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介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及校内其他研究机构基础上于2000年初组建而成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经教育部考核合格,于2000年9月22日正式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中心内设有东南亚经济政治、东南亚华侨华人、东南亚国际关系、东南亚宗教历史文化等4个研究室。
编辑出版的定期学术刊物有南洋问题研究!和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现拥有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世界经济(东南亚经济)2个博士点,硕士点3个,涵盖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华人史、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东南亚史、东南亚国际关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等7个研究方向。
现有在学硕士生38人、博士生20人。
现任中心主任庄国土研究员,副主任廖少廉教授。
中心的前身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南洋研究所#),1956年由当时的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与厦门大学共同创立,为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专门研究机构。
早期的研究重点为东南亚华侨华人。
7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还包括了对东南亚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南海问题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并广泛地涉及到对东南亚的社会、文化、教育、宗教和民族等问题的研究。
1996年,该研究所扩大规模,调整学科,更名为南洋研究院,现任副院长廖少廉、庄国土。
数十年来,南洋研究院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有关科研人员进行了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取得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整体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的同领域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近10年来,先后主办4次、参与承办2次国际学术会议。
2001年1月中心组成时,由厦门大学与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共建。
由于拥有坚实的科研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承担和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
八∃五期间共承担和完成国家、国家教委及省部级项目课题21项,其中国家级课题6项。
九∃五期间继续争取到各级部门的一系列研究项目课题,其中专职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5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6项,省部级项目7项。
第十讲 东南亚华人与政治
马来西亚的阿里巴巴制（Ali Baba system）
阿里巴巴制是指马来西亚原住民与华人 在经济领域中合作的一种制度或形式。 “阿里”指挂名的马来西亚原住民（马 来人名字中多有“阿里”二字），他们 无资本和经营经验，但拥有从经济部门 领取许可证等便利条件。“巴巴”指拥 有资本掌握企业实权的华人（巴巴原指 土生华人）。
第十讲 东南亚华人与政治
基本概念：华人
旅居者（过客）（Sojourner） 华侨(Overseas Chinese) 海外侨胞（ Overseas Chinese compatriot ） 港澳同胞(Hong Kong or Macao compatriot) 华人（Ethnic Chinese） *台湾去中国化的努力：以Overseas compatriot 代替 Overseas Chinese，更改侨 务机构的名称。
东南亚华人经济概况
多数学者们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华人资本占据 了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新 加坡等五国资本的三分之一。而在印支三国和 缅甸，由于都曾经实行过资本国有化政策，华 人资本遭受了致命打击，80年代末以来政策的 调整虽然使华人资本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在 其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以及绝对实力还远远 无法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的 华人经济相比。
印尼华人
目前印度尼西亚华人（华裔与华侨）约 有七百万（占总人口的4%），是全球华 人最多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已选择 印度尼西亚国籍。
失败政府的替罪糕羊
华人总是成为印尼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的替罪羊。发展经济时利用华人，出现 统治危机时则拿华人当挡箭牌。
改名换姓和特殊的居住证标记
在苏哈托统治时期，禁止华裔参政参军、 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 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 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 “非原住民”(Non Pribumi)记号等等， 使得华人身份证同土著居民的身份证有 区别。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和印尼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印尼归侨问题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篇文章将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形势的变化，大量的印尼华人开始返回中国。
这些归侨不仅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在印尼的经验和人脉。
这些归侨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丰富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为归侨提供合适的安置条件。
这些政策应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特殊政策。
国家还应提供归侨熟悉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以便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国家还可以鼓励归侨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为归侨提供创业和拓展市场的支持。
国家可以采取积极的姿态引进归侨的人才和技术。
在此期间，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急需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归侨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可以帮助中国填补人才和技术空缺，加快经济发展进程。
国家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印尼归侨进行技术和职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适应中国的经济建设。
国家还应加强对归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保障。
归侨的安置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国家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解决归侨的社会保障问题，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
国家还可以为归侨的子女提供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融入度。
国家还应加强与印尼的交流与合作，为归侨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和印尼是友好邻邦，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加。
国家可以积极开展与印尼的务实合作，为归侨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增加与印尼的交流与合作，还可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搭建更多的平台和机遇。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及其本土化-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
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及其本土化-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东南亚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截止到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4543万华侨华人的73.5%。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曾在当地华人社会及华人所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
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源远流长。
接壤中国的越南，因与中国山水相连，秦汉时期即已受到儒家文化之熏染。
公元10世纪建立自主的封建王朝之后，儒教在诸教中逐渐胜出，到了封建王朝后期即黎朝、阮朝时期更是位于独尊、达到鼎盛。
中南半岛的其它国家和南洋群岛国家，由于海陆交通的联系和中外商旅、使节的往还，也先后传入儒学文化。
宋元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侨居南洋各地的华商增多，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儒学文化传播不断扩大。
近代东南亚，以华工为主体的移民骤增，华侨华人社会日益扩大，儒学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而迅速。
19世纪8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在南洋设立，引领华人社会，弘扬华夏文教，东南亚开始出现儒家文化流播的兴盛局面。
19、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移民的迅速增加和华人社会的不断壮大，并受到中国国内维新运动之影响，华侨民族主义开始形成，新马印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东南亚儒家文化流播达到一个高潮。
辛亥之后，受到康有为、陈焕章等推动孔教运动、设立孔教会的影响，南洋许多国家都先后设立了孔教会，为儒家文化流播奠定了社团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孔子和儒学在中国遭到猛烈批判，东南亚儒家文化流播也进入低潮。
二战之后，随着东南亚各国相继摆脱统治建立的民族国家，各国民族主义当道，排华、运动屡屡发生，东南亚华侨认同开始转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文化认同，东南亚儒家文化流播跌入低谷。
1980年代，新加坡为疗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精神道德危机、为抵御西方歪风，由政府主导在中学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哲学，举办大型儒学研究会议，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儒学复兴运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印度尼西亚国内形势的动荡，大批华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选择离开印尼，他们被称为归侨。
这些归侨面临着严峻的安置问题，各国纷纷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地安置这些归侨。
正值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紧张，所以与印尼有关的归侨问题也变得十分敏感。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对印尼归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
他们主要关注归侨的职业、资产、家庭状况等方面。
通过调查研究，国家能够了解到印尼归侨的整体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安置政策。
国家在制定安置政策时注重了社会保障问题。
归侨离开印尼后，许多人面临着生活困难，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保障。
国家在安置研究中重视了解归侨的社会保障需求，为他们提供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以确保他们的生活质量。
国家还关注了印尼归侨的就业问题。
归侨离开印尼后，面临着重新就业的困境。
国家在安置研究中加强了对归侨就业情况的调查，同时提供了就业培训和创业支持，帮助归侨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尽快实现自我就业。
国家还注重了印尼归侨的心理辅导工作。
归侨经历了国内形势的动荡和离乡背井的辛苦，他们心理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和抵抗。
国家在安置研究中加强了对归侨心理状态的了解，开展心理辅导活动，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安置过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主要关注归侨的调查研究、社会保障、就业和心理辅导等问题。
通过这些研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安置政策，为印尼归侨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安置过程，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印尼归侨的安置成为了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印尼归侨是指二战后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从印尼返回中国的华人。
他们在印尼定居了几代人，但由于印尼政局变化和政策调整，导致许多华人选择返回中国。
这一部分人群的规模庞大，安置问题牵动了国家政府的神经。
本文将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进行研究。
二、安置现状二战后，中国经历了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政局逐渐稳定，华人回国的潮流愈演愈烈。
中国当时正处于艰难的时期，国家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资源匮乏，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面临着这一困难，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
国家政府加大了对印尼归侨的政策扶持力度。
为了帮助印尼归侨顺利融入中国社会，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提供就业机会，优先安排子女入学等，以提高印尼归侨的生活品质和融入感。
国家还对印尼归侨进行了免费医疗和住房保障，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安居乐业。
国家还加强了与印尼归侨社区的交流与合作。
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尼归侨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国家政府积极开展与印尼归侨社区的交流与合作，倾听他们的心声，掌握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印尼归侨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国家还加强了对印尼归侨社区的管理与服务。
为了更好地为印尼归侨提供管理和服务，国家政府特设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印尼归侨集中安置和管理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安全。
国家还加大了对印尼归侨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三、问题与挑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由于当时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国家对印尼归侨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有限，致使一部分印尼归侨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
他们在中国的安居乐业并不如意，这也是国家政府需要加强政策扶持的一个方面。
中国当时处于国际孤立的状态，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相对有限，这也给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战后泰国华人的海外移民:数量估算、原因和影响分析
二战后泰国华人的海外移民：数量估算、原因和影响分析康晓丽【摘要】通过泰国方面的人口统计数据,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泰华人口比例推算,截至2010年,泰国华人海外移民达70余万.二战后泰国华人因各种历史原因离开泰国,但普遍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部分华人移民对泰国而言是一种人力和资本的损失,但相对而言,泰华海外移民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补充了劳动力,减缓了老龄化人口的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创新的动力.【期刊名称】《八桂侨刊》【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7页(P33-39)【关键词】泰国;华人研究;移民探究;海外移民;人口统计【作者】康晓丽【作者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福建厦门 36102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4.336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东南亚各国都没有正式发布有关族群结构的人口统计数据。
国内外学者不仅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看法莫衷一是，而且对东南亚特别是泰国华人海外移民数量的估算也未有人涉及。
多种因素导致东南亚地区华人海外移民估算的困难。
首先，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规模的不确定。
战后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侨相继加入当地国籍，其身份认同呈多元化状态。
很多华人或自愿或被迫同化于当地社会，隐瞒华人特征，导致“华人”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在社会人口统计中多被归入土著民族。
其次，华侨华人问题一直被东南亚各国政府视为敏感问题，其真实存在状况的信息通常被回避或扭曲。
即使在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族群结构统计数据中，也未公布非永驻新加坡的外国人来源地的统计数据。
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族群结构的可靠统计资料可利用。
第三，东南亚各国的出入境统计数据大多不全，尤其是没有关于出入境日期类型的明确记录。
此外，在缅甸、柬埔寨、老挝乃至菲律宾和泰国，很多中国新移民可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居留身份而不进入官方的归化统计记录。
以上种种情况导致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把握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推估华人海外移民规模如何更难以把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印尼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印度尼西亚归侨问题得到国际关注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由于印尼政府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导致中国等国家的华人归侨面临大规模的被迫离开印尼的局面。
这些归侨成为中国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引发了各国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印尼归侨的大规模流失，另一方面是如何安置这些流失的归侨。
在处理印尼归侨流失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注重发挥外交手段，积极与印尼政府沟通，争取对印尼华人的保护。
中国政府通过向印尼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交涉和斡旋等方式，尽力减少归侨的流失。
中国政府还加强了与印尼华人社团的联系，通过帮助他们维护权益，尽量减少归侨的数量。
在归侨安置方面，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采取了以就业安置为主的政策，为归侨提供工作机会和创业支持。
中国政府还派出了工作组，负责指导归侨的安置工作，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除了就业安置，各国政府还注重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各国政府为归侨子女提供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帮助他们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这不仅有助于归侨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国家的社会。
各国政府还注重加强与归侨社团的联系，通过他们的组织和力量，为归侨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归侨社团成为归侨们互帮互助、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国家与归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与归侨社团的密切联系，国家可以更好地了解归侨们的需求和困难，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主要集中在处理归侨流失和归侨安置两个方面。
国家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印尼政府的保护，减少流失的数量；国家还采取了工作安置、教育和医疗等政策和措施，为归侨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国家还加强与归侨社团的联系，通过他们的组织和力量，为归侨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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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第4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December 2012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殎殎殎殎No．4研究述评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雷玉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研究；排华问题；身份认同；台湾学者；戴国辉［摘要］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
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
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4.33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5162（2012）04－0068－08［收稿日期］2012-7-15；［修回日期］2012-10-31［作者简介］雷玉虹（1964—），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历史与政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华侨华人问题等。
*本文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
Tai Kuohui's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EI Yu-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Key words ：Tai Kuohui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dentity ；Chineseness Abstract ：As a historian who also dabbled i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Dai Kuohui perceived Overseas Chinese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Pax Sin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Pax Bratinnica．He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alled Overseas Chinese problem in Southeast Asia was actually the vestige of West colonial legacy that used Chinese as a scapegoat to shift people ’s resentment away from the ruling class．This legacy still poisone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ethnic relationships after they attained independence．While he called for strict defin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ho should be distinct in terms of their adopted countries ’citizenship ，he supported their maintenance of their Chinesenes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He criticized ultra-nationalism that was once pervasive in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myth of “One Nation and One People ”，and he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 ”，with which all ethnic groups could enjoy “Self-help and Symbiosis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日益显现。
如何厘清华侨华人与其住在国之间的关系从而采取适合时势的侨务政策与对外政策，已经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华侨研究的重量级学者之一，同时也曾是华侨社会之一员的台湾籍历史学家戴国辉教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知性遗产。
戴国辉教授1931年出生于台湾，1955年赴日留学，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作为第一位外国人学者在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了10年台湾经济与华侨问题相关研究。
1976年，戴国辉转任东京立教大学史学部教授，1996年退休回台，2001年终老故土。
戴国辉的研究视野非常宽广，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台湾问题及台湾近现代史、华侨问题并涉及第三世界、殖民地问题等。
①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戴国辉华侨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东南亚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重要的居住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地位既特殊又重要，因此，“欲正确了解今后东南亚政治、经济、社会动向，都不能忽视各国的华侨问题”。
［1］戴国辉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论述内容极为丰富，对我们理解今日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大陆学界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本文择其要者，简要介绍其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视角及其提示的解决路径，以期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戴国辉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尖锐的问题意识，动态、立体的历史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和宽广的研究视角，兼具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
他将华侨的形成放在以中华思想及朝贡贸易为基础的亚洲传统的国际秩序（Pax Sinica）的解体与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英国霸权（Pax Britannica）的形成与成熟的过程这种世界史的宏大视野内来进行思考。
他认为，西欧的近代以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契机而诞生。
此后兴起的西欧巨大产业技术文明将非西欧世界卷进西欧化大潮流之中，将世界变成一个有机体，这种冲击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
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则是这种世界史、人类史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
他通过将华侨与犹太人、美国黑人、非洲的英国籍亚洲人（即非洲的印侨）、旅外的日裔，乃至日本境内的朝鲜人等进行比较研究，来探讨其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从本质上把握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
（一）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的历史产物戴国辉认为，虽然明朝已有中国移民自主赴东南亚开发，但今日东南亚华侨华人祖先的主体是在19世纪欧美殖民地开发之后才开始大量移居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华南一带因英国资本主义的进入而发生农村经济、社会的解体，出现了不得不外出流浪求生的农民。
清政府1842年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清朝的海禁政策形同虚设，形成了苦力贸易（又称为猪仔买卖），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带往世界各地。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本国人民出国到海外的自由。
与此同时，自1833年英国颁布了奴隶废止条例后，其他西欧国家也相继颁布了黑人奴隶禁止条例。
19世纪后期东南亚发生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全面殖民地化，使得对代替黑人的中国劳动者需求变大。
两者在某种连动作用下，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华侨社会。
所以，东南亚华侨是世界史的产物。
东南亚华侨是因应欧美殖民地开发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而来到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在维持、再编与强化殖民地农村秩序的同时，将农民固定在农村，然后再将印度人或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中间机构的担当者来使用，而他们自己则尽可能不直接插手管理。
［2］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不属于“主人”或“奴隶”中的任何一方，只不过是殖民统治体制的附属物与帮手，土地所有①戴国辉去世后，其夫人林彩美倾注10年心血将其遗著翻译成中文，于2011年4月由台北文讯杂志社出版了《戴国辉全集》8卷27册。
参见http：//www．ylib．com/hotsale/DaiGuoHui/introduction．htm。
权几乎不被承认。
他们作为劳动者，不论是在锡矿山还是橡胶园，都未能在居住国拥有主导权。
他们时而被殖民政府排斥，时而被利用。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对殖民统治者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华侨以中间人的身份勤勉地工作，承担起商品的流通过程。
因此，不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或者是先后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与美国，他们都是容许华侨以这种型态存在的。
”［3］因此，理解东南亚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时，不能忽略殖民地遗留体制的问题。
（二）殖民地遗留体制至今仍影响东南亚政治、经济与社会战后随着欧美殖民政府及日本军政府的倒台，东南亚国家都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在进行新国家的建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如何一边克服殖民地遗留体制，一边恢复民族的尊严，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建设自己的新国家。
如何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这个课题在东南亚各国的建国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没有被留意到。
［4］处于金字塔顶尖的殖民政府倒台后，澎湃而来的围绕着殖民地解放的抗争、对决，撼动了处于中间者的华侨的地位。
开始苏醒的曾经的“奴隶”们，揭举愈来愈高昂的带有浓厚的土著民族主义大旗向前冲时，需要有新的敌人来巩固其内部，“华侨”便无可避免地成为政争工具。
因此，一旦有事，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代罪羔羊的角色强加在华侨身上，其结果是引起流血冲突、经济停滞和社会混乱，但问题依旧存在。
戴国辉指出，把东南亚国家排华看作是华侨掌握了流通经济的说法是枝微末节的，东南亚国家民族产业结构的特殊化，是造成国民所得之民族性差异的近因；而远因则是欧美殖民者对殖民地施行分割统治的结果。
在日本军政统治东南亚三年半期间，日本当局除对以华侨为中心的马来亚抗日人民军及相关的政治团体进行血腥镇压外，还通过倡导从白人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的运动，在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下，试图切断华侨与本地人的联系，挑起马来人对华侨的反感而试图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