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上海为例

·20·第8期投资与创业一、引言城市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愈发强大，城镇化的浪潮卷席全球，首先，城镇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吸引了劳动力来到城市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其次，随着城镇化的普及，大型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数量直线增加。1900年，世界上13%的人口居住于城市，1950年，2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1990年，城市人口占据了全球总人口的46%，截止至2015年，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已达49.9%。另一方面，20世纪之初，人口总数超过100万的城市只有10个，但是2000年时，全球超过400个城市的人口以百万计。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75—80%左右，且趋于稳定。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此，但是增长速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很多国家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着城镇化迅速崛起的阶段，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到了世纪末时，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极高。当前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历程的是颇为相似的，但是又各有不同。城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粮食剩余，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城市的中产阶级从事专业工作或技术辅助工作，社会分工进一步明显。但是，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是为了逃离贫穷而进入城市寻找体面的工作改善经济条件，以求在大城市中某得一砖片瓦。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相伴出现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借着工业化的时机涌入了城市的手工业工厂。城镇化同时也给予了进城务工者文化、教育和医疗上的优惠。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央政府于2012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是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力量，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2015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6.1%，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期。基于此，本文试图了解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城镇化是否真的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又有何影响力。二、文献综述虽然很多文献都关注了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直接研究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直接的数量关系的文献很少。Bloom等(2008)发现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时间序列模型和异质性问题。McCoskey和Kao(1999)将城镇化作为转变因子添加到了生产函数模型中，在他们的模型中，GDP是人均有形资本的函数，并且借用不稳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52个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和非经合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人均GDP、人均有形资本和城镇化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但是城镇化的弹性是不显著的。Liddle (2013)扩展了McCoskey和Kao的研究，在生产函数中添加了人均能源电力消耗。他发现，中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的弹性是正向的，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城镇化弹性接近于零，而且出现了负值，这表明欠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水平过高。因此Liddle(2013)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梯形效应”：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城镇化的效应较为微弱，而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力。Zhang和Song (2003)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间接证明了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反之则不成立。da Mata, Deichmann, Henderson, Lall and Wang (2007)发现，人均收入越高，城市人口越多，但是，Fay和Opal (2000)、Poelhekke (2011)分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数据，发现城镇化并不是和经济增长伴随而生的。R.Nakamura（1985）研究了日本的数据发现城镇人口上涨50%，可带来生产率的3.4%的提高。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上海为例

毛聪玲摘　要：十八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上海市2001年至

2014年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发现上海市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反之则不成立。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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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投资与创业A. Ciccone和R. Hall（1996）发现美国的人口密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数据表明，城镇人口翻一番，生产率提高6%。但是A.Ciccone（2002）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分析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发现城镇人口翻两番，生产率可提高4.5%。国内文献方面，学者们多着眼于宏观层面，胡日东(2007)以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有正向作用，集约式的城镇化发展才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朱孔来(2011)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出城镇化率每增长1%，将带来7.1%的经济增长。但是敬辉蓉( 2013)利用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城镇化水平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投资将增长11.83%，城镇化水平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王婷（2013）以1996年—2011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空间城镇化和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之后，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东中西部不同的空间传导效应。整体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到了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归回函数，且多从宏观方面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具体的分析某一地区的研究甚少。三、实证分析在衡量城镇化水平上，国内学者通常采用城镇化率来衡量，以地区内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测算城镇化率。该指标以人口的城镇化来计算城镇化水平，是基于人群受到城市经济选择的多样性的吸引，经济生活重心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而后又定居城镇，这一现象反应了人口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流动的空间集聚效应。经济增长一般以GDP增速为指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在分析汇中，笔者以上海市人均GDP为指标来衡量上海市的经济情况。同时这也符合上海人口密度大的特点，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更为科学。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笔者以2001年为基准，进行了GDP平减指数的变换。此外，对指标去自然对数，以符合自然增长率的实际计算。本文以2001年至2004年上海市的GDP和城镇化率数据，分析了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时，需要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即验证特征方程的单位根是否存在。本文采用ADF检验来验证序列的平稳性，以SIC信息准则为挑选标准，检验结果见表1。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指标P 值LGDPGDP0.96097

LUBRUBR0.990.06

从上表中可见，国内生产总值GDP、城镇化率UB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不通过检验，去自然对数后的LGDP和LUBR同样是P值高于5%的显著性水平。可见序列是不平稳的，含有单位根。只有相同阶数的单整变量才存在协整关系，从表2可见，LGDP~I(2)，LUBR~I(2)，LGDP和LUBR都是二阶单整，他们可能是（2，2）阶协整的。表2 单整检验指标P 值LGDP（1fd）LGDP（2fd）0.060.00

LUBR（1fd）LUBR（2fd）0.150.00

通常采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构建回归方程：然后利用O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结果如表3：表3 回归结果指标系数P 值LUBRC0.11-1.250.000.00

P（f统计量）0.00调整R20.88表3 G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标P值DUBRDGDPDGDPDUBR0.420.00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88，系数的P值均小于5%，说明变量是显著的，F统计量的P值为0.00，小于5%，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回归方程为。回归结果说明，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为上海的GDP的贡献为0.11。残差检验中，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镇率UB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应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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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投资与创业误差修正模型来验证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反之则不成立。这一结果和前文中Zhang和Song (2003)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说明上海的城镇化水平不是GDP 的granger原因，为实现上海的GDP的高速增长，还需从其他渠道着手发展。但是上海的经济发展，增强了上海对周边乃至全国人民的吸引力，人们享受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成果，经济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性，使得人们更加愿意定居上海，但是人口的不断膨胀，使得额上海的城市病不断恶化，人口密度不断增加，教育就业卫生资源不断减少，交通压力增大，因而上海的城镇化并不能对经济发展有计量经济学上的推力，这也解释了当前上海政府一直严加管控外地户口迁入的背后原因。当前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和上海的实际情况并不相抵触，这是因为上海的城镇化程度一直位居全国首位，高达89%，因为世界经验看来，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也不适用于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状况-----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还未觉醒时就已经开始了城镇化，而且他们是100年至150年的时间里缓慢的走过了城镇化的过程，而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速度是飞快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棘手的，需要给城市容纳能力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当前的城镇化成果。四、总结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伴随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但是反之这二者之间则不一定有计量经济学学上的关系。本文以上海市2001年至2014年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序列数据，发现上海的人均GDP 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国内生产总值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反之则不成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已居于全国首位，按照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上海已经进入了城化增速减慢的阶段，上海的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非常有限，加之上海的城市病日益恶化，人均资源较少，上海的经济增长单纯的依靠城镇化建设是不切实际的了。城镇化水平是促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但是不应当是唯一的指标。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建设道路，维持上海的经济发展后劲，打破市场壁垒，促进人才充分流通，降低户籍限制，构建智慧城市，实现智能管理，缓解上海的城市病。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取得了令人震撼的经济成就，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世界城镇化速度大约为每年0.4%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却每年经历着1%至1.4%左右的城镇化率，几乎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一个百分点。中国的高速城镇化水平不仅影响着战国的城镇的未来走向，还深刻影响着全球城镇化趋势。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而在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反过来的，上海当前的城镇化成就和经济发展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而非市场自行运转的成果。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缩小贫富差距、以技术创新带动上海经济发展，才是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政府片面的重视经济指标，过度强调GDP的增长率，使得前期积累的大量问题在现阶段集中爆发，为了抑制这样的盲目和冲动的建设趋势，应当提出改革当前绩效评估系统，结合正在进行的实践的质量公共教育，在各级政府和民主党会议领导，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政治表现。在如此做，希望将冲动的负面影响正能量推动科学发展，提高市民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内涵的新型城镇化、合理,逐步有序的新指导施工市区，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不断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建设新城市地区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扮演者重要角色。参考文献［1］陈实、温秀、李树民，基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分析模型的西部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研究《经济问题》2011-09-15．［2］郑彬，我国发展全域旅游符合世界潮流《经济日报》2016-5-27．;［3］吕文，加快“十三五”旅游投资项目库建设《中国旅游报》2016-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