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石造像遗物研究述评
石刻文物调研报告
石刻文物调研报告石刻文物调研报告石刻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为了深入了解石刻文物的价值和保护现状，本次调研走访了几个著名的石刻文物遗址。
首先，我们来到了鲁迅纪念馆，与其园区中的石刻碑文。
这些石刻碑文以鲁迅先生的名言为主题，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文化观念。
石刻文物的题材多样，包括人物形象、动植物图案、文字和符号等。
这些石刻碑文不仅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更是展示了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
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自然磨损，部分石刻碑文已经出现了破损和褪色的现象，亟需进行保护修复工作，以防止文化遗产的流失。
其次，我们参观了龙门石窟，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
龙门石窟的主要特点是其丰富的佛教题材，如佛像、菩萨、经文等。
石刻碑文的制作技术高超，精细之处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龙门石窟的保存情况也值得关注。
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部分石刻碑文已经受到了损害，并需要进行专业的修复和保护。
最后，我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这是著名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里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石刻，内容涵盖了佛教故事、宗教仪式和人物形象等。
石刻碑文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非常高，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敦煌莫高窟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保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干旱气候和风沙的侵蚀，严重威胁着石刻文物的保存。
综上所述，石刻文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石刻文物面临着保护的困境。
为了保护石刻文物，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进行维修和保护工作，并加强公众的文化教育，提高人们对石刻文物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北魏平城民间佛教信仰心态研究——以云冈石窟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最新哲学类】
本文试图通过对现存北魏云冈石窟造像记内容的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探求 这一时期本地民众佛教信仰内容与嬗变，百姓心理追求及其信仰与本土观念、佛教教 义间的关系。文章由北魏平城民众的世界观切入，具体研究了北魏民众信仰的非系统 性与其礼佛行为下的皇权主义与家族主义观念，揭示了其时民众是如何在他们本来观 念的背景下接受佛教的，在他们固有信仰下他们是如何接受佛教概念并将之本土化， 之后平城民众的信仰观念在佛教影响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研究使平城民众佛教信 仰的实质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ｄｅ印一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ｐａｙ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Ｂｕｄｄｈａ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ｌｌｅ ｉｎｅｒｔ锄ｃｅ ａ１１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１０ｃａｌｉｓｍ．Ｔｈｒｏｕ曲龇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ｎ ｄｉ仃ｅｒｅｎｔ ｂｅ似ｅｅｎ ｔｈｅ仃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史称武州（周）山石窟寺，又称灵岩寺，云冈之说始于明 代中后期，由西域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 历时四五十年，用工难以数计。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浸润在北魏 的文化“土壤”里。云冈石窟特别把古代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与中华民族传统艺 术相互转化、相互融合，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形成了“云冈风格”。 《魏书·释老志》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做了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 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 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①，并赞 其“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②。云冈石窟工程浩瀚，内容丰富，价值珍贵，绝非程式 化的解说词可表达清楚。
浅述南北朝佛造像
220作者简介：秦欣欣（1988—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文博研究。
东汉末年，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大地，佛造像亦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开始了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灿烂历史。
佛造像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受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背景、宗教发展、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朝代体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混乱和充满变革的时期，更是佛教文化深入传播发展的时期。
长期动荡的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社会安定的向往，对普度众生的期盼，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遍布中原。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
佛教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佛造像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日益繁荣，大量的佛造像出现，开窟造像，斫石刻像，成为一时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向中原地区风格演变。
从北魏时期的粗犷古朴、安静内敛的风格逐渐过渡到后来俊秀瘦长、飘逸洒脱的“秀骨清像”风格，发展至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又逐渐向风格多变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南北朝佛造像的典型形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由于在时间上跨度过大，经历了王朝数度更替，统治阶级重视的程度不一，以及所受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不断进步，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水平远胜于之前，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不逊于唐、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造像艺术风格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秀骨清像”“面短而艳”“曹衣出水”交替占据着那时的艺坛。
石刻造像是随着石窟的流行而出现的，开始以大型造像为主，之后开始流行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其风格、特征与同期石窟造像基本一致。
北朝时期盛行小型造像、造像碑等，北魏早期佛像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
中国传统佛像雕塑造型研究
一、中国传统佛像雕塑发展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佛教雕塑等方面的艺术创造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在各大佛教圣地、寺院等地方都能看到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代石匠技艺的高超，塑造的这些佛像是为弘扬佛法，为佛教修行而为。
中国的传统佛像雕塑源于深厚的文化氛围中，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历史悠久，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体系，这从传统佛像雕塑的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这是雕塑艺术的精髓所在，融汇着雕塑独有的特色，这些雕塑记载着中国文化的演变，凝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
1、传统佛像雕塑产生最早的佛像产生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其雕塑技艺的传入对中国传统佛像的出现有着深远的意义，这让中国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石匠都为之震撼，吸取希腊的人体艺术表现形式，以人物形象来表现佛。
当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让中国的艺术家们认识到制造和供奉佛像能积累功德，是高超的修行，因此建造制作佛像的热潮由此开始。
2、传统佛像雕塑流传佛像艺术传人中国后，最先在新疆地区出现佛像，最早的风格以粗放线条为主，色彩单调，风格粗糙。
随着佛像雕塑的流传，受到中国民间工匠的再创造，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像雕塑，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像艺术成为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在《历代名画记》中有所体现，那时所创造的佛像真实体现人们生活理想、审美情趣，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典型特征。
到了北魏时期受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发展迅速，此阶段佛像造型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成为里程碑，有着鲜明时代特征。
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明显转变，让中国佛像雕塑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代宋之后，在佛像中还出现许多罗汉雕塑，此时的佛像已吸收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融合中华民族特有的风格，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二、各朝代佛像雕塑造型1、北魏时期雕像特征北魏时期雕塑的佛像最著名的莫过于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其规模巨大，气势宏伟，是北魏时期佛像雕塑的代表作。
北魏时期受南北战乱的影响，人们都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因此那个时代的佛像雕塑都有尊贵无极珍的地位，让佛像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官民都造佛像保平安。
四川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研究
四川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研究作者：唐睿来源：《艺术研究》2014年第02期摘要：荣县大佛及其周边摩崖造像群规模庞大，雕刻精美，具有晚唐巴蜀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典型特征。
由于风化和人为破坏严重，妨碍了相关研究的系统和深化。
归纳清楚荣县大佛及周边摩崖造像群出现的历史成因、修造年代和造像类型，有助于确立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群的历史价值，以期引起对其加强修缮与保护的意识。
关键词：荣县大佛摩崖造像罗汉洞二佛崖历史成因荣县，古称荣州，唐武德元年（618年）置，治公井县，“取荣德山为名”。
①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和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荣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省自贡、威远、荣县等市县地。
宋绍熙元年（1190年）升荣州为绍熙府，宋末府县俱废。
元末复置，不领县。
明洪武六年（1373年）属嘉定府，洪武九年（1376年）降为县，属嘉定州。
荣县自唐代以来佛教文化氛围浓厚，寺庙及石刻造像遍及城乡，主要分布在大佛岩、罗汉洞、二佛岩、千佛崖、小井沟五处。
笔者不揣固陋，就荣县摩崖石刻佛教造像问题提出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荣县大佛修造年代及类型考证荣县大佛坐落于荣县城区东郊真如岩，俗称“大佛岩”。
陆游曾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十月摄知荣州，诗中称真如岩为东山，故又名东山大佛②。
其通高36.67米，头长8.76米，肩宽12.67米，膝高12米，脚宽3.8米，是仅次于乐山大佛的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
荣县大佛至今未发现其造像碑记，相关史料又互有抵牾，具体的建造年代、由何人主持修建、修建的目的等都不明确，目前学界主要有建于唐代或宋代两种观点。
“唐代”说，较早见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大佛山，在县南一里，唐人刻大佛，与山齐。
架殿十层，高四十七丈，阔十五丈。
”③之后的史料中，清乾隆《荣县志》、清同治《嘉定府志》及清《重建梵刹》碑中都有大佛刻于唐代的记载，专家们据此推测荣县大佛造于晚唐时期。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引言：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云冈镇的悬崖峭壁上，是中国著名的石窟艺术宝库之一。
自公元460年始，历经多个朝代的建造和维修，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和丰富多样的主题而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造像艺术的杰作之一。
本报告旨在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其历史背景、艺术特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石窟历史和背景云冈石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是由北魏皇帝拓跋珪主导兴建的。
当时，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统一国家的重要信仰之一。
云冈石窟作为皇家佛教石窟，不仅是皇族崇拜佛教的象征，也是宣扬佛教教义和北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云冈石窟的修建和维护工作陆续进行，直到现在，形成了由东、中、西三组石窟群共252个石窟洞窟组成的庞大规模。
二、石窟的艺术特点1. 窟内壁画：云冈石窟的壁画是其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
壁画绘画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教故事、佛陀的生平事迹、梵文经文的插图等。
壁画的图案精美细致，色彩鲜艳，呈现出动态生动的效果。
特别是在石窟31和石窟103中，有着极具创造力和艺术价值的典范作品。
2. 石窟造像：云冈石窟的石窟造像以巨型佛像为主，包括方丈佛、坐佛、卧佛等多种形态。
这些佛像一般都是由巨大的石块雕刻而成，高度可达到18米左右。
造像技法高超，形象逼真，体现出雕塑家的高超技艺和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理解。
其中，石窟5和石窟20是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佛像。
三、云冈石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佛教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和技法对后世的石窟艺术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其他石窟的发展模式。
其次，石窟中壁画的描绘了佛教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还为后人提供了了解佛教文化的珍贵和独特资料。
最后，云冈石窟的保存和维护工作，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瑰宝，为后世的研究和欣赏提供了机会和基础。
北朝石刻艺术的瑰宝——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博物馆南的龙兴寺遗址上，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佛教造像400余尊。
这批佛教造像，时间跨度大，涉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各时期；材质众多，有石灰石、花岗岩、汉白玉、陶、铁、木、泥质。
造像数量众多，贴金彩绘保存完好，雕刻技法精美，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它是1949年以来，继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大批佛教造像之后，又一轰动海内外的佛教考古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它是佛教在中国兴衰历程的一处最集中的见证，是被称为改写中国美术史和传播史的重要遗存。
龙兴寺是青州著名的千年古刹。
据元代益都人于钦所著《齐乘》记载：“龙兴寺府城西北隅修身坊，宋碑，碑阴金人刻曰：宋元嘉二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
则天天授二年改名大云。
唐中宗时改为中兴，宗开元十八年始号龙兴。
今寺内有饭客鼓架，寺东淘迷涧……寺有北齐八分碑，制刻精妙。
碑阴大刻四字，曰龙兴之寺，是唐人续刻者。
”宋元以来，代为名刹。
在龙兴寺遗址上还出土了一件长1.22米，直径0.8米的唐代盘龙石柱，也可证明当年龙兴寺建筑规格之高和建筑之宏伟。
龙兴寺窖藏造像从形式来说，有单体佛、菩萨、佛菩萨三尊像、佛菩萨弟子五尊像。
北魏末期至东魏期间，以佛菩萨三尊像居多。
主北朝石刻艺术的瑰宝——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邸刚 孙铭涛1.永恒的微笑尊通常着比较厚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的配饰相对简单。
造像碑底部都雕刻有两条呼之欲出的螭龙形象。
这是青州造像碑最显著的特色。
螭龙都在主尊莲花座两侧，螭首由小变大，到后期发展为昂首扬鬃、四爪强健、形体完整的螭龙形象，特点明显。
碑尖上的顶部雕刻火焰、飞天和佛塔等形式。
飞天主要有伎乐、舞蹈和托塔等三种。
北齐时期圆雕单体造像数量最多。
轻薄贴体服饰中透露出优美的肌体轮廓，四肢与躯干之间凿空或较深凹入，突现出躯体造型的立体感，肌体的隆起度与力量感比前一阶段显著增强。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精美的雕刻工艺和丰富的内容表现，展现出了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独特风貌。
本文将从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以期带领读者一窥北魏时期佛教石刻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一、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黄金时期，而佛教石刻造像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高峰，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石刻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形制丰富、造型生动。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包括了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各种形制，其中以佛像最为常见。
这些石刻造像造型大胆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出了北魏时期艺术家的高超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其次是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所雕刻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佛教经典故事、佛教传说和佛教思想等。
这些内容涉及到了佛教的各个方面，为当时人们提供了了解佛教、信仰佛教的重要途径，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最后是工艺精湛、雕刻精细。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艺术家们在雕刻技艺上十分精湛，他们能够将佛教故事和思想通过石刻造像生动地呈现出来。
他们不仅注重整体的雕刻效果，还注重细节的处理，使得石刻造像在保存了艺术家的雕刻特点的展现了北魏石刻造像的高度艺术价值。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这个朝代的兴起和发展，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北魏时期，由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了高峰。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各个地区都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基础。
与此北魏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在北魏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这就为佛教石刻的雕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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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石造像遗物研究述评
通观中国佛教的各个派系的佛教美术作品，可以大致将中国的佛教造像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迹，如石窟寺造像；一类是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物，如石、金、铜制的佛像，此外还有部分的竹、木、牙雕造像可归入后一类。
中国佛教石造像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发现，其中河北，山东等地发现的造像最多，研究成果也比较有系统。
本文搜集大量考古发掘简报，对国内外石质佛像遗物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按照地理分布进行分别论述。
一、河北的石造像研究
1953年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中先后出土了2000多件石造像及造像残片，（1）杨伯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曲阳县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风格和特征》对这批造像的时代背景、特征、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另外对这批石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净杰、冯贺军、胡国强。
此三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造像中的一些专门的题材如半跏思惟像，弥勒像和造像铭文。
冯贺军的《曲阳白石造像研究》（2）一书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对曲阳白石造像的题材内容与表现特征、发愿文与历史背景和信仰、寺院沿革的问题进行讨论。
河北省其它的出土造像及其研究有河北省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4），金申的《河北易县发现一批石造像》（3），河北蔚县发现的北魏铭文石造像（5），程蓉生的《河北肥乡发现唐代石佛造像》（6）刘建华的《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7）等。
二、山东石造像研究
山东省是我国出土佛教造像最多的地区之一，青州、济南、临沂、连云港等地出土过大量北朝以来的佛教石造像，并有多篇论文发表。
其中以青州龙兴寺造像最为著名。
1996年，青州龙兴寺出土了15000多件石造像残片，多数为佛、菩萨像（8）。
此发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从技法方面进行研究的有李少南的《从博兴出土的石刻线画略谈北朝线刻艺术》（9）。
从美术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是金维诺，其相关著作有《简论青州出土造像的艺术风范》、《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10），《青州龙兴寺造像的艺术成就——兼论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齐“曹家样”》(11)，分析了青州造像的艺术源流。
宿白在《文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青州城和龙兴寺的历史进行考证，从历史的角度对佛像的渊源进行了详细分析。
对这批石造像进行综合研究的是杨泓的《山东青州北朝石佛像综论》，文中对青州的北朝佛教史和寺院进行了分析，将历年青州出土的石造像分为四期对每期的风格特征结合历史背景和民族情况进行了分析。
此外相关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刘凤君的《论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艺术风格》（12）罗世平《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13）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14）姚崇新《青州北齐石造像再考察》（15）。
除青州石造像研究之外，山东博兴、诸城多次出土石造像，（16）但是没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山东公布出土石造像的地区还很多，如李克敏《山东临沂县发现古代石刻佛像》（17）惠民县文物管理处《山东惠民出土一批北朝造像》（18）、赵正强《山东广饶佛教石造像》（19）等文章报道了大量山东出土的石造像，但仅是介绍其发掘情况和时代、风格等信息，缺乏对其精深的学术研究。
三、河南石造像
河南省石造像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一带，时间分布是从南北朝到唐代。
郑州石造像的考古资料主要见于郑州博物馆、侯鸿钧、周到等机构和学者的文章，这些
文章主要发表在《文物》上。
其中郑州市博物馆的《河南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20）一文不仅公布了四十余件出土造像，还对造像的时代、风格、寺院历史、艺术成就进行了简要分析。
张秀新发表的《浅谈河南永阳大海寺石刻造像的艺术特点》（21）一文从艺术的角度，简单归纳了大海寺出土造像的部分服饰。
洛阳出土的造像资料主要见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徐村发现一批唐代石刻造像》（22）、侯鸿钧《洛阳新发现的石刻造像》等文章。
对洛阳石造像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洛阳艺术馆《洛阳魏唐造像碑概说》，综合地介绍了洛阳地区从北魏至唐代造像碑石，认为洛阳地区北魏造像以秀骨清像为主，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北齐造像则一改北魏清秀之风，出现粗犷健壮的的造像形象，表现出浓厚的西域特色。
四、陕西石造像
陕西省历年出土了大量石造像，研究方向比较多。
最著名的是耀县的佛道造像碑和西安周围寺院遗址出土的造像。
陕西北部出土过一大批佛道造像碑，其中绝大部分被集中于耀县保存，一般统称为耀县佛道造像碑，在《文物》等期刊上发表的相关研究都是对某一座造像碑石的个案研究，综合研究几乎未见。
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及著作有：张燕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李凇的《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该书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这批造像碑，如供养人问题、造像尊位的主次问题等。
西安发现的造像遗址很多，如青龙寺、宝庆寺、大安国寺等，但是因为资料零散的原因，大多数研究成果只局限于关注一寺或一像。
有价值的成果有颜娟英的《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和金申的《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密教石像考》，后者对安国寺出土的一批石造像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图像特征和经文记录对其进行定名，认为安国寺内供奉着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方佛和以不动明王为首的八大明王，并与日本保存的密教造像进行对比。
另外，20世纪后半叶，陕西省其他地方零散出土大量的佛教石造像。
大量的学者在文博期刊上著文对考古资料进行介绍性的论述。
五、其它地区的石造像研究
山西省发现的石刻造像远不如上述几省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为公布资料性质的文章，专门研究较少。
如李爱国的《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出土北朝汉白玉石造像》（23），曹彦玲《大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魏石造像》。
四川出土的石造像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围地区，最著名的就是成都市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至唐代造像。
其它如邛崃、彭县、广元等地也有零散资料发表。
但这些资料仅限于时代推断，研究很少。
最新成果是2007年李裕群、雷玉华《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25），其文对汶川石造像所反映的丝绸之路河南道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
江苏省、安徽省出土石造像数量较少学者有李万才的《扬州出土的唐代石造像》（26）连云港市博物馆的《孔望山出土北齐造像》（27）。
此二篇主要是作介绍性地论述。
北方的甘肃、宁夏、辽宁也有少量石造像出土，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学术性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佛教美术中石造像遗物数量巨大，地理分布广阔，但是大多研究是描述性介绍性的，系统地精深地学术研究较少，时代历史研究相对较多，综合性地研究较少，信仰研究较少，跨学科研究几乎没有。
且众多学者的关注点较集中于少数著名遗址出土的遗物。
因此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注释
（1）《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
（3）《文物》1997年第3期
（4）《河北省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1980年第9期
（5）《考古》1989年第9期
（6）《文物》1988年第2期
(7)《文物》1999年第8期
(8)《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2期
（9）《考古》1989年第7期
（10）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年11月
（11）《汉唐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3）《美术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4）《文物》2000年第5期
（15）《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调查简报》山东博兴县文物管理所《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诸城博物馆
（17）《文物》1956年第1期
（18）《文物》1999年第6期
（19）《文物》1996年第12期
（20）《文物》1990年第3期
（21）《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22）《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23）《文物》2001年第5期
（24）《文物》2002年第5期
（25）《文物》2007年第6期
（26）《文物》1980年第4期
（27）《文物》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