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转】世俗女性与纯净美人——中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由20070510430提供） 摘 要: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而两人都擅长描写女性。他们的代表作品《半生缘》和《雪国》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追问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性别以及民族文化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从而可以挖掘出两个作家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半生缘》;《雪国》;女性;男权社会;扭曲;纯净 中图分类号: I206; 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0-5757(2009)07-0084-04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都是描写女性的高手,他们笔下的女性纯真、美丽、自我、孤独。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是男权意识占据主流地位,女性因经济上的不独立,而在心理上、精神上便永远成为男性的奴隶,当这种男权意识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在几千年文明灿烂的文本中就难以寻得女性意识的高扬和自觉。

张爱玲作品中关注最深切的是男权背景中女性生存困境,她的女性主体都是柔弱的、屈从的,即便有所收获仍然难逃失败、屈辱的阴影,但却有力地揭露了男权文化背景的罪恶和颓废。而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他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是描写女性和爱情的文学。川端文学基本是描写女性世界并把女性当作纯粹生命加以展现的文学。在川端的文学生命中充满了对女性的挚爱和思索,同情和歌颂。但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川端仍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男性意识转移到了作品的人物中,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有男权文化的影子。

一 “自从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五千年来的人类发展史实则是以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发展,女性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各种教导,在极力将女性改造成„谦逊、隐忍、温柔、忘我‟的符合男权意识规范要求的„大家闺秀‟的同时,使女性成为了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逐渐失去言说权的性别。”[1]《半生缘》作为张爱玲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篇,揭示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曼璐就是那个被扭曲为“动物性”的受害者。最初的顾曼璐是个和她妹妹曼帧一样的纯真少女,可是迫于全家的生计,曼璐去当了舞女,曼璐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一家人的生计,却换不回失去的青春与贞洁。而在男权社会里,青春美貌与贞洁是女性所有的资本。“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多鉴于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中,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同时,中国男人对女性容貌上的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从而更能顺从地被驱使。美貌与贞洁的不在让曼璐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难以去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男性把女性局限在性、生育和家庭事务中,规定了性角色的行为、姿态、态度和作风,把有利于女性受控制的特性视为女人的天性,让女人安贫乐道并维护自己所处被支配的阶级地位。”[2]男权社会对她的压制与侮辱让她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在疯狂毁掉自身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几个人的幸福。

曼璐的“动物性”的爆发引线却是爱的缺失。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女性文学本身涉足最多最深的也是爱这个主题。女人匮乏的是爱,虽然她们总是在付出,但收获却很少很少。“落后和专制的社会形态对女人的压抑和摧残远甚于男人,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不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多大的压迫,总还可能凭借功名利禄得到社会的承认,可以娶三妻四妾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男人找到自我。”[3]所以曼璐把曾经的恋情看得很重。七年后,已嫁为人妻的曼璐始终认为与豫瑾的感情是她一生中“虽凄楚,可却很有回味的”回忆,同时也成了她治疗不幸婚姻所带来伤痛的“止痛药”。然而,再次相遇后豫瑾冷漠的态度以及与妹妹曼帧的“亲密”惹恼了敏感的她,她的情感天平一下失去了平衡。与豫瑾不能再续前缘以及为爱求生的强烈欲望最终促使曼璐不顾伦理和亲情的约束,和祝鸿才合谋设计使其骗奸了曼桢。张爱玲在《谈女人》里说过:“女人在人性的发展上比较有弹性。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而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对曼璐而言,她在报复让她受尽折磨受尽苦难受尽侮辱的灰暗人生!作者充分地展示了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受压抑、被凌辱、焦虑、匮乏、悲哀、分裂,甚至疯狂的心理世界。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生创造了无数的女性形象,他具有穿透女性心理的能力,很少有男性作家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捕捉女性的意识和情感。女性成为川端表现“永恒的基本主题”的必由之路。《雪国》是川端康成艺术技巧达到高峰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一部女性的悲歌。虽然雪国是一个无限梦幻的世界,里面的两个女子也被描绘得如此美丽与纯净。虽然川端康成在极力的回避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意识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但是《雪国》里的驹子暴露了他的心迹。

首先驹子的身份是个艺妓。最能代表大和民族的那种阴湿柔软性的,恐怕要属日本的艺妓了。这是一个神秘的青春女子的世界,也是一个为上流社会男性客人服务的地。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妓,除了要修习琴棋书画、歌舞及茶道等艺术外,在性情上还要修炼得心静如水,没有杂念也没有野心,纯之又纯,使见了她们的客人也变得纯洁、善良。中国清朝驻日本公使黄遵宪在《艺妓》中写到: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4]表面看来,艺妓文化是一种美的文化,但是仔细看看,它实际是以将女性的身体与艺术出卖给男性为实质的文化,“绝大多数的卖淫是经济强大的男子购买弱小的女子的肉体,而不是相反。那时,女子的肉体是商品,是买方———男子估价、占有、享乐的对象。在男人看来,女人的整体大概就只能是属于这种对象。”[5]所以艺妓文化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与艺术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卖的文化。其次驹子当艺妓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未婚夫治病。日本女人学习技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家庭,从小她们就被教导要牺牲自己,她们的生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男人。日本女人为家庭奉献自身的全部,甚至去卖身卖艺被看成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男权文化下的理所当然了。再次,文中始终在强调一点“爱的徒劳”。驹子爱上了一年一度来访的岛村。驹子明明知道岛村是有家室的人,可是仍然不顾一切地在岛村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无论驹子怎样去爱,岛村仍然觉得这只是徒劳而已。爱的本身有种不可实现的虚无感。

岛村的形象,是灰暗、模糊的,川端康成一直在努力地替岛村辩白和解释,试图为他抹上些许光彩。但这种种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存在于川端意识深层的对女性的鄙薄不可逆转地投影到了岛村身上。从川端文学的爱情故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女性观就是:男性与女性之间是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故此,男性对于女性拥有自私的权力。在创作中,川端无意识地将自己男权意识投射到了作品的人物身上,他极力保护男性的形象和地位,为此把女性的宽容、忍让乃至依附性捧为美德。文中的岛村是个已婚男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他到雪国来就是为了寻求一片洁净的世界,他在雪国里感受了两个女人的美丽,“驹子代表的是触觉的感悟,她是人生的欲念,是性的渴求和满足,是岛村品味悲剧的快感。叶子则代表着视觉的感悟,是心灵的诉求的满足,是岛村品味活着的美感。”[6]一个已婚男人长期逗留在外,并且和两个女子在肉体或精神上有关联,但是川端康成却并没有流露出对岛村的批判,反而是站在岛村的角度去审视和欣赏这两个女子那徒劳的爱与美,这是男权文化在他意识里留下的痕迹。

无论是《半生缘》中的曼璐、曼帧,还是《雪国》中的驹子、叶子,她们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最底层,她们都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可一切都是爱的幻灭,美的徒劳。女性作家张爱玲与男性作家川端康成在有意无意中点出了答案:女性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男权社会。但是,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来没有停止努力。她们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坚强的生活,这两部作品都塑造了一个坚强的与命运抗争的底层女子的形象。

除此之外,这两部作品还透露着对女性命运的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张爱玲对女性悲凉命运的展示与演绎,表现了她对于女性角色遭受贬压的一种无奈和对男权文化无言的控诉。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其实是她对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和同情。同样,川端康成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透露出对善良的下层女性人物悲惨境遇的哀怜,以及自己对人生和命运的淡淡忧伤与无奈。

二 女性的挣扎与命运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张爱玲的色彩是世俗人生,其笔下的女子是寂寞的、悲哀的甚至变态的。而川端康成构筑的是理想世界,他笔下的女子是美丽的、纯净的极致形象。

张爱玲在《传奇》开篇中写到:“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7]她的故事全是普通人在世俗世界里演绎的苍凉故事。正如她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对那些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的生存命运极为关注,对女性的心理挖掘也非常深刻。张爱玲以独有的女性内审意识,探求阻碍女性自我发展的因素,并对女性生存悲剧进行透视与书写。“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一语道破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将女人逐步异化为“女奴”的历史。自贱意识是女性自我奴化的表现之一,女性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对婚的中国女人就是全部,而对于男人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男人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