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名量词运用语法名量词

语法名量词摘要：汉语史上的体量词最早萌生于殷商时代，而个量词的大量出现，则主要是在两汉和周秦时期。

并且，在这个时期还逐渐涌现出一些类量词，数量名语序的确定也是在这个时期。

在现代汉语中，有30%左右的量词都来源于魏晋时期，也就是说，量词的语法化是在魏晋时期初步完成的。

本文根据语法名量词展开分析，首席那提出名量词的概念，进而分析名量词的范围，其次对汉语史上的名量词语法进化过程分析，最后分析留学生运用名量词的不足和对策。

关键词:现代汉语；临时名量词；运用目录一、相关概念 (3)（一）名词 (3)（二）量词 (3)二、对量词范围 (3)(一)量词是指个体量词 (3)(二)量词是一个词类 (4)(三)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的理由 (4)三、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进程 (4)(一)原始度量词的出现 (4)(二)个体量词的出现 (5)(三)量词的发展 (5)(四)名量词语法化的初步形成 (6)四、留学生运用语法量词现象的分析 (6)（一）留学生句子分词测试 (6)五、培养留学生运用量名词对策 (8)（一）教师强调汉语词汇概念，提醒学生注意分词问题 (8)（二）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语感 (8)结束语 (10)参考文献 (11)一、相关概念（一）名词殷志平(2000)认为“一身冷汗、一脸得意、一肚子火气”中的“身、脸、肚子”与名词的共同性多一点，把他们处理为名词，“一”为形容词，把“一身冷汗”类短语看作名词短语。

谭景春(2001)归纳出临时量词的三个特点:可类推性，数量很多、是开放的类，词义没有明显变化，主张把临时量词看作是名词的一种用法，仍然处理成名词，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标注了专职量词，小标注临时量词。

（二）量词郭先珍(1987)指出，临时量词是“从名词、动词、形容词临时借用来表示量的。

它们只用于一定的语言场介，多具有修辞色彩，例如‘一手泥、一脸汗、一裙子水’等”。

李字明((2000)认为，“一池春水、一脸疙瘩、一肚子坏水”等中的“池、脸、肚子”是名词借用为量词，并总结出具有负载、包裹、容纳等意义的名词可以借用为名量词，有些名词借用为量词以后，数词倾向于用“一”[1]。

二、对量词范围对于量词的范围、性质、作用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量词是指个体量词有的学者认为汉语中的量词就是个体量词，用于对事物的种类和性质进行表达，其与度量词之问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来源于国外，以及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学者。

由于度量词存在于这些学者的母语中，并经常利用容器的名称来作为计量单位，所以在其母语中不存在个体量词。

于是，这些学者从自己的母语出发，将其与汉语进行对比，发现个体量词与众不同[2]。

这些学者认为，汉语中的个体量词是其他语言中不存在的，且个体量词与度量衡单位又有所不同，不是机械的将数量表达出来，而是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是一类非常形象的量词，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个体量词与其他类别的词语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有日本学者将用于数词后面，表征事物的种类和性质的一类词语，称之为陪伴词。

有的学者认为量词具有名词的功能，能展现出名词中的概念特色，而这些特色与名词中所包含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我国，也曾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个体量词就是陪伴词，是一种纯然的语法，并不能与称量的数量同日而语。

随着名量词语法化的发展，这位学者最后否定了这种看法。

(二)量词是一个词类有学者认为量词的功能就是计量，这是量词最主要的作用，虽然此外还具有修辞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次要的。

量词包含的类型比较多，除个体量词外，还有货币单位量词、不定量词、集合量词等。

不同类别的量词出现的顺序不同，且每个类别的量词都有自己的性质，但无论其具备何种性质，都属于量词系统这一范畴内。

在与语法有关的早期著作中，曾认为量词不能独立于名词，成为单独的词语类别。

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语法研究小组正式将量词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类词语。

在《词类》、《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虽然都对量词采用过其他的名称，但后来都统一将其称之为“量词” [3]。

于是，关于量词的范围、性质以及作用，便有了统一的意见。

而在量词进行分类时，不同的语法著作各持己见，但普遍认为量词包括度量词，且所有的量词在语法性质上都是相同的。

(三)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的理由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理由有二:其一，在中国人对量词的认识中，认为不管哪一类量词，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计量，而现代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代，古人基本不明白“量词”所代表的意义。

虽然古人能理解量词的作用，并用理论对其加以阐释，但是在对语言进行实践时，古人却无法将量词进行正确的归类，也无法灵活、合理的使用不同类别的量词。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常以“枚”、“个”等通用类的个体量词，作为计数用的词语。

并且，古代计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具体的计数方式，要根据计数对象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如价值、形态等。

从理论上来讲，度量词的计量标准是度量衡的标准，大部分的临时量词可通过不同的容器来计量，而个体量词的计量对象则主要是通过将事物个化来实现的。

虽然计量的种类存在差异，但所有的量词在基本功能上都是一致的，即计数称量。

其二，在古人的语言实践中，常出现不同的量词[4]。

比如，在《史记》中就有石、斗等度量词；枚、个、两等个体量词。

在《红楼梦》中有卷、把等非标准度量词；对、挂、套等集合量词；张、块、条等个体量词。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不同汉语著作中，个体量词和其他量词在使用时，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并没有对其加以区分。

而从汉语的角度出发，也可发现，量词的基本功能就是计量，且量词的类别比较多，其中包括个体量词。

三、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进程(一)原始度量词的出现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度量词是最早出现的量词，出现的时期是远古时代。

而度量词的出现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消费、交换环节，都需要用到度量词，并且，无论哪个民族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度量词。

在度量词出现之初，其并不标准，且那个时候的度量词都还处于原始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在远古时代，还没有形成度量衡制度，更谈不上制度的严格与否。

在目前已经被识别出来的甲骨文中，并未出现与衡制和度制相关的词语，而仅仅发现有“升”、“卤”可作为容量单位，但其代表的实际量值却不得而知，所以有的学者推断，其可能代表容量接近、能够通用的一类容器。

而在已识别的甲骨文中，能够作为货币单位的是“朋”，其表示每串为五枚的两串贝，“朋”可被划分为两种类型的量词，一种是作为货币单位量词，一种是作为集合量词。

在远古时期，由于还没有形成量词系统，所以这些词都被认为是广义意义上的度量词[5]。

(二)个体量词的出现在甲骨文时代，在对数目进行表示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在表达一些不便于计数的事物时，却需要加上原始度量词。

比如，在古代需要用“升”、“卤”来度量祭祀用的酒，用“朋”计量串贝，用“丙”计量同一车中的数匹马。

于是，有学者认为，为使句式上更加对称，或者为了避免有数词在听觉上给人不清晰的感觉，计算所统计的单个事物或个人即使有明确的分野，有时候也会添加一些度量词，并在度量词之后添加一项事物。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固定的格式，如“牛X牛”、“人X人”等。

于是，可以认为，其他类别的量词是以原始度量词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

随后，古人在此格式的基础上，又用更具通用性的词语来代替重复的名词。

以“羌”为例，在卜辞中，其既表示国名，又代表当做牺牲的俘虏，由此便产生了“羌X人”的格式，这种格式用以表示被统计的事物或财富中，羌所属的范畴为人力资源，这是个体量词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要对人类自身进行计量，于是，“人”就成为最早出现的个体量词，且其是甲骨文中唯一出现在萌芽期的个体量词。

单音节是临摹和重复的基本条件，这是人类交际中所必须的，如果通过补加词语、重复词语等方式，使得语言不仅没有更加简练，反而还更加拖沓，那么补加、重复词语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无论单音的数词，还是单音的名词，其所形成的音步都会更加稳定，且形成的过程更加容易。

在甲骨卜辞中，使用最多的词便是单音词，这就为“拷贝量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量词的发展在周秦和两汉时期，度量词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且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统一全国，已经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度量衡制度。

于是，度量词在语言中的发展也逐渐完备，将寸、尺、丈等作为长度单位；将两、斤、石等作为重量单位，且有的量词在现代社会中仍在使用。

同时，在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些典型的个体量词，如匹、乘、个等。

最为重要的是，在周秦和两汉时期，已经在不同类型的量词上都有所积累。

比如，在《左传》中，就用到了26个自然单位量词，用到量词的地方有162处，其中包括临时量词、集合量词、个体量词等；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用到的一般量词有18个，用到量词的地方有213处，其中包括个体量词、准量词、临时量词等。

当量词发展到汉代时，其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多，根据对汉代文献的统计，在汉朝所使用的量词总共有56个，在这些量词中不包括度量词、货币量词，也不包括容量单位。

在《简明汉语史》中，与现代社会所使用的量词比较接近的词语就有21个。

在语法格式方面，周秦和汉朝开始出现“数词+量词+名词”的格式[6]。

以甲骨文中的“贝+朋”格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名词+数词+量词”的格式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问。

到战国初期，就开始出现“数词+量词+名词”的格式，如“一杯水”、“一瓢饮”等。

(四)名量词语法化的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是量词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名量词语法化初步形成的时期。

首先，这一时期的量词数量明显增多，在现代汉语中，通用的量词有30%以上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文献与《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后者所搜集的量词中，有423个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进行对比，其中有168个在两书中都存在，且用法上基本想通。

其次，量词的种类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且量词中的主体是个体量词。

尽管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不少的个体量词，但在语言实践中却很少用到，直到魏晋以后各类量词才开始形成完备的体系。

比如，在对刘世儒的相关材料的统计中发现，其中存在21个度量词，13个非标准度量词，38个临时量词，而个体量词的数量则达到了132个。

并且，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通用量词“枚”，其可与各种事物进行搭配。

因此，除了度量词以外，还有个体量词以及其他类别的量词，数量都已经比较多。

最后，在这一时期，语序被确定为“数词+量词+名词”，这是量词语法化的重要标志，且其在各著作中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结构中不仅有大量的度量词和临时量词，还有许多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也被广泛的使用。

根据统计显示，在魏晋南北朝使其使用的不同类别的名量词总共有217个，而应用于“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中的量词有106个，基本已接近总量词数量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