软弱、动摇中走完了自已的人生道路。小说通过倪焕之的命运展现了20年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

小说标志着叶绍钧小说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倪焕之》结构前紧后松，并不十分成功，但在20年代长篇小说的起步阶段，它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可贵的是，《倪焕之》具有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增添了新的佐证。

冰心的问题小说

冰心是现代小说领域里，继鲁迅之后，稍早于郁达夫出现的出色的文体家。

冰心小说具有以下特点：

（１）鲜明、强烈的时代气息。

（２）宣扬“爱与美的哲学”。小说中投射着感伤、忧郁的印痕，淡淡的忧愁，温柔的抒情和委婉有致的叙述语气。

（３）小说一般没有曲折的情节和激烈冲突、渲染夸饰，结构单纯，常用对比手法，耐人咀嚼回味。

（４）文学语言典雅秀逸，清丽淡远，将率真自我和童真个性，自然地融于流畅凝练的文字之中，呈现出含蓄隽永的闺秀风范。

“冰心体”是冰心文学创作的最大成就。（“冰心体”主要指冰心的文字风格，同时与她的爱与美的哲学分不开）

许地山《命命鸟》《缀网劳蛛》

许地山，笔名落华生，神学学士，“五四”新文学重要作家，文研会创始人之一。第一篇作品《命命鸟》发表于《小说月报》，其小说受到佛教思想影响，创作中有明显的宿命论意识，有某种程度迎合了“五四”精神。

《命命鸟》锋芒直指旧礼教，反映一对仰光青年敏明和加陵的爱情故事。作家对他们纯洁的爱情和反抗旧礼教的行为给予热烈赞扬；但又让主人公在婚姻遭到家庭激烈反对时，竟在宗教的启示下双双投湖自杀，“好像新婚男女携手进入洞房那般自由、毫无一点畏缩。”

《缀网劳蛛》是早期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位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的女子尚洁被丈夫误解、扎伤、并逼出家门的故事，对封建夫权思想进行了批判。

（三）乡土小说（也称“乡土写实小说”）

“乡土小说”是现代小说史上最早显现流派风范的小说。1923年前后在鲁迅影响下由文研会、未名社、语丝社的作家创作构成，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支。

“乡土小说”克服了“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乡土小说”作者多是来自乡村、寓居京沪都市的游子，他们目击现代文明和宗法制度农村的差异，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迪下，以深沉笔触，回忆农村和童年。

“乡土小说”特点：题材上，集中表现乡村和农民命运；注重展示山川风物民风民俗，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文风大多质朴真切，隐含着乡愁意味；

“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和作品

鲁迅：《阿Q正传》、《风波》、《故乡》许钦文：《鼻涕阿二》、《石宕》

许杰：《惨雾》、《赌徒吉顺》王鲁彦：《柚子》、《菊英的出嫁》、《黄金》

彭家煌：《怂恿》、《喜讯》黎锦明：《出阁》

废名：《竹林的故事》、《菱荡》、《浣衣母》台静农：《烛焰》、《拜堂》、《红灯》

三、“自叙传抒情小说”

“自叙传抒情小说”又称为“浪漫抒情小说”、“自我写真小说”、“主观型叙述小说”、“情绪小说”或“情调小说”。

“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四个美学特征：

（１）侧重自我表现，主观色彩浓郁。作家多把小说作为“自叙传”，作品人物往往是作者的个人投影，注重个人生活体验，折射着作者的精神气质。小说喜用第一人称叙事，具有浓重的自我表现色彩。这类小说通过自我表现、自我暴露、自我反省乃至自我赎罪，在经历上、气质上和个性上完成自我文学形象的塑造，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多余人”和“零余者”形象，如郁达夫笔下的“他”、于质夫等。

（２）不注重事件的外部描写，侧重于宣泄和表现作家的情绪、感受、心境和心态（特别是变态性心理和肉欲的苦恼），因而突破了传统小说以事件情节为结构的框架，实现了从“情节小说”向“情绪小说”的演变。显示出散文化和诗化的倾向。

（３）创作方法上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借鉴某些现代主义技巧。有的受弗洛依德泛性学说的影响通过梦境来发掘潜意识；有的表现人物的变态性心理；有的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不是“再现”而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观品性气质，如郁达夫的《青烟》等；有的采用意识流技巧，时空跳跃，潜意识的表现、奇特的联想等。

（４）五四浪漫抒情文学表现出20世纪中国特有的抒情主义，它虽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屠格涅夫的《初恋》等），但并不具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原特征，它只是集中地抒写出感伤、忧郁和孤独的情调，以及民族危亡、社会崩溃的苦痛和反抗斗争的精神，张扬个性是它们的精神印记。这种写真式的抒情小说更新了传统小说手法，丰富了小说的体式，具有较高的美学意义。

“自叙传抒情小说”作家作品

郁达夫：《沉沦》《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迷羊》

张资平：《冲击期化石》（长篇）倪贻德：《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

叶凌凤：《菊子夫人》《姊嫁之夜》陶晶孙：《音乐会小曲》《木犀》

叶鼎洛：《前梦》《双影》周全平：《梦里的微笑》

冯沅君：《隔绝》《隔绝之后》《慈母》

庐隐：《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

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塑造了一个“零余者”形象系列，如《南迁》、《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他”、“伊人”、“Ｙ君”，《茫茫夜》、《风铃》、《秋柳》中的“于质夫”等。突出地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他们一方面深感自身的孤独与悲凉，强烈渴求个性解放，追求异性爱情与友谊，另一方面，他们又因是弱国的子民，在异国他乡备受侮辱与轻慢，内心充满屈辱痛苦。这两种情感的交织与冲突，使他们的心理出现变态。愤世嫉俗，感伤忧郁，内向而敏感，孤傲而自卑，不甘沉沦而又无力自拔——是他们的共同性格气质。

这些“零余者”形象流露出民族觉醒时期敏锐的知识者审视伤痕所产生的幻灭感和危机感，发出个性主义与自我表现、自我反省的强音。

郁达夫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１）突出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发出五四文学中个性主义与自我表现、自我反省的强音。

（２）鲜明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沉沦》中的“他”不堪忍受异族的侮辱和欺凌而投海自尽。《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我”与女工的友谊，表现出知识者对普通平民真诚的同情。

（３）颓废的气息、色与欲的描写，花街柳巷、秦楼楚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占有显着的地位。《沉沦》中的自渎、窥浴，《秋柳》《寒宵》中的宿妓嫖娼，《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畸恋、同性恋等。一方面是受西方世纪末思潮和东方古国名士风流影响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身处窒息时代而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表现。

（４）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新体式，在20年代形成了一个浪漫抒情小说派。该流派主要特征是：自我的写真，感伤的抒情，散文的结构和流丽清新的文笔。

第四章通俗小说

一、如何认识和评价“通俗文学”

因为通俗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所以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长期以来人们将其归属于“旧文学”，强调其“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而未能认识其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缓过渡的一面。事实上，通俗文学最终融入了新文学之中，成为新文学内部的通俗文学。

“五四”前后的通俗文学，尽管靠着大都会的经济市场，带头将文学变为商品，进行文学的复制式的批量生产，但在道德和文学观念上和文学形式的承传上，因其永远存在的滞后性，使之只能逐渐从旧传统的轨道脱出。并伴随着小说地位的崛起而开始向文学的中心地位移动。

二、民国旧派小说

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指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因擅长“卅六鸳鸯同命鸟，遗孀蝴蝶可怜虫”模式而得名，繁盛于1912-1917年间。

《礼拜六》周刊：1914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杂志。共出版200期，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

民国旧派小说代表：

言情派代表——徐枕亚《玉梨魂》；谴责小说代表——李涵秋《广陵潮》；

社会小说代表——包天笑《馨儿就学记》；

这些旧派小说显示了某种过渡的性质，在表达“世变”、“人情”和运用小说形式方面，都显得滞后。而在发挥文化消费功能的同时，又暗暗地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些许条件（如小说具有一些民主思想，引进了一些外国进步作品等）。

三、新文学迫使旧派小说向“俗”定位

鲁迅、胡适、茅盾等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否定；《礼拜六》与《小说月报》在读者争夺战中败退；旧派小说始转入市民社会下层，不得不向“俗”的方向发展；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格局便形成了。

新文学读者：青年学生读者；旧派小说的读者：老年旧派读者；

20年代旧派小说的代表：

朱瘦菊（海上说梦人）《歇浦潮》、《新歇浦潮》；毕倚虹《人间地狱》；

包天笑《上海春秋》；张恨水《春明外史》；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近代狭义英雄传》；

第五章郭沫若

一、生平及文学活动

郭沫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才华曾博得许多人赞扬；他的学术观点又曾引起种种不同看法，在达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中，他惹人注目的表现，也激起过褒贬不一的议论。其实，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特殊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性。1、童年时期

郭沫若1892.11．6出生于四川乐山沫水、若水相交汇处的沙湾镇，故笔名“沫若”。在家排行第八，称“八儿”，乳名“文豹”，号“尚武”，学名“郭开贞”。

父亲郭朝沛，是精明的商人，善于经营、思想开明。母亲杜邀贞乃“零落的官家之女”，聪慧贤淑，擅长刺绣，偏爱诗歌，培养了郭沫若的诗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假使我也算得一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三叶集》）

1897年春，郭沫若入私塾，1906年，考入乐山县高小，1907年秋升入嘉州中学，打下坚实丰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在学期间，接触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对旧民主主义制度产生了热切向往。又因不满于黑暗现实、参加反清、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因而三次被校方开除或斥退。

２、留学日本

1914年夏，考取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日语。次年，转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预科，1918年毕业后升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医，拟以医道“作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切实贡献”，1923年３月毕业回国，在日共逗留10年。1922年，与安娜的长子“和夫”出生。

留日生活对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１）广泛接触各国文艺

（２）接受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泛神论的主要观点——“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泛神论其实是披着“泛神”外衣的“无神论”思想。郭的“泛神论”吸收了“万物皆神”的观点和张扬自我、大胆破坏、敢于否定偶像的精神，被周扬称为“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是个性主义之诗的夸张。”

３、20年代文学活动和《女神》的诞生

诗歌创作的爆发期（1919—1920年）

五四时期，身处异国的郭沫若感到“个人的淤积，民族的淤积，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创作欲如火山爆发，不可遏止。于1919—1920年之交，写下大量充满叛逆反抗和追求光明的诗篇：《凤凰涅磐》、《炉中煤》、《匪徒颂》、《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此后创作一发不可收，后结集为《女神》。

不久，又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等，猛烈抨击旧道德。1921.4郭沫若回上海四处联络同仁，不久返日。同年７月，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创造四巨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1－1922年间，郭沫若曾三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失望，在苦闷中完成了诗集《星空》。

1923年郭沫若携妻、子从日本回国，与郁达夫、成仿吾等陆续创办《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倡导积极浪漫主义，使前期创造社达到了全盛的时期。

此阶段，郭沫若思想驳杂，既有唯物史观，又同情无政府主义，诗集《前茅》是这个时期思想真实纪录。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后回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与后期创造社及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诗集《恢复》（1928）和《瓶》（1923—1928）。

４、流亡日本（在日本的第二个10年）

北伐失败后，1928.2郭沫若再赴日本。开始他在日本的10年流亡生涯，其间与安娜又育有三子一女。

在日期间，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取得了一定成果，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郭沫若冒着危险，“弃妇抛雏”，从日本神户乘船潜回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５、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烽火中

1938年，郭沫若出任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３厅厅长。此间著有反映抗战的诗集《战声》和《蜩螗集》。

抗战结束后，郭沫若积极参加民主解放运动，政治热情不减，直至全国解放。此间创作话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

1945年应邀访问苏联，写下《访苏纪行》。同时有回忆录《洪波曲》。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文化部长，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建国后的作品有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郭沫若诗词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以及学术专著《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1958年与周扬选编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等。

二、诗歌创作

１、开一代诗风的诗集《女神》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由三辑（共56首诗歌）组成：第一辑——《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

第二辑——《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30首；

第三辑——《日暮的婚宴》《新月与白云》《上海印象》《晚步》《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等23首小诗；

（１）《女神》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者思想特征（略）；

（２）《女神》的主要内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炉中煤》；

大胆的破坏、创造、叛逆精神，如《凤凰涅槃》《天狗》；

“自我”的颂歌，如《天狗》、《湘累》、《春潮》；

崇尚自然、赞美劳动，如《地球，我的母亲》；

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如《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

（３）《女神》的艺术特点：

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雄奇奔放的风格；

具有无比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抒情主体；

诗歌形式上的绝对自由和绝对自主；

（４）《女神》无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

开白话诗先河，开一代诗风。

周扬：“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是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惊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臧克家：“它出现在1921年的诗坛上，真好像暗夜里通红的火把，幕天中雄伟的号角，它不但一鸣惊人地给作者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它也扩大了新诗的影响，巩固和提高了新诗的地位。当时的青年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它里面吸收了奋斗的力量，对于一般新诗的作者，它成为模拟的范本和走上创作道路的指路碑。”（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２、代表诗作：《凤凰涅槃》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斯”，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此鸟中国即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国》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全诗由6段构成，共240多诗行：

１、序曲２、凤歌３、凰歌４、凤凰同歌５、群鸟歌６、凤凰更生歌

《凤凰涅槃》

１、序曲——渲染凤凰自焚前的气氛。描写凤凰唱着哀歌衔着香木往来于除夕将尽的空中。

２、凤歌——雄鸟自焚前的慷慨悲歌。

３、凰歌——雌鸟忧伤哀婉的泣诉。

４、凤凰同歌——共同诅咒宇宙、人生，对现实的决然否定。

５、群鸟歌——通过群鸟（象征反动统治者和文人）的刻画，衬托凤凰的超然和勇气。

６、凤凰更生歌——凤凰在熊熊烈火中获得新生，凤凰起舞和鸣，新鲜、芬芳、和谐、自由、光明。象征新世界的诞生。

（１）《凤凰涅槃》思想内容

《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充满破坏欲和创造力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

诗人借凤凰集香木自焚而更生的神话，激烈地诅咒和否定了“冷酷如铁”、“腥秽如血”的旧世界，热烈向往“华美芬芳”“新鲜净朗”的自由新世界。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同时也反映出新民主主义诗人期冀大破坏、大创造之后的新世界快速到来的浪漫主义想象。

（２）《凤凰涅槃》的艺术特色

题材上，汲取中外神话传说为题材；

形式上，崭新的自由体和诗剧相结合的体裁，诗歌富于戏剧化特点；同时，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增加了戏剧色彩；

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狂放的热情、大胆的破坏，张扬的个性和大胆的创造，体现了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

第六章20年代的新诗

一、“五四”新诗运动和尝试中的新诗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是新诗的先声。

胡适在《论新诗》中明确提出新诗的主张：“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后又将其概括为“作诗如作文”。

“作诗如作文”原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二”是以白话写诗，以白话代替文言，而且以白话（口语）的语法结构代替文言语法。

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诗运动是从宋诗对唐诗的变革里，取得自身的变革与创造的历史依据与启示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背后，蕴含着时代所要求的诗歌观念的深刻变化。

新诗运动中，胡适还提出了“诗的经验主义”，其论点的核心是要求新诗必须“言之有物”，即强调“有我”与“有人”，前者强调创作中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者的主体性情与见解），后者则强调新诗要强化与普通平民百姓的沟通与交流。

虽然遭到诗词界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但是新诗仍然站住了脚跟，在经历了近三年时间的新诗讨论阶段，至1920年白话新诗已经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赢得了相当的青年读者。

“五四”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胡适

胡适是“五四”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大胆尝试者。1920年他出版了《尝试集》。

作为新诗的尝试，《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新旧参半，亦文亦白，《尝试集》里“真白话的新诗”不过几首，显示出一种新诗试验的性质。然而他的试验并没有超出宋诗与“诗界革命”的范围。

胡适真正走出“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是从他翻译了美国意象派诗人莎拉·替斯代尔的《关不住了》以后。

虽然《尝试集》仅仅是尝试，但确实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中挣脱出来，初步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成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

和胡适一样“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早期白话诗人，还有新青年社的沈尹默、新潮社的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等，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词化了的新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也在各自的道路上进行着新诗的探索。

在集体的努力中，早期白话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写实、白描、比喻、象征成为新诗最常用的手法，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最初形态。

在新诗的形式上，早期白话诗表现出鲜明的散文化倾向，不拘韵律平仄，根据感情起伏随意变换长短句式，舒缓自然。（如朱自清的《光明》、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二、“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胡适《尝试集》1920；郭沫若《女神》1921；湖畔诗人《湖畔》1922；汪静之《蕙的风》1922；

湖畔诗人《春的歌集》1923；冰心《繁星》《春水》1923；宗白华《流云小诗》1923；冯至《昨日之歌》1925；湖畔诗人

“湖畔诗人”：20年代初出现的浙江诗人群，因湖畔诗社和诗集而得名。成员有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

湖畔诗人于1921年开始写诗，1922年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并出版诗集（合集）《湖畔》。同年５月，汪静之出版诗集《蕙的风》，1923年出版合集《春的歌集》。

湖畔诗人的诗作，内容大多为歌颂自然、爱情、友情，抒情主人公浪漫、纯真，诗风清新、自然，轻柔。

二、新诗规范化与前期新月派的创作

１、新月诗派

新月诗派是在新月派的基础上，以《晨报副刊·诗刊》为阵地，于1926年创立的一个诗歌流派。

新月诗派在20年代现代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和地位。新月诗派主要人物：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刘梦苇、胡也频、朱湘、卞之琳等人。

新月诗派的诗歌主张

①反对感伤，反对放纵，主张理性和节制。着意于主观情绪的客观化。

②要求艺术的“和谐”与“均齐”，强调诗人带着镣铐跳舞——追求诗歌的格律。

③形式上主张“三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

④进行多种形式的实验：尝试现代叙事诗、戏剧独白体、无韵体、十四行等多种体式，完成了为新诗“赋形”的历史使命。

新月诗派以理性节制情感的理论和“三美”主张，在诗歌界掀起了一场新格律诗运动。

“新月诗人”——闻一多

生平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1920年开始写新诗，清华文学社成员。1922年７月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画。1925年５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加盟新月派，1927年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国民党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任外语系主任，讲授西洋文学、英美诗歌、散文、戏剧等。1928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1930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系主任。抗战爆发后参加西南联大，辗转于西南各地。1946年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的“三美”诗歌理论

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美”理论,是闻一多诗论的核心，它是针对五四以来诗歌过分直、露、随意的弊病而提出。（教材92-93页）

（１）音乐美：主要是指诗句音节和韵脚的和谐，要求诗句的音节、音尺（顿、音步）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从而使诗在变化中保持整齐的形式，参差错落，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富于节奏感、韵律感，具有音乐美。

（２）绘画美：主要指诗的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死水》中的“绿酒”、“白沫”、“翡翠”、“罗绮”等都是具有鲜艳色彩感的物象，使诗具有了绘画般的美感。

（３）建筑美：指诗的整体外形上应具有整齐规范之美，要求节与节、行与行之间要基本均匀整齐，虽不一定每行字数一样，但各行不可相差太大，以求视觉上整齐美观，即所谓建筑美。

闻一多的诗作

（１）诗集《红烛》，写于1920－1922，1923年出版。

内容：歌唱爱情；描摹、歌咏自然；个人矛盾与痛苦；爱国主义情感的抒发及美好未来的憧憬。

代表作：《太阳吟》《孤雁》《忆菊》《红烛》

（２）诗集《死水》，写于1923－1927，1928年出版。

内容：抒发爱国主义情感；表达对黑暗现实的诅咒。

代表作：《死水》《一句话》《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荒村》《洗衣歌》

3、新月诗人——徐志摩

１、生平简介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硖石）人。新月诗社发起人、主将。出身于富商之家，曾就

读于杭州一中、北京大学。1918年８月赴美学习金融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20年赴英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次年转赴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兴趣转向文学创作。1922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山东几所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活动。1923年受到泰戈尔影响发起新月社，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31年11月19日从南京飞往北京途中，飞机在济南失事身亡。

2、诗歌创作

前期：《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

大多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艺术上格调清新健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光明与自由的理想。二是抒唱爱与美的追求。如《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等。

后期：《猛虎集》1931；《云游》1932；后期诗歌情况较复杂，大致三种诗：

Ａ、不乏积极进取的篇章（如《拜献》）；

Ｂ、描写男女之间感情、戏逗、调笑，格调不高（如《别拧我，疼》）；

Ｃ、大多诗作笼罩着伤感、失望、悲哀、颓唐的情绪，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３、艺术特色

①构思精巧，意象新颖。如《雪花的快乐》，以“雪花”自比，那飞扬的雪花的意象，传达了诗人执着于真挚的爱情和美好理想的心声。

②韵律和谐，富于音乐美。如《雪花的快乐》中“飞扬”的连用。《再别康桥》中三次“轻轻的”回环反复。

③章法整饬，灵活多样。《再别康桥》每节四行，隔行押韵。如《沙扬娜拉》

④词藻华美，风格明丽。如《秋月》《再别康桥》

四、新月诗人——朱湘

朱湘（1904－1933），自子沅，祖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1922年参加文研会，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的济慈（John Keats，1795-1821 ）”。1921－192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土曾短暂辍学），192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因饱受歧视和家中经济困难提前于1929年末回国。1930年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辞职后卖文为生，入不敷出，1933年2月投水自杀。

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和散文集《中书集》《海外寄霓君》、理论杂感集《文学闲谈》等。代表诗作《葬我》《当铺》《采莲曲》等。朱湘的诗抒情优美，洋溢着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富于乐感，铿锵可诵。

六、象征诗派

李金发（1900-1976）：字遇安，号淑良，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国学习雕塑，就读于巴黎国家美术学院，深受欧美文化影响。1920年开始写诗，受到法国象征派先驱波特莱尔的影响，崇尚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风，称其为“名誉老师”。1922年出版首部诗集《幻美集》。

绘画上受莫奈印象主义画风影响，画风又影响了诗风，1923年自选诗作编成《微雨》，寄回国内，在周作人等支持下，1925年出版国内首部象征诗集《微雨》。1927年出版《为幸福而歌》（主要是情诗）和《食客与凶年》。

1928年任南京美术学校校长，主办《美育》杂志，并亲手雕塑了孙中山坐像。 30年代回广东从事美术工作，并主办《现代》《小说周报》，坚持至抗战爆发。40年代为国民党政府工作，曾出任伊朗、伊拉克外交官，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一生共写诗３百多首，因诗风怪异，被称为“诗怪”。

第七章散文

曾朴：“新文学成绩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分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韵曲包。”（转引自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

鲁迅：“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小品散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朱自清：“五四”阶段散文创作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者，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冼练，或流动，或含

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总之，“五四”时期散文格外发达，文体风格各异，成绩甚至超出其他文体，原因在于散文这一文体形式自由，易于掌握，作者数众。同时散文比起其他文体，在“化传统”方面做得较好，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20年代散文的几种典型文体

1、鲁迅的“论战体”散文（杂文）；

2、周作人的“闲谈体”散文；

3、朱自清、冰心的“抒情美文”；

4、冰心的“小诗体”散文；

5、梁遇春的“随笔体”散文；

6、徐志摩的“自由体”散文；

一、鲁迅和“随感录”作家群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即杂文。这是一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并成熟起来的“论战体”散文文体，即杂文。

1918年４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设立“随感录”专栏，随后《新生活》《新社会》等一些进步刊物也随之开设“随感录”专栏，从而形成了一个“随感录”散文的作家群，他们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鲁迅。

“随感录”散文（杂文）大都以随感形式对现实做出敏锐反映，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充分体现了“五四”精神，且个性纷呈。

鲁迅的杂文是一种具有战斗性的文艺随笔，后来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其特点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因鲁迅“性喜疑人”，故而“语多刻薄……尽是诛心之论”。杂文表现事物，只求抓住要害，三言两语便道破主题，文字辛辣干脆，冷嘲热讽，如“匕首和投枪”，“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郁达夫语）。

杂文这一文体在鲁迅手里创造、发展、成熟起来，并影响了后世许多作者。

散文诗鲁迅又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1919年8－9月间就写下散文诗《自言自语》和《古城》等，尝试以散文体式表现诗意题材。《自言自语》与“随感录”式杂文的异同：

相同点：有感而发，言之有物；都是鲁迅这个时期的文艺散文尝试。

不同点：“随感录”是杂文，重时事、重评论，在内容上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艺术批评不允许虚构；而《自言自语》是文学创作，重诗意、重抒情，尊崇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

《自言自语》和“随感录”式杂文都是鲁迅在散文艺术的两个分支上进行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

二、周作人等人的“言志派”散文

“闲谈体”散文即所谓“言志派”散文，风格“亲切机智，平和冲淡”，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其写法趣味均与传统散文不同，它以个性为根本，融合中西散文美质加以创造，比之明人小品它多了现代人意识；比之理性的西方随笔它调和了东方式的抒情气氛，又在日本散文的“苦味”里它注入了中国风味的“闲适”调和剂。

“言志派”散文强调以自我为中心，集合叙事说理的成分于性情之中，追求情趣，传达人生情味，故令人回味。

周作人

周作人是“言志派”散文的代表，他将这种文体称为“抒情的论文”，因其亲切自然，又意味隽永，故可谓“富于艺术意味的闲谈”。这种闲谈的妙处在于从“自我”出发，在平凡事物上谈出动人的天理意趣。平凡事物经其点染，便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因此有人说，在周作人的散文园地，常会使人觉得“蔬菜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有时“苍蝇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更为有趣”，周文最可人之处就在于它那一缕幽隽的趣味，其中既有人生的况味，亦有内心的情趣。

周作人（1885－1967），原名魁寿，曾用笔名周遐寿，字启明，号知堂，人称中国小品文之王。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之一，是在于抗争的小品文之外，又分出闲适、清涩、充满趣味性、知识性的一脉散文来。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都是这一流派的散文作家。

周作人从翻译、评介外国文学作品走上文艺道路，留日时期曾与鲁迅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1918年12月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论文《人的文学》，系统表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及文学主张，强调人性和个人价值。1921年参加文研会，起草文研会宣言，明确提出“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的现实主义主张。1921年６月发表《美文》，积极倡导艺术性散文。这些理论文章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周作人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落潮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周作人思想陷入混乱，对“一切提倡不免有些冷淡”（《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但仍“不息地负起他的使命”（郁达夫），写了一些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并与鲁迅一道创办《语丝》，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927年“四、一二”后，周作人终于对革命失去热情，成为“闭户读书”的隐士，开始鼓吹“超脱隐逸”生活态度，认为“苟且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闭户读书论》）对马克思主义由不相信、反对发展到谩骂、攻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沦为汉奸，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华北教育总署署长，伪东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日寇投降后被逮捕，判刑十年，1949

年1月提前释放。

周作人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各时期的主要著述有：

（１）1928年以前，创作早期；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等散文集。

（２）1928年底－1937年，创作中期。著有《苦雨》《看云集》《夜读抄》《苦竹杂记》《苦茶随笔》《风雨谈》《艺术与生活》《知堂小品》《文载道文抄》《草木虫鱼》《瓜豆集》《知堂回想录》等散文集。

（３）1937－1945，创作后期。著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秉烛后谈》《书房一角》《立春以前》《苦口甘口》《如梦记》《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等散文集。

周作人散文的平和冲淡，不只是一种写作上的特点，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境界。风格与人生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使周作人的散文与众不同，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地步。

《乌篷船》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物、平平常常的生活，然而经周作人细细品味，其中便另有一番情趣与哲理。周作人用艺术的态度品味生活，又用生活的艺术来充实他的散文小品，这种将生活与艺术糅合在一起，相互作用，使雅趣与野趣融合，便提炼出一种闲适冲和的艺术真趣。这种真趣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灵魂。《乌篷船》于娓娓絮语中，显示出“智者”的博识与理智，亲切通达，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

周作人的散文有“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体。前者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比较积极，但后者更能显示周作人的创作个性，且影响也更大。

俞平伯、钟敬文、冯文炳

俞平伯（1900-1990），现代著名散文家。有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等，收录了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散文名篇，散文文笔繁丽，注重营造一种朦胧、空灵的意境，透露出玄妙的哲理与伤感的思绪，追求名士意味，属于远离现实的一类。

钟敬文（1903－）擅长书写咏物类小品文和游记，如《荔枝》《茶》《黄叶小谈》等；游记作品往往情思清朗、文笔清隽，如《钱塘江的夜潮》《太湖游记》等。

冯文炳（废名，1910－1967），擅长描摹山野乡村宁静的生活和平静的生活，对小人物寄予同情，平淡委婉，抒情气息浓郁，注重意境的传达。初时尚注重社会意义，后学习西方技巧，文风变得怪异。其作品《竹林的故事》名为小说，实则也是纪实散文。

三、朱自清、冰心和“文研会”作家散文

朱自清的抒情美文，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抒情文体，具有我国散文传统的美学风范，温柔敦厚，清丽雅致，因而被视为白话文的典范。郁达夫评价朱自清说：“文研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朱文之美，可用一个“清”字和一个“情”字概括。所谓“清”，即叙述文字的清新、清秀、清丽，纯净，文字妥帖精到，尤其表现在写景记事抒情方面。所谓“情”，即文章朴素却情深意浓，朱自清的“情”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或朴素，或丰腴；或庄重严肃，或诙谐幽默；或忧郁惆怅，或积极进取。在“情”字中折射出作者的精神世界、人格意趣、文化教养、社会观念、审美品格。

朱自清的抒情美文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祖籍绍兴，祖父朱则余，号菊坡。父亲朱鸿钧，字小坡，读书人。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得名于苏东坡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号实秋。６岁时随父搬家至扬州，在《我是扬州人》文中曰“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在哪儿度过童年，就算哪儿是故乡。何况我们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算是扬州人的。”后赴北京读大学，加入文研会，20年代开始创作，兼写诗、散文，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194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