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分析及其文化探源

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分析及其文化探源作者：吴沫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7期摘要：辽代玉蹀躞带是辽代重要的礼仪器，是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重要见证物。

本文通过对辽代玉蹀躞带进行系统地考察和分析，发现它们在形式上可分为单带扣·单铊尾型和双带扣·双铊尾型两类。

前者以蹀躞銙上具有“山”字形古眼、蹀躞上坠饰倒悬葫芦形带饰或曲柄形饰以及带銙可能存在偏角团形銙或倒“凸”字形銙为特征，在文化渊源上主要受到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的影响。

后者以具有前后两组玉带为特征，其主要受到中原汉族带饰文化的影响。

本文中关于辽代玉蹀躞带中存在悬坠曲柄形饰、饰倒“凸”字形銙以及还具有双带扣·双铊尾型式的特征分析在过去的研究中少为述及，可作为新的依据，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和更深刻地理解辽代社会契丹文化的特色及其多元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辽代；玉蹀躞带；特征；多元文化；探源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013-06一、引言玉带是辽代重要的礼仪器，在辽代玉器中是尤其重要的一类。

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礼仪之制在契丹文化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见证了契丹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为我们理解契丹文化的多元文化内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辽代由于在政治上“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官员所用腰带也因官之南北不同，而有明显区别，大体可以根据有无蹀躞分为蹀躞（腰）带和无蹀躞（腰）带。

蹀躞是指腰带上垂下来的带子，古代游牧民族常用这种带子把物品系在腰带之上。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确指出蹀躞是胡服的特征之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

”[2]垂有蹀躞的腰带即为蹀躞带。

过往研究已有述及，重要的研究包括：李逸友在《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着重论述了辽代各种腰带的形制，认为辽代带式可分为有蹀躞的契丹服腰带和无蹀躞的汉服腰带[3]。

孙机在《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中指出内蒙古出土的辽代金银蹀躞带銙明显受到突厥带具的影响[4]。

冯恩学在《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一文中对辽代蹀躞带和突厥蹀躞带的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辽代蹀躞带的带銙形式可以在突厥文化中找到源头，其在结构上继承了突厥带的形式，但在纹饰上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5]。

滕亚秋在《契丹带饰研究：以蹀躞带为中心》的硕士论文中指出，蹀躞带作为契丹带饰当中独具特色的物质载体，不但具有实用功能，更兼具有象征性意义，通过研究其带饰制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契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丧葬制度、风俗习惯及其多元的文化内涵[6]。

另外，针对辽代的玉带，许晓东在《辽代玉器研究》一书中根据辽代玉带是否存在古眼以及玉銙的形制进行了型、式归纳和分析[7]；于宝东在《辽金元玉器研究》一书中对辽代玉带引入“标准器”概念，指出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銙丝鞓蹀躞带属于辽代玉蹀躞带中的标准器[8]。

可以说，辽代的玉蹀躞带正是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的玉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

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辽代出土的玉蹀躞带进行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考察，包括关注个别少有述及的玉带类型，分析辽代玉带的形制特点，更加侧重探讨辽代玉带所显示的契丹文化渊源和内涵，以揭示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对契丹文化的推动作用。

二、辽代遗址中出土的玉蹀躞带辽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国起，至天祚帝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亡辽止，共历9帝，达210余年。

根据辽代考古学发现和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特点及组合变化，可将辽代分为早、中、晚三期：（1）早期，太祖至景宗时期（公元907～983年）；中期，圣宗、兴宗时期（公元983-1055年）；晚期，道宗、天祚帝时期（1055～1125）[9]。

从考古出土情况看，由辽代遗址出土的玉蹀躞带共见8处墓葬、2处窖藏遗址，共计10例（图1），早、中、晚时期都有；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地区，亦即以辽代上京道临潢府和东京道辽阳府为中心的大片区域。

1.耶律羽之墓，位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早期墓葬（辽太宗年间，公元942年），出土白玉质团形銙2件，带銙上有长方形古眼，无纹饰[10]。

2.海力板辽墓，位于辽宁阜新，辽代早期墓葬，出土乳白色玛瑙质长方形銙2件、偏角团形銙2件、团形銙1件、圭形铊尾1件，带銙上无纹饰，有山字形古眼，墓中还出土了鎏金铜质的带扣1件、带箍1件和倒悬葫芦形带饰2件[11]。

3.陈国公主墓，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代中期墓葬（圣宗年间，公元1008年），出土玉蹀躞带1副，包括：长方形銙11件、桃形銙2件、圭形铊尾1件，带銙无纹饰，长方形銙上有长方形古眼，蹀躞小带计11条，上附玉质桃形銙16件、圭形铊尾8件；另还出土了配套的镶玉鎏金铜带扣1件、鎏金小铜带扣4件、鎏金倒悬葫芦形带饰2件、包丝面皮囊1件、大铜带箍1件、小铜带箍11件[12]。

4.清河门4号辽墓，位于辽宁义县，辽代中期，出土灰白色玛瑙质带饰5件，包括：偏角团形銙3件、团形銙1件、圭形铊尾1件，带銙无纹饰，有山字形古眼[13]。

5.解放营子辽墓，位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辽代中期偏晚墓葬，出土白玉质长方形銙10件、冠形銙1件、圭形铊尾1件，带銙上有山字形古眼，无纹饰[14]。

6.小努日木辽墓，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辽代中晚期墓葬，出土青白玉质玉蹀躞带1组。

其中，主带上包括：团形銙12件、桃形銙3件、圭形铊尾1件，带銙无纹饰，团形銙带古眼；蹀躞小带上有桃形銙37件、半圆銙10件、偏角状圭形铊尾11件[15]。

7.白音汉窖藏，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晚期窖藏，出土白玉质长方形銙2件、圭形铊尾2件，带銙上有长方形古眼，无纹饰[16]8.大西沟1号辽墓，位于辽宁建平沙海乡，辽代中期墓葬，出土石辔饰33件，形制多样，有椭圆形、圆形、扇形、圭形、山形等，墓中还出土了铜带扣、铜带箍[17]。

9.炮手营1号辽墓，位于辽宁建平北十二家子镇，辽代中晚期墓葬，出土玛瑙辔饰6件，包括圆角方形、心形和圭形[18]。

10.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遗址情况不详，出土玉带1组，包括圭形铊尾2件、长方形玉銙8件、长方形带山字形古眼玉銙2件、桃形有孔玉銙6件和铜带扣1件[19]。

三、辽代玉蹀躞带的型式分类出土的辽代玉蹀躞带相对完整的共有5副，分别来自海力板辽墓、陈国公主墓、解放营子辽墓、小努日木辽墓和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

单从带扣、铊尾的组合来看，这些玉带可分为两种类型，前4副玉蹀躞带均属于单带扣·单铊尾型的蹀躞带，而来自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的玉蹀躞带则属于单带扣·双铊尾型的蹀躞带。

单带扣·单铊尾型是辽代蹀躞带中最常见的组合形式，辽代多数金属质地的蹀躞带都属于这一类型。

辽代玉蹀躞带实际是对金属蹀躞带的模仿。

因此可以推测，辽代的玉蹀躞带也多属于单带扣·单铊尾型。

根据带銙和蹀躞坠饰物的组合，这一型的玉蹀躞带至少可分出三式：I 式：坠饰倒悬葫芦形带饰，带銙数量较多，组合形式较丰富，带銙可见长方形、团形、偏角团形、桃形等；II式：坠饰曲柄型饰，带銙数量较少，带銙可见近圆形銙、抹角方形銙；III式：具有倒凸字形带銙，带饰组合情况暂不明晰。

此三式的典型特征将在下文论述，它们都和游牧民族的带饰文化密切相关。

关于单带扣·双铊尾型玉蹀躞带，目前只见于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一副（图1，10），其资料尚未公开，仅能从《内蒙古珍宝（玉石器卷）》一书中看到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的图片及简单介绍，知道其为一副相对完整的玉蹀躞带，包括：10件长方形銙（其中有2件具有山字形古眼，其他的无古眼）、6件桃形有孔銙和2件圭形铊尾，另还有1件铜带扣。

其中长方形带銙和铊尾的表面均呈现出唐代玉带板特有的特征——池面状（即表面四周由外向内缓缓凹入，如一个上大下小的长方形池子）。

唐代的确存在单带扣和双铊尾组合的玉带，但其中真正作为铊尾的仅有1件，而另一件铊尾形的玉带饰则被作为带銙置于玉带的带扣之后。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就出土了8副如此组合的玉带[20]，但是这些玉带上均无桃形銙。

相比较，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和辽宁凌源小喇嘛沟辽墓中出土的一副双带扣·双铊尾型的银质蹀躞带在形式和带饰组合上更为相近。

二者都具有2件圭形铊尾、10件长方形（方形）带銙和6件桃形有孔銙，古眼形式均为山字形，表面均向内凹呈池面。

不同的是，后者具有2件带扣、10方形带銙上均有古眼，方形带銙和铊尾表面还饰有浅浮雕的独角兽纹。

目前尚未见到辽代遗址中有金属质的单带扣·双铊尾型蹀躞带，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原本属于双带扣·双铊尾型，但其中一件带扣已遗失。

此型带具另见于通林二林场辽墓[21]、建平西窑村辽墓[22]、锦州张扛村2号辽墓[23]、张扛村3号辽墓[24]和扎鲁特旗[25]等辽代遗址中，尤其是通林二林场辽墓和张扛村2、3号辽墓的（长）方形带銙和圭形铊尾上均铸有仙鹤等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惯图案，显示此型带具主要是受到中原汉文化带饰的影响。

这一型带具的样式同时还频频出现在辽代河北宣化汉人墓室壁画的人物像上。

参考辽代宣化地区韩师训墓和张匡正墓中人物画像（图2，1、2），可推测当时的汉族官僚习惯腰束双带扣·双铊尾型腰带。

这种腰带分前后两条，系于腰前部的革带两端各系1件带扣，两端之间的左右部分各饰3件桃形有孔銙，两组桃形銙的尖端分别各指向近带端的一头；系于腰后部的革带上饰一组并排的方形带銙，革带两端则饰圭形铊尾。

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在具体组合上很可能类似这一型式，但不同的是其还存有2件可穿系蹀躞的有孔带銙，显示这一玉蹀躞带尚处于趋向汉化又尚未完全汉化的阶段。

另外，由此可推测，白音汉窖藏出土的双铊尾玉蹀躞带很可能也属于双带扣·双铊尾型。

四、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分析和文化探源通观辽代玉蹀躞带，其区别主要在于带銙、古眼、蹀躞坠饰物的形制以及带銙与坠饰物的组合。

这些玉带的不同特点实际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所受到的复杂影响，对于我们追溯契丹民族文化的多元因素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同时对于我们把握了辽代玉器乃至其他辽代工艺品的普遍特点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目前无论在汉文化圈中，还是在其他游牧文化圈中发现的带具都可见到方形、长方形、团形（如一个长椭圆形被切去了五、六分之一的部分）、桃形和圭形的带饰，故本文对这些常见形制的带饰不再赘述，而主要针对辽代玉蹀躞带中的特殊形制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