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之策

稳中求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之策作者：刘瑞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0期【摘要】党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策略。

这种稳进策略不同于激进或缓进策略，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宏观调控新基调。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关系，必须树立综合平衡观念，按照补短板思路从短线入手稳进。

最重要的是稳金融和稳就业，稳金融可以防风险和稳经济，稳就业可以稳增长和稳社会。

稳外贸、稳外资主动权在我方，要通过改革涉外商事制度即以开放进取的姿态来实现。

稳投资要加强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向的投资。

稳预期要加强网络舆情管控。

应该把“稳进”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发展理念之一加以确立。

【关键词】“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 ;宏观调控 ;发展理念【中图分类号】F124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ki.rmltxsqy.2019.10.0012018年中，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认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因此强调要围绕就业、金融、外经外贸外资、投资等，最终做好稳增长，寻求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

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调整。

“稳中求进”凸显了一种辩证的思路，也是党中央每当遇到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档口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的惯例。

令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八一九”事件当口，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守住陣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决策。

眼下还不能确定“稳中求进”的决策能够持续多久。

如果只在较短时间内贯彻执行，这种决策就只具有策略性质。

如果在较长时间内贯彻执行，比如贯彻在十年以上，这种策略就上升为战略决策了。

当年苏东剧变，韬光养晦之策有应急性质。

但是之后长期坚持了几十年，就事实上成为了一项战略决策，对中国后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因此，“稳中求进”是否成为一项战略决策，由策略上升为战略，还需要审势定夺，需要留给历史来评价。

就眼下情势而言，“稳中求进”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之策。

“稳中求进”：一种稳进策略“稳中求进”策略体现了对发展的一种辩证思考与选择。

一般而言，国家在寻求发展过程中，稳是稳定、稳步、稳妥之意，进是前进、进取、推进之意。

稳字当前，进随其后，体现了发展的先后顺序和轻重关系。

依照不同的形势，发展策略有激进、缓进、稳进等主张。

当外部形势比较清晰、对我有利时，内部条件较好时，发展步伐快一些，策略激进一些也无妨，否则容易错失发展机缘。

但是当外部形势极端复杂，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急速增加时，激进的发展战略是不可取的，唯有放缓发展速度，瞻前顾后，兼顾左右，留有余地，才是稳妥之举。

显而易见，当下中央选择了稳进的策略。

在做发展战略分析时，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发展战略的情景分析方法（SWOT）。

该分析方法简化了发展战略制定的依据条件和因素，突出了战略选择的重点和类型。

一个国家在决定未来发展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外部环境条件对自身的影响，简化为对自身有利的因素（机会）和不利的因素（挑战），其次要根据自身长处（优势）和短处（劣势）来作出重大选择。

当然，这种SWOT分析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有关条件和因素的信息不充分导致分析不可能全面精准，据此而作出的决策选择也就不是十分到位。

但是SWOT分析的好处也是明显的，把复杂的情景作简化浓缩处理之后便于决策者作出清晰的判断。

稳进的战略，应当属于机遇犹在但挑战多于机遇、自身优势还有但自身劣势也很明显时的一种选择。

因为发展机遇以及自身优势还在，所以需要前进，停下来会贻误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自身劣势也很容易被挑战所击破，所以需要守拙以减少压力，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机会。

稳进策略与激进策略和缓进策略显然有不同的内涵。

激进策略是寻求经济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较高目标和水平，但实际推进时激进容易变冒进，结果是欲速不达。

缓进策略在我国不常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曾客观上出现过这种策略选项。

当时，国内价格改革急于闯关而导致经济关系全面紧张，国内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动乱，同时，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剧变，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

党中央及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策略，要求降通胀、减货币、减赤字、调结构等，因而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至5%～6%。

[1]这就是缓进策略。

对此，邓小平有过中肯的评价，认为那三年治理整顿工作有稳的功劳，而发展进取则不足。

[2]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也曾经长期推行过缓进策略，并成为长期化战略。

这种战略把保持社会稳定当作长期目标和任务，对于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下行和经济效率低下问题不作实质性变革，只满足于对体制修修补补。

这种缓进战略一方面自我陶醉于历史上已有的辉煌成绩和一些制度优势，而看不到世界政经格局变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与威胁正在临近;另一方面对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威胁过于担忧而形成强烈的自保意识并作出过激反应，如苏军贸然入侵阿富汗;对任何改变现状的改革均持小心翼翼的消极态度，怕出动乱影响大局，如60年代苏联在柯西金总理主持之下一度推行的利比尔曼式改革停滞。

这种战略看似稳重，实为保守，最终失去了重大发展期机遇，导致大的体制改革一经提出就乱了方寸，制度溃败一泻千里。

目前党中央提出的稳进策略是稳中求进，与缓进战略的不求进取有重大差别。

为此需要把握好稳的方向和重点，在没有提及的其他领域就不必强调稳，而应该强调进。

即使是在已经确定保持稳定的领域，稳也不是全面停止前进，而是在保持稳的前提下继续求进。

其实，所有的稳都要归结为稳增长。

进一步说，基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随着机会的出现，稳也可以实时转为进。

因此“稳中求进”策略富含哲理性，这里具有非常重要的辩证关系和处理态度，需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等。

“稳中求进”：应对外部格局变化基本策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调整和改进这个基本制度，使其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和优势。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从而保障了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无论是大战略还是具体策略，中国没有犯严重的或颠覆性的错误。

尽管在高速增长后期出现了环境生态污染、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但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共性问题，其他国家在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遇到过，难以避免，而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物质手段和不断调整的经济政策加以纠正和改进。

其三，30年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总的说来是有利的。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反过来大量外资和技术流入中国，也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发展。

但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形势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党中央的判断是遇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有忧。

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击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同时证明了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前途光明。

中国一方面顺利应对了这场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正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带动了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

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人均经济总量超过8000美元，开始迈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按照许多经济指标衡量，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都在30%左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引擎。

中国的经济成功预示世界发展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其次，中国经济成功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集体焦虑与不安，引发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不友好。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德国和日本，也一度引起西方社会的担忧，但是中国崛起引发的是西方社会的全方位担忧。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依循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和制度安排，而是有选择地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吸取了不利的教训，拒绝了有害的教条。

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有多种解读，评价参差不齐。

[3]这些学者可以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学者合作去共同理解现代中国，达成共识。

另外一些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着竞争、合作和对抗三种可能性，而提出“中美之间出现本质性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合作的混合状态”。

[4]但是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开始放弃这种竞合关系认知。

美国政客、商人、军人以及一些社会中低阶层把本身的经济竞争失利统统归罪于中国。

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得益于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侵犯知识产权，中国国企的成功得益于政府补贴和垄断地位，中国维护领土领海权益是破坏国际秩序，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扩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国崛起引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如此强烈过激反应，担忧中国在经济、技術等领域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似乎印证了早年恩格斯曾预言过的那种情况，即西方资本主义征服小农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会对欧美资本主义崩溃起推动作用。

[5]再次，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浪潮，机会与挑战并存。

人类发展与进步与技术变革息息相关。

新技术发明内化在社会生产力之中，每一次的新技术诞生都会突破已有的生产边界和限制，都会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向前进一步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目前世界进入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阶段，以大数据、互联网、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以光伏能和储能新材料开发为代表的绿色能源革命等，正在催生新经济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

此前，中国错过了多次新技术变革机遇，此次新技术变革中国有幸不缺席且占有一些领先席位。

一些技术创新经济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来。

但是新技术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从产生到运用都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运用方向选择正确合理，依靠技术突破路径依赖将大大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但是如果方向选择错误或运用不当，同样会形成技术选择路径依赖的锁定过失，错失机遇，让别人“弯道超车”。

最后，世界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经济调整，已有的国际经贸伙伴关系受到巨大冲击。

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执政之后，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口号，迅速转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贸伙伴国家制造贸易摩擦，并退出多个具有多边主义性质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等等。

这些旋风般的举动，一举打破了国际社会花费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秩序。

英国脱欧行动也动摇了年轻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系，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陷入一场新冷战，中东地区战乱不断，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兴起，极端主义势力尾大不掉，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族群冲突加剧。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旧的格局秩序不再管用有效，而新的格局秩序还在摸索之中的状态。