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活动与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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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
一、梁启超的新闻活动
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

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维新运动之前，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

当时从到民官府到普通民众都看不到报刊的作用。

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使得中国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而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

《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在启蒙运动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

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

《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

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

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

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拥护袁世凯。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

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曾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这一评价，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新闻思想的奠基人，梁启超将报刊活动与中国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即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

而作为上下通达的工具，报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后来的研究工作者们将他前期的新闻思想概括为“去塞求通”。

而“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强调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

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出逃日本，更加系统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新闻学说，其新闻思想的发生了整体变化。

他主张报刊在启迪民智方面的重要性，大力彰显报纸的“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地位，主张言论自由。

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来源于西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

但和西方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不同的是，梁提倡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使得他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少了必要的大前提，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全盘否定传统、追求自由平等的“新青年”思想产生了矛盾。

梁启超还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梁启超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
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
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
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在舆论方面，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

认为报馆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健全舆论必须有五个条件，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在宣传方面，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

在言论自由方面，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具有这三大自由的报刊具有无穷的力量。

在新闻业务和新闻伦理方面，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

梁曾经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说：“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足见他对报刊启迪民智功能的重视。

梁后期主持的报刊在编辑和版式上对中国报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报刊编辑业务的内容。

在新闻伦理方面，他提出记者不仅要业务精湛，还要以道德作为判断依据，这些职业道德理念对现今记者仍有很大的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积极性：其新闻思想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鉴。

然而他的局限性则是：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把群众视为愚氓，主张在“向导国民”中使用“骇”的方法，更不足取。

任何事物发展历程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下来。

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从中发现当今新闻传播业应该批判学习并且借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