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1)

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1)史家论及汉代宰相制度变化，大凡都追溯到汉武帝在位之时，而归因于君权、相权之矛盾[1]。

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然。

一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与汉武帝谈论为政之道时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陈涉……偏袒大呼，天下从风……。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故贤主……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2]。

这里，徐乐重点在提醒武帝减轻赋税、徭役，以防止和消弭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吴楚之乱不过举为陪衬，至于君权、相权的矛盾则只字未提。

与徐乐同时上书、召见、封官的主父偃、严安，为武帝所划各策也同样没有涉及君权、相权关系。

如果主、相之间争夺权力，武帝确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权，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对这个问题不置一词吗这就从反面证明，汉初七十年君权、相权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汉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

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言，当时重点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

“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诸侯王莫不悲怨”[3]。

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

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同。

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

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无所请事”《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

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罢太尉官，属丞相”。

后代基本沿用[5]。

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刘屈氂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

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

其一是汉景帝与丞相周亚夫的矛盾。

据《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本来景帝很器重周亚夫，后来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废太子荣，周亚夫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周亚夫反对又未成，“因谢病”，被免相。

这两件事本属不同政见之争。

周亚夫力谏，并非相权膨胀，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对皇帝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谏诤的精神。

另一面，景帝否决周亚夫之议，也是君主专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许的。

如果两人都有度量，关系本不该受到影响。

然而不幸两人度量狭窄，周亚夫竟愤而“谢病”，景帝借口将他打击致死。

很明显，景帝所恼火的不是丞相权力的大小，而是周亚夫固执己见，触犯皇帝尊严。

正因如此，他虽打击周亚夫，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调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权力。

这固然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却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汉武帝与丞相田蚡的矛盾。

此事见于《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

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是常被引用作为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史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好儒术，与武帝气味相投。

虽因武帝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职，但窦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为丞相。

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

武帝对他“所言皆听”，甚至他贪得无厌，“请考工地益宅”时，也只说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库”的气话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为丞相荐人为二千石官，从制度上说并未越权[6]。

由于此故，在所荐人中即便有个别的起家至二千石，也谈不上“权移主上”。

司马迁这么形容，大概是对田蚡奏事太久，荐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张之词，不能理解得太实[7]。

第三，至于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从上下文及后来二人关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权重，而是因为主相二人议事，田蚡“坐语移日”，武帝心情烦燥，而有上语。

如果嫌他权重，就不必“所言皆听”。

当时武帝二十多岁，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让左右近臣与大臣辩论政事，否决过田蚡意见，则这时对田蚡不驳，应推定是建议符合其心意。

如果武帝最后两句话是针对“权移主上”而发，则此后应逐步限制田蚡权力；而田蚡看到武帝发火亦当收敛一些。

然而田蚡却进一步摆丞相威风，“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甚至“请考工地益宅”。

在与魏其侯窦婴、前中郎将灌夫有隙后，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请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请!”可证二人关系到这时为止还是融洽的。

史书记二人不和始于田蚡陷害窦婴、灌夫致死，所谓“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云云[8]，反证在此之前，包括荐人起家至二千石这事在内，武帝与田蚡尚没有什么隔阂。

以上三点，说明武帝与田蚡的上述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证实武帝存在削弱相权的思想。

此外，如汉文帝与周勃的矛盾，性质略同[9]。

二那么汉代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何在我以为，在于汉初以来的宰相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订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

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无妨。

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

在他的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对主要辅佐宰相之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怎么变呢是感到他们权力太大，加以削弱吗是认为他们出谋划策太多，“权移主上”，而故意搁置不用吗否！恰恰相反，是比汉初诸帝更迫切需要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多行使权力，多出谋划策，以赞襄自己大展宏图。

然而，当时的宰相制度却愈加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首先，按旧制主、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汉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厉精为治方五日一听事，则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许是一月一朝或二朝[10]。

间隔时间如此之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道”[11]的武帝来说如何等得及其次，为弥补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旧制礼节隆重，“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12]。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汲黯为主爵都尉，“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

此事既说明武帝不喜烦琐礼节，甚至见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说明礼制毕竟约束很大，武帝对丞相也只是“或时”不遵行，而且限于“燕见”和冠饰；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

因此，限于礼制武帝不会屡召宰相朝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13]。

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不得不先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

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外，才干往往较差。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附申屠嘉列传》：自嘉死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

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为武帝丞相者还有；建陵侯卫绾，系以军功封侯，“醇谨无他”，因“不任职”免。

魏其侯窦婴，是外戚，虽有才干，但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

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

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

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

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14]。

这些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15]。

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

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

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

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17]。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

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

《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

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

《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列传》：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

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

这样一来，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第二，为了把种种建议仔细研究，付诸实施，武帝进一步从对策及上书人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待以不次之位”[18]。

象主父偃，甚至岁中四迁；有些则用为相当于后来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并在左右”，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19]。

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

另一面，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或许原归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了[20]。

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

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21]。

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

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